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海地方法院看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法制近代化(1927-1937年)

江苏上海地方法院是近代上海区域法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该院在江苏上海地方审判厅的基础上改组设立。作为法制近代化产物的新式法院,不仅没有获得系统性制度和资源的支撑,反而饱受中国传统文化中负面因素的影响,“郑杨案”的发生更是使得法院一度陷入困境。沈锡庆接任院长后,面临案件数量激增,司法行政事务繁杂和涉外案件众多的艰难处境,通过其积极努力一一作出了应对。上海的特殊地位常引来中外各方势力在此博弈。上海特别市建立后,更出现与江苏省的省市之争,使得江苏上海地方法院身处夹缝之中,处境日囧。然而在有限的空间中,其仍实现了华界法制的全面近代化并协助收回了租界法权。

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政法专项编制动态调整机制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全面准确落实司法责任制。统筹使用法院检察院政法专项编制、实行动态调整,是优化法院检察院政法专项编制资源配置的重要方式,是持续深化司法责任制改革的重要保障。近年来,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机构编制省级统一管理相关制度已经相对成熟,在此基础上,我们以某省为例,全面分析基本情况,提出了统筹使用法院检察院政法专项编制、实行动态调整的衡量基准和方法路径,以期为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政法专项编制配备实现“人案相适”提供思路。

超越地方法团主义——以N区“政经分离”改革为例

伴随市场化改革和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农村经济高速增长,农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但农村社会治理问题日益凸现,由价值和利益分化导致的社会矛盾也逐步增长。因此,有必要重构既有用来解释中国农村乡镇企业发展的地方法团主义理论。"政经分离"改革不仅是N区基层治理模式的重构,也是我国城乡统筹、社区建设、治理创新和政府转型的探索、创新和发展,为新时期我国农村社会治理创新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模式。文章基于"超越地方法团主义"视域研究N区"政经分离"制度背后的理论逻辑及实践效果,为国家农村社会治理改革顶层设计寻求理论支撑和其他发达地区的具体实践提供决策依据。

地方法院发布“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的生存样态及可能走向

国家对地方法院发布的"司法解释性质文件"行为的否定性态度,与地方法院漠视及迂回的应对策略形成鲜明对比。正视地方法院发布司法解释性质文件行为是一种正负效应的结合体。运用法律自创生理论分析地方法院发布司法解释性质文件行为的负外部效应,通过法律制度自我完善可以克服其负效应影响,赋予地方法院发布司法解释性质文件权限,并在其生成的内容、形式及程序上设置法律考核标准,以保证其正效应得以释放。

地方法院行政诉讼制度创新的法理解读--以上海法院近五年的实践为例

地方法院行政诉讼创新实践为国家司法政策制定提供了丰富素材,理应纳入行政诉讼法学研究视野。在区域法治建设典范的上海,法院对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的路径探索,揭示了合意性纠纷解决与决定性纠纷解决、法院合力化解与府院联动化解的辩证统一;行政审判白皮书发送、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旁听讲评和规范性文件审查衔接等延伸行政审判职能的创举,彰显出法院自治型司法与回应型司法、法治政府建设监督者和促进者的双重面相;诉前调解和法官释明等诉源治理方式的推行,预示着司法能力向化讼止争与减诉少讼、理性维权与文明促进的迈进。上海法院行政诉讼创新实践的别样图景,有望形塑一种新型互动式行政诉讼制度生长路径,发挥行政审判制度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应有作用。

清代省例:地方法对中央法的分权

清代省例,作为中央法的补充和发展,形而上它是以地方性事务为规范对象、以地方行政性法规为主体、兼含少量地区性特别法的一种法规汇编,在各行省司法、行政执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司法指导与规范作用。形而下是对中央法的分权,在立法主体上,省例不是出自中下或基层行政官员之手,而是以地方大员中地位最高的行省长官为主要制定者。在地方性的行政法规中,省例作为对中央法的立法创新及分权,既有地方特色和个案差异,又有其地方为中心立法的法理基础和社会根源。

论党对地方法院组织领导的法治化变革

目前党对地方法院工作的组织领导,由以地方党委为核心的外部结构、以本院党组为核心的内部结构和以上级法院党组为核心的中间结构三环构成。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按照"去地方化"和"去行政化"的主线全面推进,可能削弱地方党委的外部领导和本院党组的内部领导,但将极大强化上级法院党组的中间"领导",而该强化有违审级独立原则和党的领导的制度架构。应站在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和水平、全面推进依法和依宪执政的高度,辩证地看待党的领导的现状和受到的冲击。通过完善法律规范体系和党内法规体系,确立党的外部领导民主化、内部领导自治化和上级法院"领导"委员会化,实现党对地方法院工作组织领导的法治化。

省以下地方法院统管之问题探讨——兼论审判体制改革之粗略构想

我国现行审判体制的制度基础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依据是人民主权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国家学说。在现行体制下,省以下地方法院更多地属于地方政权机关,而不是中央审判系统。要实现地方法院人财物统管,长效的办法是修改宪法等法律,将地方审判系统从地方人大脱离出来、收归中央,同时实行不同职能的法院分设。过渡性办法可以形成省以下地方法院统一的人员推荐方法和财政预算方案,交各地方人大通过。

基于计算机网络的地方法院案件管理系统

本文主要介绍了地方法院计算机网络建设的重要性，体系结构的设计方法。最后，根据地方法院案件管理的程序和特点建立了一个具有一定通用性的案件管理信息系统。

《创制、运行及变异——民国时期西安地方法院研究》会谈

葛洪义：今晚沙龙的主持人余军教授现在还在从玉泉到咱们这儿的路上,所以我就开个头.今天是我们中国地方治理与法治发展研究中心学术论坛活动,本次论坛我们非常髙兴地请来了天津财经大学的侯欣一教授,由他就民国时期的西安地方法院给大家作一个介绍.学术沙龙是我们地方治理与法治发展研究中心建立的一个小型的跨学科的交流活动,主要目的在于通过小范围的就某一特别专题进行集中讨论,拓展相关的研究领域,因此在设计上我们就要求请不同学科的（学者）.

试析清代蒙古地方法中的民事法规

清代蒙古地方法规有关民事法律行为的规范,是在继承北元时期诸法典中的民事法律规范内容的基础上,对物权、债权债务、婚姻家庭和继承权等方面进行的更为详细的规定,成为蒙古封建扎萨克诺颜自主裁决的独特法律规范。

美国联邦地方法院标的管辖权的晚近发展——兼论中国涉外企业在美国诉讼的实践问题

本文认为在国际商事交易中我国企业要善于利用国际民事诉讼维护自己的权利。我国和美国经济往来甚多,商事纠纷时有发生,我国企业常常需要到美国进行民事诉讼。选择法院是在美国诉讼的至关重要的第一步,标的管辖权是案件进入美国联邦法院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本文着重论述了美国联邦地方法院的标的管辖权的理论、实践运用和最新发展,以期有助于我国涉外企业在美国诉讼。由于美国联邦法院的标的管辖权和我国民事诉讼法有关管辖权的规定很不相同,本文也有助于通过比较研究促进我国民事诉讼法的发展。

抗战时期的基层司法人员——以自贡地方法院为例

历史上自贡因盐聚人建城，井盐发达。抗战时期自贡为后方重镇，井盐承系国家安危，但难免盐业纠纷扰乱。所以这要求自贡地方法院司法者积极发挥作用，妥善处理盐业纠纷案件。

“中国法学会召开加强地方法学会建设工作会议”

为贯彻落实中央对法学会工作的指示精神，研究探讨在新形势下加强地方法学会建设问题，中国法学会于今年6月上旬在大连召开了加强地方法学会建设工作会议，广东省法学会会长王骏等同志出席了本次会议。

湘西凤凰古城旅游发展中的地方法团主义:逻辑与结果

地方法团主义产生于特定的环境条件,可用以剖析地方经济发展与社会结构演变中的政企关系。本文选取凤凰古城为案例,借助该理论分析古镇旅游地经营、发展与管理过程。结果发现,古镇旅游地发展中的地方法团主义运作涉及权力、资本、社会三方利益主体,各方凭借自身的角色与行为特征参与古镇旅游发展,并展现出多元利益博弈关系。权力和资本力量“共谋”了地方旅游业的发展进程,但社会力量同样可通过特定方式与创造性转化能力左右地方法团主义的机制与走向。然而,这种运作逻辑使该模式本身存在内在缺陷,容易引致不良的社会后果,需要由政府发挥其行政力量加以干预和克服。

地方法院插手商标确权后果堪忧

虽然我国《商标法》明文规定，商标转让必须到国家商标局履行核准手续，商标争议由商标评审委员会裁定，但地方法院越过国家商标局和商标评审委员会，在民事判决中直接确定商标权归属的案子，每年仍有约1000件。

司法改革中地方法院审判委员会宏观指导职能的重置——基于C省审委会制度运行的实证分析

审判委员会作为法院的最高审判组织,对审判经验进行总结,对审判活动进行宏观指导,是其重要法定职能。但通过对C省法院审判委员会宏观指导职能的实证分析发现,由于制度性学理性资源不足、法院内部对审委会权力配置不到位、地方法院层级性权力限制、法院内审判资源和工作负荷分配不合理等因素,导致审委会宏观指导形式不明确,随意性强,职能作用弱化。在本轮司法改革当中,应当着力针对这些问题,进行具体的制度机制构建、完善,实现审判委员会宏观指导职能的重置。

新时代地方法学会有序参与并积极促进地方立法质量提升研究

针对新时代地方立法质量提升面临的地方立法人员数量与地方立法工作量不匹配,地方立法队伍能力与地方立法质量要求不协调等矛盾,地方法学会应充分发挥其在地方立法研究与实践中的高端智库作用,有序参与并积极促进地方立法质量提升。

变电站综合自动化系统接地方法及消除干扰

结合实际,谈谈变电站综合自动化系统接地方法及消除干扰。

地方法的积聚及其法典化——以五代至宋的特别法为中心

在宋代，作为一般法的海行法有律、《建隆编敕》、《元丰敕令格式》等。除此之外，还有《农田敕》、《吏部七司法》、《福建路令》、一路敕等适用于各个地域、部局的个别法典以及针对每项事务的法典，这些都是特别法。“天下土俗不同，事各有异，故敕令格式外，有一路、一州、一县、一司、一务敕式，又别立省、曹、寺、监、库、务等敕凡若干条”（《长编》卷三四四，元丰七年三月乙巳），据此可知，地方的特别法与中央部局（司）的特别法在形式上是相同的。然而，在考察开封、杭州的中央政府与各个地方之间法的关系时，路敕、路令、州敕等地方法典则特别重要。其数量非常之多，从乾道到淳熙，地方的特别法据说有1200卷。特别是福建有《福建路令》、“福建路婚葬丰厚等条”等，反映当地习惯的法律不在少数。在这种参酌地方习惯的宋代的立法形式中，有背离传统礼教与律之原则者，如女子分法（男二女一分产法）。虽然明清时各省各部制定了与部局、地方相关的法规，即则例、省例，但反映地方情况的法典编纂，则为宋代所特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