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中央—地方权限划分与区域管理模式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及权限的划分,以及由此所决定的国民经济的区域运行和管理模式,对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在回顾了我国中央一地方权限划分与区域管理模式演变的历史后,论述了当前我国主要经济领域中央与地方政府管理权限的现状,提出了未来我国中央与地方经济管理权限划分的新思路。

中央和地方权限的划分

在政治学上．国家的权力分配一般包括两种不同的意义：一种是横向的分权，指的是行政、立法、司法等权力的划分；一种是纵向的分权，指的是中央与地方权力的划分。

流浪乞讨与管制——从贫困救助看中央与地方权限的界定

随着《收容遣送办法》的废止,个人自由权利与社会治安秩序之间的现实冲突比过去更为突显。应转变中央和地方关系的传统思维,在允许地方更多自主权和选择权的同时,更充分地保障公民个人的宪法基本权利。无论是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法律界定,还是公民权利的宪法保障,都要求建立独立的司法机构以审查地方立法的有效性。

新立法体制下我国地方立法权限配置若干问题的探讨

修改后的立法法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后,我国立法体制呈现的是"一元三级"的立法格局,这是我国的一大特色。在这一新立法体制下,为了更加充分体现我国立法的"统一性"和"分级性",从地方立法权限科学合理配置的角度出发,一方面需要对中央和地方立法权限作更加缜密细致的划分;另一方面,就省级地方性法规和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来说,其权限的划分及各自的立法重点,则是一个迫切需要研究解决的重大问题。此外,在地方立法中还涉及地方性法规与规章的权限划分问题,这个问题一直模糊不清,需要根据立法法修改决定的要求和精神作进一步厘清。

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地方立法的权限界分

随着各地市政公用事业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已有多个省市制定了相关地方性法规或地方政府规章。在地方立法中,哪些内容只能由地方性法规规定?哪些内容可以留待政府规章予以完善?各地方呈现出诸多不同,说明实务界对此存在不同理解,抑或是这两个问题根本未引起应有的重视。在任何一个立法工作的细节当中,坚守宪法和法律关于立法权限界分的规定,对于树立法治权威和立法活动自身的威信至关重要。

新立法体制下我国地方立法权限配置问题

新修改的立法法赋予所有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我国的立法体制进一步完善。在新的立法体制下,中央、省级、设区的市国家权力机关及有关行政机关分别享有立法权,从立法主体数量上呈正金字塔形,从立法权限上呈倒金字塔形,适应了国家和地方治理的需要,是我国立法体制的一大特色。在新的现行立法体制下,如何有效发挥地方省、设区的市两级立法机关的职能作用,调动地方立法的积极性、

略议地方立法权限

立法权限是指立法机关行使立法权的范围界限。设定立法权限是《立法法》的重要任务。《立法法》用了3个条款分别就哪些“事项”制定为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作出规定。其中，第8条规定全国人大制定法律的事项采取了列举式，列举了10项属于专属立法权，即只能制定为法律的事项。第56条规定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的事项主要为“宪法第89条规定的国务院行政管理职权的事项”。《宪法》具体列出的事项共有18项，因此，可以认为这是一种间接的列举式。第64条规定地方人大制定地方性法规的事项则不同于列举式，而是较为原则地归纳为三类事项：一是“为执行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需要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作具体规定的事项”；二是“属于地方性事务需要制定地方性法规的事项”；

论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限——基于《立法法》的梳理与解读

新修改的《立法法》在赋予所有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的同时,明确了地方立法权限范围。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限范围可以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进行分析。从横向划分看,设区的市地方立法只能就"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的事项做出规定;法律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原有49个较大的市的地方立法,涉及上述三类事项范围以外的,继续有效。从纵向划分看,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可以规定执行性、地方性和先行先试性的事项,但不得涉及立法法规定的只能制定法律的事项。此外,设区的市地方立法还不得与上位法相抵触。同时,在实践中还需要明确设区的市人大与其常委会立法权限划分、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与本级政府规章立法权限划分以及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与上级政府规章的关系。

关于地方立法权限与立法规模控制

现在有一种不适当的认识,只要讲到加强某方面工作,不论有无上位法,也不考虑现有法律规范是否健全,就急于制定相关地方性法规,似乎有了地方性法规,就有了社会控制手段,相应的本领域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陷入一种言必称立法的泛立法主义误区。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深化依法治国实践,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这对新时代地方立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1979年制定的地方组织法规定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地方性法规制定权,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赋予地方立法权。

如何把握《行政处罚法》有关规定与地方立法权限的关系——在第二十三次全国地方立法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今天我想重点讲一下《行政处罚法》与地方立法权限的关系。多年来,从事地方立法的同志一直在呼吁,要求调整'行政三法',即《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法》中地方立法权限的规定,希望在遵循'不抵触'原则的基础上,给地方更多的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许可方面的立法权限。全国人大法律委、常委会法工委高度重视这个问题,法工委专门组织人员开展课题研究,到北京、河北、上海、浙江、江苏等地调研,认真听取大家意见;召开专家座谈会,委托高校、研究机构开展专题研究;

地方立法权限之再审视

从立法权限划分的角度看,我国现行立法体制是中央统一领导和一定程度分权的,多级并存、多类结合的立法权限划分体制。建国以来,我国地方立法权限的演变,经历了从有到无,再从无到有,接着规范即权限实质缩小的发展轨迹,其中最主要的节点为:1949年、1954年和1978年,1996年以及2000年。十八大前后,中央对地方进行了放权,地方立法权限有了扩权的趋势。对于地方立法权限的把握,应当从宏观与实践层面出发,以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和促进法律体系的内部和谐。

关于界定地方税管理权限的构想

我国自１９９４年全面推行分税制财政体制后，按照“同一税法、公平税赋、简化税制、合理分权”的原则，建立了地方税收制度的基本框架，对妥善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加强宏观调控、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多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现阶段地方税管理存在着管理权过度集中，税种、税率僵化，财权与事权背离，征管机制不科学等一系列矛盾和问题，制约了地方政府巩固和发展生产的积极性，阻碍了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加快地方税改革步伐，科学界定地方税管理权限已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摆在中央和地方面前不可避免的现实问题。

《立法法》中部门立法与地方立法权限冲突

杨利敏在《法学》2000年第6期撰文论述了《立法法》中部门立法与地方立法权限冲突的问题。作者认为，立法法第64条规定，地方法法规可以就“为执行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需要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作具体规定的事项”和“属于地方性事务需要制定地方性法规的事项”作出规定；第71条规定国务院各行政部门可以“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在本部门的权限范围内”制定规章。

立法法修改的历史沿革、主要内容和地方立法工作建议

立法法是规范国家立法制度和立法活动维护社会主义法治统一的基本法律,被称为“管法的法”。2023年3月13日,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立法法的决定,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以下简称“立法法”)继2015年修正8年后的第二次修正。立法法第二次修正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重要举措,完善了立法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合宪性审查制度、地方立法权限与机制、监察立法和立法体制机制,为护航新征程,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地方税管理权限的内容及划分

地方税管理权限的内容及划分●内江市财政局税政处为了理顺中央与地方财政的分配关系，更好地发挥国家财政的职能作用，增强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和部署下，１９９４年我国财政税收体制进行了全面性、结构性的改革...

清洁发展机制的地方法律政策支持

2005年至今,清洁发展机制(CDM)项目在我国获得了很大发展,但目前的国家管理体制也存在一定弊端:一方面地方难于参加到CDM项目的管理和实施机制当中,另一方面地方对CDM项目的发展又有合理需求。有必要改革这种中央管理机制,提供政策和法律制度支持,让地方参与到CDM的管理和运行机制中来,实现CDM项目的健康良性发展。

论设区的市地方立法中“法律责任”的设定权

设区的市地方立法的法律责任主要涉及违法行为的行政法律责任,特别是对行政相对人不履行义务的行政处罚和行政强制等内容。目前的法律对设区的市地方立法的法律责任设定限制过于苛刻,要求必须严格依照上位法的规定来设定,这严重影响了地方立法的有效实施,影响了地方立法在地方治理中的作用以及积极性。有必要对我国《行政处罚法》《行政强制法》《立法法》相关内容进行修改,以适当扩大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法律责任的设定权。

浅议我国地方立法的完善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地方立法的发展,我国地方立法权限的不断扩大正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如何适应市场经济对地方立法权限扩大的客观要求,完善地方立法是我国法治建设的关键问题。只有从传统的计划经济权力立法的观念中转变出来,树立市场经济权利立法的正确思路,认清中央与地方权力机关之间、地方权力机关与地方行政机关之间的权限划分性质,走放权与严格监督之路,才能真正完善我国地方立法。

地方政府在突发传染病事件中的法律应对

地方政府在自己的法定权限范围内有权积极主动应对突发传染病事件,所依据的原则是分级负责原则而不是属地管理原则。省级政府有权通过疫情预警制度、省级卫健委有权通过授权制度公布疫情,县市级政府有权通过防控措施的公告制度公布疫情或者根据委托公布疫情。对是否"封城"即封锁疫区,地方政府有权根据法律规定的、不可放弃的公共安全需要实施合目的性裁量。对符合法律条件和事实条件的,应当封锁疫区。但未宣布疫区即实施封锁的,存在严重瑕疵。地方政府的防控措施应当足以实现法定目的,且符合利益衡量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