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坟之争:清水江下游地区的居住正统性与地方秩序建构

一起争夺祖坟的案件引发我们对清水江下游地区复杂人群关系的探究。明清时期的清水江下游地区,围绕着木材的种植与经营活动,世居乡民与外来移民在这一区域内不同村寨内展开了一场合作与争竞并存的长期互动过程,形成了此区域内不同人群交往活动的极具地方特色的历史表达。对于“起源优先”原则的强调正是对于“居住正统性”的诉求,也体现了这一区域社会内的地方秩序的具体样态。

从黄巾拜郑玄看汉末隐逸与地方秩序的重建

史籍所载黄巾拜郑玄事,并非向壁虚造。郑玄兼综今、古文经学,在其博大的知识体系当中,善图谶、通《易》理这两项内容,与黄巾太平道存在着思想交叠之处,且在终极理想秩序之追求层面,黄巾、郑玄所祈望之"太平"更有深相契合者,此为黄巾拜郑玄的思想根源。与此同时,黄巾对郑玄之敬拜,不仅反映了他们对于道术通达者的自觉思想认同,也是汉末时人对于隐沦民间的贤人隐者抱有神秘理解倾向及普遍尊崇心态的自然呈现。汉末隐逸群体以其亦儒亦道的知识背景,成为引导、连接人们价值观念的中间知识阶层,对汉末地方秩序的重建以至汉魏之际的历史变动,产生了深远影响。

国家祭祀与地方秩序构建中的互动——以唐宋元伏波神信仰地理为例

伏波信仰是国家祭祀与地方秩序构建互动中的代表。一方面,两伏波将军通过国家册封、地方官员倡建庙宇、士人歌颂其建功立业的英雄主题等形式,形成了神灵在中央的正统性和弘扬的主题。宋元时期,伏波信仰水神的主题不断放大,存在着一定的空间规律。伏波信仰的变化,渗透着国家祭祀的逐渐地方化,渗透着国家在地方秩序构建中,利用英雄等神灵信仰在地方的空间逐步展开和深化。

宗族势力的消长与清初地方秩序的重建——以福建漳州碧溪、玉兰宗族械斗为例

清代闽粤台乡村宗族械斗频发,深刻影响地方社会秩序。本文利用民间收集的珍贵文献资料,复原雍正三年发生在九龙江北溪流域碧溪、玉兰两村的宗族械斗及其善后处理的历史,探讨清初闽南家族势力的消长对地方社会秩序的影响。清初人口的剧增和家族的兴衰,导致了资源分配不公、宗族矛盾激化。为了争夺更好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宗族械斗频发。清代闽南家族势力严重挑战国家权威,对清代中后期社会秩序产生重大影响。

移风易俗与地方秩序--从《出山草谱》透视循吏汤肇熙的治理理念和实践

光绪朝平阳县令汤肇熙之《出山草谱》,全面地反映了基层地方官的治理理念和实践,并透露了极为丰富的社会变迁信息。在地域整合的意义上,现代因素渗入之前,儒学意识形态已经失灵。商业的发展使得"士"在地方社会中失去了重心的地位,作为儒学"肉身"的士人不可避免地走向衰弱,已无法发挥教化"愚民"的职能。在社会组织方面,宗族内部联系纽带松弛,原先承担的一些社会功能被其他社会组织所替代,从而丧失了其在地方社会中的"独尊"地位。与此同时,地域社会出现了高度组织化倾向,地方社会各群体间展开剧烈的利益争夺和权力角逐。地方秩序的维持须借助县令的力量,地方官作为国家的象征符号,具有不可替代的社会统合力。

官绅合作与地方秩序之维持——一个县志绅士阶层的考察

乾隆十一年《沈丘县志》把在地方社会有影响的人物称为“乡贤”。乡贤之称最早出现在东汉时期。“东海孔融为北海相，以甄士然祀于社，此称乡贤之始。案沈德符《野获编》载：成化中，给事王徽将死，

清代巴县的乡保客长与地方秩序——以巴县档案史料为中心的考察

使用"第三领域"的概念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清代基层社会秩序建构问题。这里,我们以清代巴县档案为依据,探讨巴县乡约、保长、客长等在基层社会管理中的实际状况,解释巴县的乡约、保长、客长制度与清代乡约、保甲制度之间的联系,分析这些人对基层社会秩序的作用、功能及其局限性。

变乱时期地方秩序的重整——桐乡张履祥的理学实践

张履祥为生活于民间的一介贫儒,生前并未显赫,但他在居乡期间,针对明清易代前后社会的变乱,提出许多针砭时弊的对策,倡导移风易俗,竭力改造桐乡风俗。张履祥对"风俗"的重视,不仅是他对明末清初社会秩序危机意识的一种看法,也是他继承朱子学企图重整社会秩序的一种努力尝试。清初江南地方秩序得以迅速恢复与重建,与基层士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传统区划与民初地方秩序的变迁——以湖北咸丰县为个案

学界对于民初地方秩序的演变多从"国家(官治)——士绅(自治)"的二元模式着手,将其过程视为士绅逐渐取代国家的单线演化过程。然而,地方的传统内部差异在该过程中的影响,往往被忽略。民国初年,湖北咸丰县在延续清前期已经形成的"内外四里"区划格局的基础上,扩大为宗教与政治的二元中心对立。

两宋之际的苏州与地方秩序的恢复——以战乱后地方建设为中心的考察

宋代建炎年间,苏州地区经历了金人的屠戮抢掠以及从破败中重建的过程。苏州在建炎兵燹中受到严重破坏的情况,反映了全国局势对地方社会的深刻影响。在地方秩序恢复的过程中,苏州官府主导的重建官衙工程、实施经界法、推行教育和维持科举等活动,说明了地方官员在地方建设中的个人作用;同时,社会势力的作用不容忽视,苏州人口迁入趋势和宗教场所重建过程,使得地方的社会秩序得以恢复。但限于民间资源不足、政府经济剥削等多种因素,重建过程也遇到不少阻力。从南宋初年的全国形势来看,苏州地区战后建设可以作为地方稳定性的典型反映,并为此后苏州的城市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晚明乡宦与乡评之互动及其对地方秩序的影响

乡评是晚明民间舆论的一种形式,反映乡里社会的群体共识和道德期许,因兼具公论批判的性质与评断是非的功能,成为晚明乡宦借以维持威望的舆论资源。乡宦一方面主动趋附乡评,通过救荒、慈善、基建等行为实现与乡评之间的良性互动;另一方面,随着晚明乡评的不断尖锐化,乡宦陷入恶评的漩涡中,他们因畏于乡评而杜门自守,与乡民的关系也不断恶化,以至酿成大规模的民变。最终晚明乡评参与并推动了地方社会权力阶层的力量转变,生员阶层代乡宦而起,但也造成了地方社会秩序的紊乱。

我国城市更新中历史文化街区的地方秩序重构策略与路径

文章基于国家城市更新的政策背景,梳理了当前我国以历史文化街区为代表的地方旧城、老城内部建设失序与混乱的现象。重点揭示了历史文化街区地方秩序建构中的问题表征与产生机制突出体现在街区发展资金缺口大、街区整体风貌建设失序、本地社区居民参与性不高、街区管理体制混乱4个方面。针对未来历史文化街区的地方秩序重构策略提出具体的路径:1)建立多元的历史文化街区价值评价体系;2)建构更加弹性的保护框架;3)搭建市民参与的社区营造平台;4)推进多目标社会治理的机制体制改革。

“真空中的秩序”:江南绅商在国民政府崩溃前后维护地方秩序的活动

历史上每当政权更迭之际,都是社会秩序极其混乱时期。国民政府崩溃之际,江南绅商对国民政府已然失望,在了解中共相关政策后,决定留下等待解放。各地绅商们设法恢复了曾有的商会武装,应付当地武装的敲诈。渡江战役后,他们还直接出面处理了各种不法之徒和散兵游勇的侵扰,维护了地方秩序,为解放后的接管工作提供了便利。

魏晋之际的兵制与地方秩序——以错役制度为中心

曹魏有士兵不得在家人居住地区服役之规定,或可称为错役制度。文章旨在梳理错役制度在魏晋之际的变迁,并以之为切入,尝试探索不同群体对地方秩序之构想。

明清腾冲士绅阶层与地方秩序重构——以和顺为中心的考察

明清时期腾冲地区社会结构的重大变革莫过于士绅阶层的兴起。以此期和顺士绅为中心的探讨大体反映了腾冲知识分子士绅阶层的情况,可以看作腾冲地区士绅阶层与地方秩序重构的一个缩影。和顺士绅利用政治特权、文化权力、强大的经济基础与家族组织逐渐打破了和顺旧有的以卡瓦、阿昌、傈僳、傣等土著民族为中心的地方秩序,推动以汉文化和汉族移民为核心的新的和顺地方秩序的形成。

辛亥余波与地方秩序重建:以民国元年苏州兵变为例

苏州光复长期以来被认为是辛亥革命时期城市光复的典范,有学者提出了和平光复中的"苏州模式"。苏州光复在整个辛亥革命的过程中也有着特殊的意义,不仅对其他省份的独立起到了促进作用,还对新政权的成立有着积极的影响。实际上苏州在和平光复过程中也存在着许多隐患,当南京成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驻地后,苏州的地位就变得更加特殊,苏州的形势也渐趋复杂,革命后的余波很快便冲击了苏州,并影响了周围的上海等地。兵变之后,整个苏州地区都开始进行地方秩序的重建。苏州兵变是民国元年复杂政治环境中地方社会与新政府互动的一个缩影,也是辛亥革命后江南地区重建地方秩序的一个侧面体现。

基于IoT与大数据支撑的智慧治理体系应用场景研究——以历史文化街区地方秩序的建构为例

IoT和大数据技术的普及,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现实基础,既有研究缺乏对以历史文化街区地方秩序建构中的场景应用研究。识别了以IoT和大数据支撑的智慧治理体系适用的五类场景,分别为经济秩序场景、社交秩序场景、文物保护秩序场景、地方交通秩序场景和地方安全秩序场景,并重点强调了五类场景中的框架与应用策略,以期搭建全面的智慧治理体系,提高历史文化街区地方秩序建构的现代化治理效能。

基于地方秩序嵌套的人类活动研究

"活动的地方秩序嵌套"这一概念源于瑞典时间地理学者哈格斯特朗对人类活动复杂性及其背后蕴含的社会规则的思考,强调人类活动与其发生所需的时空资源配置之间的关系,隐含人类行为背后所需的各种资源在时间上的排列和空间上的组合规律。本文系统解读了"(活动的)地方秩序嵌套"的概念内涵、形成与符号表达,借助已有研究案例梳理不同地理空间尺度下地方秩序及其嵌套过程,以及目前这一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这一概念在中国城市空间行为与规划中的研究与应用方向。

西南民族村域用水习惯与地方秩序的构建——以水文碑刻为考察的重点

以水为主导的水事关系,往往直接延伸到村落社会关系的诸多方面,直接影响到村落社会秩序的稳定。在西南民族传统的乡村社会,以习惯法、乡规民约等形式存续的"民间法"中,有关用水习惯规范的内容甚为丰富。其中因各种不同缘由而订立的水文碑刻,由于基本上是本着互助互利的利泽均衡原则,较为充分地吸收村域社会中现成的"民间法"资源,又有村民广泛的参与,村域社会的认同度高、针对性强,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如同司法判决的文献一样,对规范村落社会秩序,调整村落水资源的分配与使用,保护村落水环境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移民家族的崛起与明清时期地方新秩序的构建——以山东掖县旧方志和族谱为考察中心

经过元末兵燹,山东掖县土著居民锐减,旧的地方秩序被打破。明朝建立前后,大批移民涌入,面对相对平等的竞争环境,呈现出迅速上升、崛起的态势。明中期以来,很多移民家族成员,接连通过科举获得政治资源,逐渐成为地方望族。同时,他们又通过种种途径,逐渐攫取各方面社会资源,终于构建起以他们为中心的地方新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