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是技术进步还是技术效率变动?

在绿色索洛模型的基本框架下,结合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将模型中的重要研究变量即技术因素,进一步引申拓展为考虑到可持续发展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且基于中国省级空间面板数据,首先用熵权法测算出地方环境规制水平,采用方向性距离函数计算出省际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其次,通过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得出在地方环境规制下,地区间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空间溢出效应,通过检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分解出的技术进步指数的空间溢出效应尤为显著,最后验证三者间存在门槛效应。结果显示:由于地方环境规制政策的互动,强化了区域间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应,与此同时,技术进步是区域间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关键,合理的环境政策能够刺激企业的技术进步,由创新带来的收入能够抵消甚至超过污染治理的成本,实现创新补偿,最终强化污染治理和经济增长"双赢"的可能性。

政绩考核与地方环境规制策略

文章通过演化博弈阐释中央、地方政府策略活动的过程,探究政绩考核对地方环境规制策略的影响,阐明了政绩考核作用于地方环境规制的机制与路径。研究表明:考核结构、考核力度及奖惩水平是影响环境规制策略的核心因素,压力型问责与运动式治理是影响发生的传导机制与运行路径。此外,过度地依赖政绩考核,容易形成治理系统的有限开放、问责的泛化以及治理绩效反弹等局限性。

地方环境规制中的代际公平问题研究

代际公平问题涉及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福利和资源分配问题,是衡量可持续发展的标准之一。在地方层面,由于代际市场的缺失以及代内决策者的有限理性,环境规制很难避免代际外部性和代际利益冲突的产生。结合我国转轨时期的现实背景,对地方环境规制中的代际公平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改革思路和政策建议。

地方环境规制中的公众参与:基于代际的视角

由于地方政府和企业两方利益主体本身缺陷的客观存在,导致了地方政府环境规制过程的扭曲和失灵问题,需要强调和重视地方环境规制中的公众参与。通过促进民间环保组织的发展、强化环境信息公开,以及构建代际补偿机制等途径,最大程度地发挥社会公众对地方环境规制过程的监督和支持作用。

地方政府环境规制与审计费用--来自民营重污染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文本分析法",以2006～2015年手工整理的地方政府年度工作报告中包含环保类关键词的字段和句子数刻画环境规制程度,实证检验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对审计费用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增加了辖区内民营重污染上市公司的审计费用。该结论在排除替代性解释、替代变量以及控制内生性等稳健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进一步分析发现,在内部控制薄弱和技术创新水平较低的样本中,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对审计费用的影响更加显著。本文的发现丰富了环境规制和审计费用的相关文献,为建设"美丽中国"背景下的我国重污染企业如何走出环保困境,具有一定的理论贡献和现实启示。

比例原则视角下地方环境行政规制合理化研究——以农作物秸秆禁烧为切入点

地方政府作为行政区划内环境质量的法定责任主体,其环境保护义务的有效履行与行政规则的合理化程度密切相关。然而现阶段以"农作物秸秆露天禁烧和综合利用"为代表的地方环境行政规制,普遍存在规制目的错位、规制手段单一、利益衡量片面等合理性欠缺的问题,不仅致使环境公共利益的缓慢增进、治理成本的高额投入与民众的热切期许难以协调,且环境行政规制自身的效能、效率、公平性等方面亦无法兼顾。探究地方环境行政规制合理化欠缺的症结,规制目的—手段的错位不容忽视。比例原则作为公法上普遍适用的重要原则之一强调规制目的与手段的理性平衡,其包含的妥当性、必要性、均衡性内涵分别从目的导向、实效导向、价值导向对行政权力的行使进行规范。借助主权性权力实施的地方政府环境行政规制行为,应将比例原则作为地方环境行政规制理念及制度设计的价值取向之一,方能扭转官僚群体目的理性约束下规制目的的形式正当导向、传统思维固化下规制手段的命令控制型偏好、行政权力主导下规制利益的衡量缺失。具体而言,首先明确生态环境质量监督管理责任,以动态的环境质量实效考察促使地方环境行政规制将维护环境公共利益作为规制目的正当性的唯一考量;其次从增进环境公共利益出发"多元因应"规制手段,将规制机关与被规制者在信息交流中达成的合意理性作为确定最小侵害手段的重要基础;最后实现地方环境行政规制的利益均衡,不仅强调社会整体利益与环境公共利益的均衡,更应通过公众参与的程序正当确保公平分配环境负担。

转轨时期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失灵:基于代际的视角

经济转轨时期,任期限制和以经济增长为考核指标的晋升激励形成了地方官员特有的"政治生命周期",客观上造成了地方政府与经济社会的代际结构的不一致,是导致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失灵的重要原因。从代际维度了解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失灵的表现,探索纠正此类问题的对策与途径,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

地方政府环境规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其中,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是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选择。本文以国家环境保护重点城市政策为契机,从要素配置视角构建一个相对统一的分析框架,剖析了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机理及其蕴含的理论内涵。研究表明,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总体上有利于遏制环境污染的同时,会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产生弱“U”型(近乎“L”型)影响;这体现在国家环境保护重点城市政策对地级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但随着规制力度增加,不利影响明显减弱、趋于消失。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分析也得到了类似结果,为基准结论提供了良好的微观证据支持。这表明地方政府环境规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可较好地实现“鱼与熊掌兼得”。要素配置机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地方政府环境规制会影响企业自融资机制,进而对要素配置效率产生弱“U”型影响。本文对于完善地方环境治理以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企业绿色投资提升了企业环境绩效吗——基于效率视角的经验证据

本文从效率视角将企业的绿色投资与环境绩效联系起来,应用SBM-DEA方法和我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污染物排放量的详细手工数据,对微观企业级的绿色投资效率进行了量化与分析。研究发现,企业绿色投资效率总体偏低,且主要是由投入冗余问题造成的,说明管理层只是粗放地对环境维度进行投资,忽视了资源的有效分配和价值创造使用。进一步发现,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执行力度对企业绿色投资效率具有倒"U"型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与小规模企业中尤为显著。此外,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执行与企业绿色投资冗余之间存在"U"型关系,而这种关系也仅在非国有企业与小规模企业中显著。本文结论表明地方政府应通过差异化执行环境规制来优化企业绿色投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