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政府如何治理地方社会?——兼论层级制国家治理结构的优化路径

在大国治理中,中央政府如何治理地方社会是一个重要的制度性问题。在制度设计上存在单一制与联邦制两种国家治理结构,形成层级制治理和矩阵式治理两大模式。层级制国家治理模式存在着委托代理问题、地方自主性膨胀对中央权威和国家制度的消解问题以及层级制固有的信息失真问题。中央政府嵌入地方社会的制度设计,可以有效克服层级制国家治理结构产生的国家治理难题。中央政府嵌入地方社会主要有两种类型,即职能嵌入与服务嵌入:前者指中央在地方设立中央垂直管理的嵌入机构,实现中央政府职能向地方社会的下沉,在某些领域形成中央对地方的直接治理;后者指中央政府基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考虑,在地方社会设立的服务机构,由中央政府直接向地方民众提供属于中央政府事权的基本公共服务。中央政府嵌入地方社会的做法不仅能够加强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沟通与协作,还能实现更为有效的双向监督,这些无疑会大大提升国家治理的效率和绩效,使政策制定和调整更加贴近实际,更富有针对性。

职业本科院校与地方社会经济共生机制研究——基于泉州和上海的双案例分析

职业本科院校与所在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存在价值共创、利益共享的共生关系。选取泉州和上海两所院校作为案例,根据实地调研获取的一手资料,通过质性研究构建职业本科院校与地方社会经济共生机制的分析框架。基于共生环境作用机制、共生动力机制和共生阻力机制三个维度分析我国职业本科院校与地方社会经济共生发展的现状,提出探索职业本科院校与地方社会经济共生机制的优化路径。

探讨南宋士人“地方化”问题研究的一部力作--《南宋江西士人社群与地方社会》读后

《南宋江西士人社群与地方社会》关注南宋江西地域士人集群的历史现象,论述南宋江西士人社群的构建形式、构建过程,并重点分析了江西士人社群与南宋地方社会的互动关系。该著作既有力推进了南宋士人“地方化”议题的探讨,还为宋代士人研究提供了极佳的分析个案和坚实的资料基础。

地方社会与人文关怀 乡村中小学室内设计的批判性思考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总体实现教育现代化与教育强国,推动人力资源强国和人才强国建设,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还在农村。而实现教育现代化的重要一环是突破现存乡村教育困境,促进乡村教育发展,全面提高乡村人口素质。本文以乡村地区的玉湖小学建筑创作作品为研究对象,批判其在与地方社会关联及人文关怀两个视角下的室内设计创作表现。笔者立足乡村,运用案例研究与混合研究法,采用调查、参与性设计、观察等技巧,记录感想、采集问卷调查,最终收集了大量数据并做出分析。通过研究,指出乡村中小学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以及问题出现的原因,提出解决乡村中小学建设问题要从地方社会与人文关怀出发,利用乡村振兴战略的政策红利需要合理化,同时思考如何使乡村中小学教育始终保持欣欣向荣的发展趋势。

北岳地方社会与唐代慧炬寺蠡见——以恒山慧炬寺石刻为中心

通过集中讨论唐代恒山慧炬寺所立四通石刻,追溯慧炬寺立寺前北岳地方社会与佛教发展情况,聚焦慧炬寺肇创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事件,可以看出,慧炬寺虽创立于唐,但其创建佛寺的信众基础和宗教土壤却是植根于汉末以来河北佛教的历史发展。慧炬寺肇创是北岳地方社会中上层善信推动的结果,该寺在建立伊始就确定农稼立寺。不过,揆之碑刻可以看出,在慧炬寺的发展中,其信众中周边方镇军管手工行业中属于武职身份的管理官员,尤其是中下层管理者,特别引人瞩目,这一群体构成了慧炬寺延存的重要外缘。

立足地方社会理解共同富裕及其实现机制——以嘉兴市为例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本文意在强调共同富裕的理论研究需重视地方性维度。在共同富裕的具体实践中,依靠地方社会发挥内生动力、盘活社会资源,在特定范围内营造共同富裕感,这是共同富裕实践的一条基本规律。基于此,本文从市域地方社会着手,结合嘉兴市的实地调研提炼出共同富裕地方性实践的三个关键机制,分别是地方驱动的新型工业化、植根于社区的深度市场化和多层次的地方社会共同体建设,以期在总结地方社会尤其是发达地区市域共同富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为更多地方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可能的借鉴或启示。

中晚唐邑客的地方化与地方社会治理

邑客在中晚唐社会的出现,源于生活震荡的直接推动,也是“中央—地方”关系制度变革的政治与社会效应。在门第政治的余晖中,作为具有相应政治、文化诸优势的外来群体,邑客对于科举及两京姻旧网络的依赖,延续了士族政治生活的旧传统;但科举竞争的圈内压力以及人际网络在代际更迭中的松散倾向,迫使邑客与地方势力在竞争中,逐步走向合作共生。在融入地方的过程中,邑客对于地方文化、经济、伦理教化诸领域均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其与在地有力者的合作实践,逐步生成了两宋而后基层生活的基本权力结构与日常治理模式。

图像中的国家与地方社会——从一套十三世纪的匝嘎利看图像与文字的双向锚固

综合利用符号学、历史学、人类学等相关理论、方法与材料,可以发现十三世纪的匝嘎利作品中不仅包含了宗教与艺术,还包含了政治权力等社会性因素。因应多民族国家重新恢复统一的历史进程,僧人发展了特殊的匝嘎利艺术形式,在符号层面实现了国家与地方社会的双向锚固。一定程度上,这套匝嘎利反映了当时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家与西藏地方社会的双向互动与建构过程已经深入人心,而不仅仅是国家对西藏地方的政治或文化征服。

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的图甲制与地方社会——以南海县登云堡为中心

明清时期,里(图)甲制是理解珠江三角洲地方社会的核心问题之一。本文从片山刚和刘志伟两位学者有关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里(图)甲制的研究出发,以南海县登云堡为个案,具体分析该堡图甲编制及其演变的过程、结构,以及图甲制与土地开发、宗族建构、社会网络之间的关系。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的图甲制及其与地方社会的关系,具有显著的时间性和空间性特征。通过探讨珠江三角洲内部更小尺度区域的社会结构过程,对进一步理解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的地方社会具有重要价值。

清代新疆的关帝信仰与地方社会

有清一代,关帝信仰盛行全国,新疆地区虽处西陲亦不例外。乾隆以降,大量内地移民迁居天山南北,作为皇权象征与政治实体符号的关帝信仰于新疆地区渐趋兴盛。出于“崇德报功”“神道设教”、彰显国家意志、构建国家认同等目的,清廷在新疆地区修建了数量众多的关帝庙,并藉由祭神祀神活动以及构建关帝“显灵”的地方化叙事等方式,使得关帝信仰与新疆地方社会的结合愈发紧密,在维系新疆移民社会稳定发展、构建“大一统”秩序与国家认同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最终成为了清廷经营治理“西域”的重要符号象征。

从桥梁的修建看古代地方社会治理——以南安丰州金鸡桥为例

金鸡桥建于宋代,是泉州境内一座历史名桥。由宋至清,金鸡桥重修十余次,其修建过程被碑刻、地方志等文献资料记录下来。金鸡桥的修建过程是古代泉州社会历史动态的缩影。文章借助金鸡桥的个案分析,探究不同时期修建中的主导力量与影响因素,从而探讨古代泉州地方社会秩序与基层治理的普遍性特征。

中国共产党在地方社会的革命动员——以皖南地区为例(1928—1934年)

20世纪初的皖南地区政治局势混乱,自然灾害频繁,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新文化和五四思想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成立和革命动员提供了思想和群众基础。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深入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扩充武装力量等路径调动了各阶级、阶层群众的积极性。另外,自身工作的缺陷以及地域环境的特殊性,也给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动员带来了不小挑战,与地方势力的博弈以及宗族、血缘等因素常常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动员之间相互缠绕,互为张力。

环境变化与产业兴衰:民族地区传统盐业对地方社会的影响探析——以滇西云龙县为例

滇西云龙县境内的传统盐业历史悠久,当地“因盐而兴”,一度成为滇西产盐重镇。但长期以砍伐柴薪熬制井盐的方式,对沘江流域的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的破坏,特别是明清以来沘江沿岸多次出现山洪暴发,淹没了农田和盐井,影响了农业和盐业生产。随着生态环境的恶化,森林资源的消耗,传统盐业开始衰落。盐业生产的经济功能下降,导致以盐业生产和运销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州(县)治,不断变迁。伴随着食盐贸易的萎缩,云龙县失去了明清以来形成的食盐贸易中心的地位,而且以盐业生产为生的群体,只得寻求其他生计策略。2000年以来,随着旅游行业的发展,人们又重拾盐文化,通过文化共享和挖掘旅游资源,实现生计多元化。

明清鼎革之际的地方社会——以赣南武事为中心

明清鼎革之际,赣南地方社会的形势复杂,各地方武装冲突不断,社会秩序全面动荡,赣南士民的心态和立场盘桓于明、清之间。“因变生乱”“由乱而变”是王朝易代之际赣南社会的真实写照。清初顺治年间,赣南地方秩序出现重大的变迁。本文探讨处在这样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上的赣南地方,经历了怎样的一段历史,赣南士民又做出了怎样的努力与抉择。历史具有连续性,我们在关注大历史的同时,也应当留心历史上的地方小人物们的生活与生命,注意从民生问题的角度来重新审视中国历史的变迁。

关注国家事务与地方社会的互动——评《清代漕粮征派与地方社会秩序》一书

吴琦教授新著《清代漕粮征派与地方社会秩序》是在国家与地方社会互动视域下,对朝廷漕粮征派与地方"闹漕"事件进行社会史的考察,选题视角新颖,研究方法较新,对学术界作出较大贡献。

清代江南的义葬与地方社会——以施棺助葬类善举为中心

慈善事业是社会调控的重要手段。慈善事业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明末至清代,江南地区的民间慈善事业异军突起,在国家社会救济体系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浓厚的慈善氛围,使得江南地区成为全国慈善事业最为发达的地区。鉴于江南地区的慈善事业史研究具有典型意义,本期刊发这组专题论文,分别从人物、机构与活动对象三个不同视角对清代江南地区的慈善事业进行全新的探讨,以期这种努力能对中国慈善事业史研究的深入有所裨益。

森正夫与傅衣凌、杨国桢先生论明清地主、农民土地权利与地方社会

1983年9月,日本名古屋大学教授森正夫在厦门大学与傅衣凌、杨国桢先生进行一个月的合作研究,以《明清时代地主土地所有及农民有关土地诸权利的特点》为题,在各自阅读对方所写的有关论著及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围绕"地主土地所有的特点"、"农民有关土地的诸权利"、"土地所有和地方社会"三个主题,举行了6次研究会,报告研究心得并展开讨论。会后,由研究生郑振满、郑志章根据录音,将讨论发言部分整理成这份纪录。从纪录可以看到改革开放初期中日史学界交流活跃的一个场景,感受学术对话与互动的潮流和气氛。时间虽过去了二十六年,有关研究已有新的开拓和发展,但当年论学的视野和问题意识,思想激荡产生的智慧之光,仍具有学术史的价值。为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并庆贺杨国桢先生治史五十年,特全文刊出,以飨读者。

漕控与清代地方社会秩序——以匡光文控漕事件为中心的考察

漕控,作为一种通过法律途径进行"闹漕"的重要形式,贯穿整个有清一代。围绕各种漕控案件,清代地方的官、绅、民展开频繁的利益纠葛与角色互动,"正当控漕"与"非法诬控"交织一起,成为官民之间维护私利的常见途径。漕控频发,问题的症结在于清代中后期漕政危机已经普遍地深入地方社会,浮收等积弊呈泛滥态势,而地方官所持有的办漕态度与执政理念往往直接决定漕控事件的发生和结果。漕控反映了漕粮征派对于绅民生活的深刻影响,并广泛地影响地方社会秩序的变动,因而本质上都不同程度地揭示了清代国家事务在地方社会的执行状态以及地方社会秩序格局的动向。本文选取了清代"匡光文控漕事件",进行典型案例的考察。

天后信仰与地方社会秩序的建构——以天津皇会为中心的考察

天津皇会区别于一般的天后崇拜,成为天津独有的社会文化现象.皇会在清乾隆年间的兴盛有赖于天津民众对天后的笃信,也有赖于地方经济的繁荣与昌盛.皇会特殊的性质使得众多的社会阶层参与其中,并使得更多的社会群体能够在这一盛大的庙会中实现互动.这一互动的过程也体现出地方社会秩序的建构和协调等问题.

地方社会稳定、地方政府干预与信贷资源配置

从制约渐进式改革平稳过渡的因素入手,分析了城镇就业对地方社会稳定的重要性;从辖区内企业的就业负担与软预算约束角度,分析了地方政府如何通过干预信贷资源给承担就业责任的地方企业以信贷资源支持,从而达到实现地方社会稳定的目的。结果是,这种以维持经济与社会稳定为主导的发展模式虽然在短期内保持了地区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但同时也造成了信贷资源配置的低效率,从长期看,这种发展模式将会积累潜在的金融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