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知识与海岸带规划——一个东南渔村环境抗争的人类学分析

随着全球环境危机的加剧,通过单一的规范性和普遍化知识应对环境冲突面临着多方面的困境和风险。因此,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理念下,环境冲突解决机制应朝着多元主义转向,重点关注地方知识系统与科学知识体系在环境运动中的协同价值。文章以一个东南滨海渔村的环境抗争过程为实证案例,考察地方组织、地景叙事等地方知识传统与海岸带规划、环境政策等规范性知识不断博弈互动,以及与普遍性科学知识嵌入重组的地方实践,呈现环境议题的复杂性。在此基础上,新时代环境冲突的研究应关注不同利益主体在多元文化情景中生成的地方知识与科学知识之间的互动逻辑,转向多元复合型的环境冲突解决机制。

地方知识的传续与再造:宁夏红寺堡生态移民村水文化变迁田野观察

对西北干旱区而言,有限的水资源制约着区域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生活在干旱区的人们,围绕水的生存实践,构筑了关于取水、储水、用水、惜水、爱水的地方知识体系。国家通过水利工程调节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的问题,有效缓解了干旱区的人水矛盾。“宁夏扶贫扬黄灌溉工程”的实施,将宁夏南部山区不具备生产生活条件的100万人口迁往灌区,从根本上解决了贫困问题。基于宁夏红寺堡溪村的田野调查,尝试对这一人群关于水的地方知识的再生产过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从干旱的山区搬迁至有黄河水浇灌的溪村,关于水的地方知识再生产过程中,并没有和原来的地方知识体系完全断裂。地方知识随着人群的迁移而动态发展,并且在新的环境中进行传续与再造。在乡村振兴语境下,要关注移民搬迁后科学知识与地方知识有机结合的可能,探索干旱地区乡村社会多元发展的路径,以及生活在其中的农民从生存伦理迈向发展自觉的内在逻辑。

土司书写的影视表达:隐喻、渐进与地方知识——以羌族电影《红色土司》为例

土司制度是中国历史上地方治理的方式之一。近年兴起的关涉土司的文学书写和影视表达,引发了历史研究和跨学科探讨。在土司影视的成长过程中,2019年上映的《红色土司》成为反映羌族革命英雄主义的里程碑。本文从该片的背景介绍出发,重点分析影片中的隐喻意涵、线性叙事的渐进手法以及地方知识的嵌入。余论展望土司影视艺术,期待土司影视系统化的规制和发展;相关史料需要进一步做艺术和情感方面的处理,使历史时代的具体经验为今所用、于今有利。

乡土中国视角的江村研究:地方知识、现代特征及未来愿景——从《江村经济》与《乡土中国》出发

乡土文化是中华文明呈现、传播、传承的核心要义。随着当前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加速,现代化的生产生活方式不断渗透到乡土文化的肌理中。研究发现,乡土文化变迁主要表现为从封闭性同质化到开放性异质化、从“生存理性”到“生活理性”、从“熟人社会”到“利益社会”等现代特征转向。这种变迁对“乡土中国”的“乡土本色”产生影响,但乡土文化实质并未改变,仍以“形散而神聚”为特点而存在。当前,乡土文化仍然是构建村落共同体的情感基础,也是构筑乡村社会“精神家园”的核心要素,应深入分析乡土文化现状,推动乡土文化与乡村振兴相结合,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乡土文化建设,以此推动乡土文化实现现代化转型。

“回到事物本身”——关于教育研究中地方知识的辨析

当前,教育学界关于地方知识的讨论存在“内容理解简单化”“合理性论证普世化”以及“价值取向工具化”三种倾向,其根源在于缺乏对“地方知识”这一“概念本身”的充分理解。为此,要“回到事物本身”,即对地方知识进行其原学科的解读,探明其产生的阐释人类学脉络,明确其对于不同文化体系的特殊性和平等性的强调。在此基础上,正视地方知识的复杂性与动态性、共同性与差异性,挖掘地方知识的教育价值,从而更好地将地方知识教育学化,为当今普遍知识教育进行具有文化相对主义关怀的补充,以进一步培育学生更为全面和正确的思维方式。

地方知识的边界--以酸菜地方知识为例

2022年的“土坑酸菜事件”引发了大讨论,市场上以传统工艺之名生产的酸菜也受到较多的质疑。从酸菜生产的地方知识角度来说,需要看到地方知识在地域、群体与功能等三个维度上的边界性,社会变迁与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是酸菜地方知识边界被突破的关键影响因素。在社会变迁的具体历史中,要充分重视地方知识拥有者的知识和行动,激发他们的活力和创造力。

地方知识的生产——美国中镇田野调查过程回顾

人类学地方知识的生产是一个过程。选择田野调查地点是开端,以既有的学术联系作为基础开启新的社会联系。参与观察是整个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基础。研究者需要通过公共活动进入田野,以自己的付出和行动获得地方的人格,并且住在当地人家里,来获得对当地人日常生活更为切近的观察,建立私人联系,进行更为紧密深入的交流。基于参与观察的田野日记是民族志的重要材料来源。在参与观察的基础上确立访谈对象与访谈内容,并在整理笔记的过程中进一步调整研究思路。搜集地方资料也与参与观察相关,通过对一些活动的参与,与当地学者互动,了解地方资料的情况并进行查阅。地方知识并不是理所当然的,最终在文化比较和翻译中产生。

鄂西南地区地方知识再生产与美洲粮食作物引种

清朝初年,美洲粮食作物开始在鄂西南地区引种,至清中期成为当地的主粮。新作物的引入和落地生根无疑是地方经济、社会、文化发展进程中的重大事件。这些适宜南方山区种植的粮食作物不仅改变了当地民众的生计方式,也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随着玉米、红薯、马铃薯的引种,当地人逐步认识到引进农作物与自然生境的关系,并在既往劳动实践经验积累的基础上摸索总结,重新构建了一套从作物管理、收获贮藏到食品加工的完整的地方知识体系。同时,新作物的引种、推广和传播通过集体劳动促发了民众文艺活动,丰富了文人创作题材。民间劳动歌谣还与地方传统祭祀礼仪相结合,充实了民众的精神生活,延续和传承着地域传统文化。

国家战略与地方知识:“郑家庄”村庄治理共同体建设实践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与内涵,基层民主是基层治理的应有之义。基于对“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郑家庄这个多民族村庄的调查研究,以微观场域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地方经验透视国家战略,探析地方实践蕴含的地方知识及其背后折射出的国家战略的政策内涵,这对推动国家战略落地基层、探索民族地区基层治理的路径具有重要意义。

科学知识的合理重建:在地方知识和普遍知识之间

在传统科学哲学或逻辑经验主义看来,科学知识一旦得到确证就会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但后现代科学哲学往往把科学知识看做"地方知识"、"作为文化和实践的科学"等等。其实地方知识和普遍知识都具有共享的评价标准:可检验性、解题能力和集体认可,并不存在截然分明的界限。从这个角度看,地方知识就是得到当地检验、能够解决当地问题、且得到当地认可的知识,普遍知识不过是得到了更多的检验、能够解决本地之外的更多问题、被更多的文化所认可的知识。地方知识与普遍知识之间的区别无非是经验证据的多寡、解题能力的大小、认可程度的高低。普遍知识在本质上就是地方知识的自我超越。我们尊重用本民族文化写成的地方知识,但更鼓励地方知识不断自我超越,走向更加广阔的文化空间。

“参与观察”旅游与地方知识系统

作者认为走马观花式的旅游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人们的记忆和生活中很快会成为过眼云烟，而只有旅游者“身心体验”地深入到旅游地的文化当中，才能真正体味到旅游中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精神的相得益彰，体味到旅游的文化含量，从而使旅游行为提升一个层面。这种“参与式旅游”与“地方知识系统”将成为旅游行为中根本的内涵及关键。

宋代江西民间书院与地方社会新论——以地方知识阶层的参与为视角

统治者重教兴文,印刷术普及等是宋代江西民间书院兴起的外部环境;江右经济飞速发展,地方知识阶层渐起并积极参与地方事务乃其内部动因。宋代地方知识阶层为谋求个人出路和实现"为社会而存在"的价值,以其自身的优势积极地参与地方事务,并成为地方社会的主导。他们参与兴办民间书院,以此作为他们施教授徒、传布学术的重要载体。民间书院的兴起,可视为考量地方知识阶层参与地方事务的一个特有视角。民间书院的发展对两宋江西地方社会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对地方民众素质的提高、地方社会整体风气的提升以及地方学术思想的繁兴助益颇显。

综述地方知识的生态应用价值

地方知识在解决生态问题上的价值在国外已经受到相当的重视,但在中国尚刚刚起步。通过综述国内外地方知识的相关文献,发现有关地方知识的研究最近几年呈逐渐上升的趋势,国外研究明显多于国内且比国内深入。整体而言,地方知识在生态应用中的价值可以体现在4个方面:作为背景知识、提供基础数据、提供未来方案以及参与生态管理。国内有关地方知识的研究还流于描述层面,大多在描述背景知识。而国外的研究则更多得聚焦于怎样利用地方知识来提供数据、提供新的规划及技术方法,并强化地方知识在生态管理中的作用。结合文献归纳了地方知识在生态应用梯度各等级中的具体作用,提出了一个地方知识的生态应用框架,以期指导中国的相关科研和实践工作。以国外的研究为鉴,地方知识在中国的生态应用未来具有很大空间,地方知识作为普遍知识的有效补充,应该充分参与数据、决策以及管理的全过程,提出地方知识在中国未来应用发展的几个重点突破的难点,期望地方知识在科学规划、资源管理中发挥其应有的价值。

丝绸之路、地方知识与区域秩序——“丝绸之路”的概念、话语及其超越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展开,"丝绸之路"研究已经成为学术界近期关注的热点。在对丝绸之路及其周边地区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我们有必要反思性地探究"丝绸之路"本身作为事件、传统与名称的三种意蕴,并注意到既有的"丝绸之路"话语本身所蕴含的欧洲知识范式与单向视角,从而在论述"丝绸之路"及其相关问题的过程中避免落入既有的地方化范式和单向视角框架当中;有必要通过将"西域"等与边疆相关的空间引入"丝绸之路"研究,形成具有新地方性和本土化的"丝路"话语,进而将学科研究与区域研究结合起来,在区域秩序的大背景下开拓多点互动的"丝绸之路"认识视野。

地方知识与全球视野:21世纪宗教知识分子的责任

秉持开放,了解多元,不以自己狭隘的观点强加于人,才能推动文明之间的对话。文明对话的先决条件首先是聆听,最基本的要求是容忍对方;其次是承认对方,承认才可能有尊重,有了尊重才可能把对方当作自己的参照,才能把对方当作学习的对象,才能尊重对方。对话的目的是扩大自己的视野,加强自己的反思反省能力,实现社会和谐与世界和平。

论统筹国家知识产权战略与地方知识产权战略

在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制定过程中,应正确认识和处理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和地方知识产权战略的差异,将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实现国家和地方知识产权事业的和谐发展。

地方知识在社区减灾行动中的整合策略——基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案例研究

"仙台减灾框架"强调了地方知识在地方性防灾减灾策略中的重要性,如何将地方知识有效整合到社区减灾行动中成为全球减灾行动的一个重要议题。在我国建设"综合减灾示范社区"的宏观背景下,以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基层政府和社区灾害风险管理实践为例,基于大量第一手访谈资料和实地调研,探讨了"编码""动员"和"混合"三种典型的地方知识整合策略,对提升地方知识在灾害风险管理中的应用水平具有一般性的启示作用。研究表明,地方知识的有效整合需要国家、区域、本地各个层次上的减灾理念和决策模式的根本转变。

东南亚研究的文化路径:地方知识、多元普遍性与世界秩序

文化多元多维的东南亚是如何实现长和平的?本文从核心问题、既有发展和未来议程三个方面对东南亚研究的文化路径进行初步探讨。东南亚国家的核心关切是大国竞争中的自身安全与发展。中国东南亚研究的核心问题是构建服务于中国崛起的地区文化权力和地区认同。既有文献表明,中国的东南亚研究逐步从国别分析和历史考据方法转向区域研究和国际关系理论与经验分析相结合的实证研究,然而,高端研究成果仍显不足,大量有价值的研究尚未进入国际主流学界的视野,进而导致地方行为体在本地区问题上国际话语权缺失,难以满足中国和东南亚在当今世界政治中强化文化权力、增进地区认同的需求。就学术议程建设而言,东南亚研究的文化路径可遵循以下几条基本原则:第一,坚持文化多元多维假定,以及多元普遍性的研究导向;第二,与国际关系和世界政治的主流辩论对接,首先尝试寻求中层理论上的突破;第三,进行跨国和跨地区的比较研究,重视地方知识和地方能动性对国际进程和世界秩序的塑造作用。

学校教育与地方知识关系探究——基于一项裕固族乡村社区民族志研究

学校教育代表主流社会和国家利益,而地方知识则存在于具体的社区脉络中。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乡村社区里,学校教育与地方知识的关系更深地潜藏在国家与乡村互相建构的关系之中,学校对新时期乡民的真实文化需求,例如将少数民族语言教育纳入学校课程体系的忽视,很可能是导致学校与社区关系趋于紧张的主要原因。学校与社区的关系问题,是文化取向的教育人类学研究的经典命题,亟待相关专家学者在跨文化比较的视野中通过扎实的民族志研究提供有益的中国经验。

族群、环境、地方知识与灾难——以1786年四川大渡河地震为例

1786年发生在四川泸定大渡河畔的地震震级高,引起的水患波及长江中游,造成极大损失,这既有人力不可抗拒的自然因素,也与地震前汉人带来的新环境观、生计方式、建于河谷的村落、当地人的社会经济状况有密切关系。地震中汉人与当地人在伤亡人数和受水灾影响方面有较大差异,显示了汉式建筑技术、当地人的生态观念在应对地震及次生的滑坡、水灾方面,各有优势。而处于社会底层的汉人与当地人的房屋倒塌情况严重,与上层的官员、土司、头人相比,灾难损失也最大。因此,防灾减灾既要尊重自然规律,也要重视灾难中的社会、文化和人的因素。1786年地震分析还表明,在族群接触的背景下,地方知识也会在文化交流中相互借鉴、丰富和发展起来。多元生态环境、多族群的活动及地方知识与灾难的相辅相成关系,是理解西南地区不同类型灾难发生过程的又一思路,值得关注、细化和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