地方教育科研基地建设的创新实践研究

教育科研基地建设是新时代课程改革背景下提升教育科研质量、推动学校教育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支撑与创新举措。在对教育科研基地的内涵与功能做出清晰界定的基础上构建的“头雁领航”地方教育科研基地建设模式,由“雁头”(核心理念与建设目标)、“雁心”(基本宗旨)、“雁翼”(创新路径)、“雁尾”(评估体系)有机组成。在教育科研基地建设与实践研究中,创新教育科研管理方式,充分发挥“头雁领航”的作用,带领基地学校以科研助力教育改革与发展,逐步形成了“群雁齐飞”的雁阵效应,产生了一批显性化的教育教学改革成果。

杜威访华与五四时期的地方教育界

杜威访华是五四时期具有重要影响力和意义的文化事件。以江苏省教育会为代表的地方教育界,在促成杜威访华和安排其在国内的行程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胡适对杜威的译介侧重于其实验主义哲学,希望借助杜威在北大的课程与演讲,提升北大的学术水准;而作为教育家的杜威,却主要在地方教育界觅得知音。这一分途在新文化运动中极具症候意义。透过杜威的眼光以及杜威访华所关联的诸多人事,我们得以重新思考地方教育界在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金代泽州地方教育探析

金代时期,泽州地区深受宋代理学思想余温影响,中原文化与北方草原文化在此碰撞,呈现多元化特点。从地域文化环境、代表人物、地方教育特点三个方面,探析金代泽州地方教育的发展状况。

江苏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省财政厅等部门江苏省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征收和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苏政办规〔2023〕9号)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各委办厅局,省各直属单位:省财政厅、省教育厅、省税务局《江苏省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征收和使用管理办法》已经省人民政府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2023年8月2日江苏省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征收和使用管理办法。

对地方教育史研究的思考

地方教育史研究不能成为全国教育史微型仿造品的制作,其根本任务应是揭示国家教育机制与地方教育机制相互交融、碰撞的过程及其规律、特色。因此,其着力点应定位在深入挖掘地方教育的文化精神,尤其是着力于对社会群体的关怀和对个体生命的尊重,这应该是教育史研究的深层追求。

地方教育电视台媒体融合发展策略研究

新媒体技术的更新促使地方教育电视台的工作方式和工作手段发生了明显转变,地方教育电视台工作人员应当对媒体融合发展的实施路径主动进行研究。本文从地方教育电视台实现媒体融合发展的工作难点入手,对其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进行剖析,并结合地方教育电视台的工作属性和工作职能,讨论适用于地方教育电视台的、构建媒体融合发展的工作实施策略,供相关工作人员参考,以期为提高教育电视台的媒体融合发展质效提供一定帮助。

地方教育智库“六教协同”建设模式——以广东省肇庆市为例

针对我国地方教育智库不能满足地方教育事业发展需要等诸多现实问题,为强化教育改革的顶层设计以释放教育科研活力,让教育科研跑出加速度,肇庆市构建了地方教育智库"六教协同"建设模式。该智库在推进其组织架构、人员配置、发展任务、管理机制创新的过程中,实施了以下建设策略:谋求科研向智库战略发展转移,为肇庆教育决策提供智力支持;突出肇庆区域教育特色,服务地方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搭建教育思想交流的平台,探索创造性解决教育问题的路径;打通各传播渠道引导教育舆论,实现"接地气"的专业化引领;构建地方教育智库"朋友圈",建立"开放兼容"的发展联盟。

地方教育学——来自时代的呼唤

随着新课程改革的全面铺开,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校本课程、探究学习等基于地方的经验教育随之兴起。超时空的、普适性的教育学已不足以指导当前兴起的基于地方的经验教育,而基于微观叙事的、扎根地方的教育学却为我们所需要。这种教育学既具有批判性,又联系地方生态,具有促进教育公平和地方可持续发展的双重目标。因此,建构地方教育学需要采用不同于普通教育学的研究范式,而教育研究批判的方法以及解释学的方法则是我们所需要的。

流动人口与地方教育财政投入——基于2000-2011年跨省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使用2000-2011年的跨省数据,证明流动人口分布与地方教育人口、教育财政投入和生均教育财政投入之间的关系,因教育阶段不同而不同。在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阶段,因流动人口输入地政府利用户籍拒斥流动人口子女,导致这些地区的中小学生规模(按占人口比重测量)及其财政投入(按占GDP比重测量)显著低于流动人口输出地区,而其生均财政投入水平则远远大于后者。在高等教育阶段,则因流动人口输入地政府没有动机、而且也不可能利用户籍制度拒斥非本地户籍生源,其大学在校生规模和财政投入规模不显著高于流动人口输出地区,生均财政投入水平也不显著高于后者。这些发现表明,不彻底改革户籍制度,包括"两为主"在内的教育公平政策将无功而返。

中国地方教育制度创新的动因、特征与绩效——基于“中国地方教育制度创新奖”的文本分析

在教育制度创新方面,中国地方政府从未停止探索的步伐,但对这些创新的主体、动因、领域、外部参与和绩效,则缺乏足够的研究。本文以"中国地方教育制度创新奖"为基础,运用文本研究的方法,对近三届159个创新案例进行了整理分析。研究发现:我国地方教育制度创新还存在"应景"式的一窝蜂现象,创新具有被动和倒逼的特征;教育制度创新的地域分布和内容分布不够均衡;社会公众、政府自身和非营利性组织在促进制度创新中作用不大;创新的外部参与和教育资源投入不足。对此,应从现行教育制度的解释权、政府对公众需要的回应性、教育改革的"硬骨头"和制度创新的绩效分析等方面加以解决。

中国地方教育立法:意义、现状与改革进路

地方教育立法是国家教育立法的地方模式,是国家教育法治建设统一性基础上的多样性与个别性。本文通过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教育立法文件的统计与归类,进行定量分析以呈现中国地方教育立法近30余年的现状、特点和发展趋势,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进一步完善的措施。在地方教育立法日趋活跃的背景下,提炼与总结地方教育立法的经验与规律,不仅可以为未来的中央立法提供素材与指引,还可以拓展教育法学研究的视角。

法国中央与地方教育立法关系的调整

世界各国的教育立法,根据其订立机构的不同,可以分为国家教育立法和地方教育立法两大层次。其中,在以集权教育管理体制为主的国家里,国家层次的教育立法占据着明显重要的位置,而在以分权教育管理体制为主的国家里,地方层次的教育立法又有着明显的优势。二战以来,为了更好地适应教育发展的需要,世界各国通过国家与地方教育立法关系的调整,使集权制与分权制教育管理体制出现了相互融合的趋势。开展国家与地方教育立法关系的研究,不仅能够使我们清晰地认识两大层次的教育立法机构不同立法地位形成与变迁的过程,同时,通过对一些深层次问题的挖掘,也可以使我们准确地把握世界各国教育管理体制中集权制与分权制相互融合的一些内在趋势。本次笔谈选取了五个国家作为研究的样本,其中,中国、法国、日本作为集权制教育管理体制的代表,美国和澳大利亚作为教育分权制国家的代表;同时为了更加清晰地说明问题,5篇文章有的是从宏观上对立法关系进行概括,还有的是从微观层面结合具体立法探讨此种关系。当然,从所选择样本的广度和对问题研究的深度来说,本次笔谈还有许多可以商榷的地方,但瑕不掩瑜。愿本次笔谈能够为包括中国教育立法体制在内的全方位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迪。

英国地方教育行政部门服务于学校改进的实践、特点及启示——基于英国“伦敦挑战”项目的分析

英国伦敦于2002年引入了"伦敦挑战"项目,旨在为伦敦市的儿童提供世界一流水平的基础教育。在该项目中,伦敦地区教育当局在学校改进中很好地践行了自身的服务职责———参与者、支持者、引领者、保障者,对改善学校面貌、提升学生学业成就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明代地方教育建设与进士的地理分布

本文从地方教育建设规模和潜在考生数量两方面,对明代地区教育发展与科举成就之关系进行了探讨。指出学校与科举在主要职能上的区分,在部分程度上给学校脱离科举的羁绊而获得一定的独立发展空间提供了机会;地方科举成就更多地依赖于地方所能够提供的考生资源,与学校、书院等的数量无直接关系。学校与科举之间的关系也还有重新进行研究的必要。

地方教育督导评价工作现状调查

一、我国地方教育督导与评价工作现状教育督导与评价,是我国地方教育管理的重要手段和措施。教育督导与评价制度是否建立、完善并行之有效,是衡量我国地方教育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准之一。为了更加清楚地了解我国地方教育督导与评价工作的现状,我们将其按省、地区(含计划单列市、省辖市)、县(区、县级市)三个层次,城市与农村两个侧面加以说明。 1.省级教育督导与评价的实况。湖北省原教育厅于1984年正式任命督学4人。

乡绅、地方教育组织与公共事务——以明清江西吉安府为中心

明清时期,地方乡绅往往特别关注地方社会秩序的建设,热衷于参与各种地方公共事务。在办理各种地方公共事务的过程中,吉安府乡绅创建了形式多样的,以乡绅为主导的民间组织。由于吉安地区人文昌盛,儒学教育极为发达,各类地方教育组织往往演变成为地方公共事务管理中心。明中叶前后,吉安府的书院与讲会,清中叶以后吉安各地的文会与宾兴会,都不仅具有儒学教育的功能,而且与乡绅阶层的“化乡活动”密切相关,成为乡绅参与地方政务、进行地方公共事务管理的场所,从而促进了基层社会管理的儒学化趋势。

我国民族地区地方教育立法的经验及问题

民族地区地方教育立法是保障民族教育发展的法律支撑。加强民族地区地方教育立法,为优化与规范我国民族地区依法治教提供了法律保障。近年来,民族地区地方教育立法取得了明显进步。通过总结立法经验,能够为今后民族地区地方教育立法提供借鉴。民族地区地方教育立法存在诸多空白点;地方教育法规针对性、操作性有待提高;地方教育立法对保持民族差异性关注不够;地方教育执法监督机制尚待完善。这些仍是阻碍地方民族教育立法发展的绊脚石。为此,各民族地区要加强推进民族地区地方教育法规体系的建立;立法要着眼于民族地区教育实际问题解决;立法应融入民族地区地方特色与民族传统文化;加大民族地区地方教育执法监督力度,确保民族地区地方教育立法不断完善。

地方教育立法过程及相关因素之研究

地方教育立法过程一般分为提案、审议讨论、通过、公布等几个阶段。每个阶段都应遵守相应的程序,考虑各方面的利益。在地方教育立法过程中,除了地方政府、地方人大、教育机构及学校团体外,其他新闻媒介、利益团体、利害关系人、专家学者及民众意见等都可能对教育立法过程产生影响。除此之外,还应注意一个现象,即各个省市之间教育立法的协调问题。区域间的立法协调可以通过两个途径加以解决,一是进行联合立法,二是联合制定规章。

试论我国的地方教育立法

地方教育立法是相对于中央教育立法而言的,它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地方教育法包括地方性教育法规、自治条例中有关教育的条款和教育的单行条例、教育的地方政府规章。地方教育立法形式多样,地方教育法规、规章之间的效力等级关系较为复杂。

地方教育制度创新:理论特征与现实问题

地方教育制度创新是地方治理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各个地方政府从本地实际出发,通过自主的探索实践,形成了一系列落实国家政策、解决当地实际问题的政策措施。在这个意义上说,地方教育制度创新是宏观政策"落地"的重要实践路径。研究和归纳地方政府教育制度创新的基本特征,并从中发现存在的问题,对于科学理性地分析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推动政府教育责任履行,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