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中小银行资金跨区域配置

基于1146家具有全国代表性的中小银行样本,探讨地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LEPU)对中小银行资金跨区域配置的影响。结果发现:LEPU上升显著促进了中小银行资金跨区域配置。基准回归结果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在作用机制方面,LEPU上升加剧了中小银行本地经营的安全性风险和流动性风险,从而促使其进行资金跨区域配置。异质性分析表明,相较于城市商业银行,LEPU上升对于农村商业银行资金跨区域配置的促进作用更大。鉴于此,地方政府应尽量保证经济政策的连贯性和稳定性,以引导中小银行更好地服务本地实体经济。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信贷调控对企业杠杆率调整的影响研究

基于2003-2019年A股上市企业数据,研究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信贷调控对企业杠杆率调整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显示,较低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使企业加速向目标杠杆率调整,而信贷紧缩则会削弱这种影响。此外,在低不确定性下放宽信贷对企业杠杆率调整的加速作用相对较大;而在高不确定性下收紧信贷对企业杠杆率调整的减速作用相对较大。进一步考虑企业杠杆率相对位置后发现,企业目标杠杆率两侧的杠杆率调整不仅呈现非对称性,而且还会随着企业杠杆率调整速度变化而动态翻转。

减税降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双元创新

利用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减税理论与双元创新理论研究减税降费对于企业双元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考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减税降费对企业双元创新有显著激励作用。同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削弱减税降费对企业开发式创新的影响,但对于减税降费与企业探索式创新的影响不明显。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建筑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吗?——基于商业信用约束与税收激励政策分析

文章利用2007—2020年沪深建筑行业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研究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关系,同时结合商业信用约束和税收政策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外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抑制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水平。在考察商业信用约束发现,更高的商业信用约束强化了经济政策不确定的投资抑制作用;进一步考察外部税收政策发现,更高的税收激励政策可以削弱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固定资产投资的抑制作用。

基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探讨实体企业金融化与研发创新

以2022-2023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非金融企业为样本,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视角研究实体企业金融化对研发创新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企业金融化对于研发创新投入与创新产出均具有负面影响,说明金融化对研发创新具有“替代”效应;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会加剧企业金融化对研发创新的抑制作用,同时会加大对短期金融资产的投资,说明企业金融化行为主要是出于逐利动机;分样本检验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在国有企业及非高技术企业中更显著;机制检验表明,资金流动性供给在企业金融化与研发创新之间存在遮掩效应,而金融获利水平在企业金融化与研发创新之间存在中介效应。

地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扩张选址——基于上市公司设立子公司的证据

中国具有较大的国内市场规模和差异化的资源禀赋,促使企业往往将地理空间的布局与扩张作为重要战略。使用2007—2017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新设子公司的数据,文章实证检验了地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影响子公司的区位选择。基准回归结果表明,母公司所在地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降低企业在本地新设子公司的可能性,促使企业在更大空间范围内进行扩张;子公司所在地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显著降低企业在当地新设子公司的数量,这一影响在2013年以后更为显著。异质性分析表明,地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具有选择效应,非国有企业、高竞争行业受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抑制作用更为显著。调节效应检验表明,地理距离和经济距离对地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具有调节效应,家乡关系和校友关系不具有调节效应。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地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或能改变企业扩散规律,促使初创期企业扩张由圈地模式转向跳跃模式,不利于初创期企业实现规模经济效应。

数字化转型、服务化融合与制造业企业绩效提升——兼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调节效应

引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作为调节变量,从嵌入式服务化和混入式服务化的双重融合视角,研究数字化转型提升制造业企业绩效的理论机制和作用路径。在此基础上,采用2008—2020年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数据对理论机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能够提升企业绩效,嵌入式服务化发挥了正向中介作用,但在区域分布、所有制结构和技术水平等方面具有明显的异质性;数字化转型能够抑制混入式服务化中制造业企业的“脱实向虚”行为;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会增强数字化转型对嵌入式服务化的推动作用和对混入式服务化的抑制作用。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漂绿”行为

近年来企业“漂绿”现象屡见不鲜,已成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绊脚石。文章基于2010—2021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影响企业“漂绿”行为。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漂绿”行为之间呈现“U”型关系,且样本期间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大多处于“U”型左侧,发挥抑制企业“漂绿”行为的作用;调节效应分析表明,环境规制、环境认证、媒体关注和高管环保认知可以弱化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漂绿”行为之间的“U”型关系。研究结论不仅深化了对企业“漂绿”行为影响因素的认识,也从外部宏观波动的角度为规范企业行为提供了新的见解。

减税降费对企业双元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

当前,减税降费已成为各国推动经济增长和促进企业双元创新的重要举措。文章以2012—2022年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根据减税理论与双元创新理论,深入研究减税降费对企业双元创新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结果表明,减税降费对企业实质性创新和策略式创新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考虑股权性质、地区分组后研究结论依然稳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强了减税降费对实质性创新的正向效应,但对策略式创新的影响不明显。在非垄断企业的样本中,减税降费对实质性创新具有更明显的改善效应;在大企业的样本中,减税降费对策略式创新具有更明显的改善效应。文章为减税降费政策驱动企业实质性创新和策略式创新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也为减税降费政策嵌入企业双元创新提供经验启示。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经济金融化与企业影子银行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影子银行的影响是否一成不变?考虑到2008年后快速发展的经济金融化,本文基于2000—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非金融企业的财务数据对此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第一,经济过度金融化形成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抑制企业影子银行;经济过度金融化形成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促进企业影子银行。这种阶段性差异形成的原因在于经济过度金融化造成了企业影子银行与实体经营活动之间关系的转变,并主要通过运营资产传导。第二,经济金融化程度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其强化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影子银行的差异性影响。第三,经济过度金融化形成后,具备融资优势或处于经营弱势的企业更易从事影子银行活动,且两者对于企业影子银行的扩张效应具有叠加影响。本文对于从根本上解决影子银行风险问题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公司研发支出资本化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导致公司融资和创新活动受阻,公司采取适当的信息披露策略有可能缓解这种不利影响。基于2008-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公司研发支出资本化在应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时所发挥的作用,研究发现:公司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的情况下调高研发支出资本化比例,可吸引更多的证券分析师关注,使公司信息环境得到改善,进而降低市场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预期,增强公司从外部获取融资的能力。我国上市公司应在会计准则范围内充分发挥研发支出资本化的信息传递功能,以增强应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能力,从而把握好自身发展的机遇。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信息不对称对羊群行为的影响

基于沪深300指数成分股的数据,运用CCK模型对羊群行为进行测度。实证结果表明,2020年以前的市场交易中不存在较为明显的羊群行为。但此后尤其是行情下跌的交易日中,羊群行为比较明显。进一步的研究表明,随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水平的提高,羊群行为随之增加。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国际资本流动与银行系统性风险

文章采用系统性风险指数(SRISK)测算银行系统性风险,并构建MS-VECM模型,验证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国际资本流动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非线性动态调整机制及其结构变化。研究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国际资本流动与银行系统性风险之间存在着显著相互作用的长期均衡关系及短期误差修正作用;该长期均衡及其锚定调整下的短期误差修正都存在着显著的区制结构变化;收敛、稳定与扩张三个区制状态都具有非对称性特征。

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国际资本异常流动的影响

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提高国际投资的风险和成本,加上“外国劣势”的影响,投资者会减少对外投资,从而使国际资本出现本土化倾向的异常流动。采用24个发达经济体、25个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2005年第三季度至2022年第四季度的跨国面板数据,将国际资本异常流动分为外逃、撤回、激增、中断4种类型,运用Probit模型分析发现:在样本期间,发达经济体的资本异常流动少于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降低资本外逃和激增的概率,并增加资本撤回和中断的概率;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发达经济体4种异常流动的影响都显著,而对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只显著影响了资本外逃和激增;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显著影响其他投资的4种异常流动,并显著影响直接投资的外逃和激增、证券投资的外逃和撤回;金融开放水平较低时,金融开放会强化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国际资本异常流动的影响,但当金融开放水平较高时,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不再显著。因此,应建立国际资本异常流动监测平台,完善国际投资监管机制,并积极推进高水平金融开放。

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人民币汇率与中国经济波动——基于非对称视角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加深,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人民币汇率对中国经济波动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基于非对称影响的视角,构建一个融入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人民币汇率和经济波动的Mundell-Fleming模型,从理论上分析各要素的非对称影响机制。实证结果表明:短期内人民币升值对物价水平的抑制效应大于贬值对物价水平的促进效应,长期内人民币升值对经济增长的抑制效应大于贬值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此外,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降低对物价水平和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都大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的抑制效应。以上结果均通过稳健性检验。因此,央行需要加强对汇率与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物价水平和经济增长的非对称效应的关注,以实现中国经济的平稳运行。

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及CEO开放性的调节作用

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的重要引擎。基于2012—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内在作用机制,并检验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CEO开放性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有利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进一步机制分析发现,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提高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双重机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促进作用。调节机制检验结果显示,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正向影响,在经济不确定性较低、CEO开放程度较高时表现得更为明显。研究结论不仅有助于深化自愿型环境规制和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关系的认识,还为加快推动企业绿色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

针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金融化影响的问题,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以2011—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数字金融、融资约束视角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金融化显著正相关;数字金融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金融化之间发挥负向调节作用;融资约束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金融化之间发挥正向调节作用。研究结论为减少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的影响,防止企业过度虚拟化提供参考。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投资者情绪与银行系统性风险传染

面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投资者情绪,银行业需承担应对经济衰退、化解银行风险和实现经济高质量稳定增长的责任。本文利用MVMQ-CAViaR模型测度了2008—2021年所有上市银行的系统性风险,构建面板门限回归模型和面板平滑转换模型,研究在投资者情绪转换作用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银行系统性风险多重传染的边际效应结构变化。研究表明:投资者情绪具有显著的区制转换效应,使经济不确定性影响银行系统性风险多重传染的净边际效应,以指数转换模式发生结构变化。据此提出正确处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关系,投资者要保持理性情绪以及监管部门要加强监管的建议。

制度互补还是制度挤出?基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探索性研发投入的考察

在不确定环境下,探索性研发投入是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视角出发,深入探讨宏观经济政策变化对企业探索性研发投入的影响,并考察股权激励、政治关联以及二者之间相互作用如何影响这种关系。研究发现:随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企业会增加探索性研发投入。同时,股权激励会发挥正向调节效应,而政治关联会发挥负向调节效应。进一步地,政治关联和股权激励之间存在制度挤出效应,即政治关联会弱化股权激励的正向调节效应。异质性分析显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探索性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在人力资本水平较高、数字化转型程度较高的企业中更为显著。研究结论有助于揭示不确定环境下企业探索性研发投入战略抉择的内在逻辑,为政府经济政策制定和企业探索性研发投入实践提供启示。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银行风险传染的影响研究

为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银行风险传染的影响,本文首先根据银行间溢出效应,采用基于LASSO-VAR的广义溢出方差分解模型构建银行风险传染网络,识别银行风险传染网络中的系统重要性银行。其次结合BK溢出指数,从频域的视角探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银行风险传染的影响。最后使用固定效应模型,探究不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银行风险传染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受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时大型商业银行的节点重要性有所上升,高频时的网络结构更加紧密。对不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来说,贸易政策、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会提高银行风险。研究结果为我国银行业化解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负面影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