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行为与边疆治理:云南沿边土司盟誓研究

云南沿边土司盟誓是云南边疆少数民族朴素的社会规范形式和特色鲜明的地方行为,它既有一个体系完整的组织结构,又有一套形式多样的仪式程序,还体现着不同民族的宗教信仰。无论是云南沿边土司族群内部的盟誓、土司与土司间的盟誓,还是土司与非土司群体的盟誓,国家对云南边疆治理的成分都体现得十分明显。云南沿边土司盟誓的事实证明,只有各民族长期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加强交往交流,才能形成边疆地区稳定、民族团结和谐、共同繁荣发展的良好局面。

地方行为、地区发展与趋同

地方行为对地区发展的推进功能体现在:地方政府的公共政策是区域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引导者和奠基者,它在区域制度创新中扮演“第一行动集团”的角色,它的调控行为将焕发经济体系中蕴藏的活力。从对区域经济影响的机理看,地方行为影响着区域经济运行成本、风险与效率。地区经济差异的产生和变动则与政府的竞争行为密切相关。剖析政治集权和经济分权双重约束下的区域发展,探讨地方行为与地区趋同问题,对于实现区域统筹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财政分权、地方政府行为与经济绿色转型

依据2009—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考量财政分权对经济绿色转型的影响。结果显示:财政分权促进本地经济绿色转型作用显著,但会阻碍相邻地区经济绿色转型进程。地方政府行为在二者之间发挥着中介作用,财政分权主要通过促进地方政府合理竞争、提高地方政府财政科技投入强度促进经济绿色转型,提高财政分权程度会强化地方保护主义行为,但地方保护主义行为对经济绿色转型的影响不显著。

行为经济学视角下地方政府行为生成与演进:制度—心理有机互动的新框架

地方政府行为是“制度—心理”有机互动下地方官员的能动活动塑造出来的,而非制度或心理单向的、自动的影响结果。当前,对中国地方政府行为的研究,以外在“利益—权力”的制度拉力逻辑替代了内在“心智—认知”的心理推力逻辑,遮蔽了地方官员主体认知在地方政府行为生成与演进中的作用。基于行为经济学视角,中央政府制定的各种制度已不再简单地是其本身,而是地方官员认知内容的载体与认知能力外在功能的延展,就认知反应过程而言,心智模型塑造了地方官员的制度认知与制度行为选择进而决定了地方政府行为的生成。伴随总体性激励情境的变化,地方官员的制度认知与制度行为选择发生相应改变,从而推动地方政府行为的演进。行为经济学视角下的地方政府行为研究,实现了“制度逻辑”与“认知逻辑”的融合互补,对新时代有为政府建设提供了新的政策启示。

大历史视野下中国古代地方政府行为解析

大历史视野下,影响中国古代地方政府行为的主要因素有四个:央地实力对比、中央的官员考核制度、地方政府管辖区的地理位置面积与人口状况、地方政府间竞争。主要特征体现为三种属性:政治统治功能属性中的配合性、社会管理功能属性中的公共性、经济发展属性中的自主性。应时而变的动态调整是中国古代地方政府行为在长时段中的演化规律。

财政压力与地方政府策略性行为——基于非税收入竞争视角的考察

基于2011—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空间杜宾模型(SDM)考察财政压力对地方政府间非税收入竞争策略性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财政压力的增加显著削弱了地方政府间非税收入竞争的程度;地方政府在应对财政压力时针对不同类别的非税收入采取了差异化的竞争策略;地方政府倾向于通过提高非税收入负担率以应对财政压力的策略性行为不仅扰乱了地区间公平有序的竞争,而且增加了居民与企业的经济负担。提升财政透明度有助于抑制这一现象。

财政纵向失衡约束下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逻辑--基于中国特色财政激励的视角

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国的财政体制呈现出财政纵向失衡的典型特征。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依赖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的体制安排与激励设计,既要保证中央权威又需充分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财政纵向失衡的体制安排表明,中央政府在“赋权-控权”的过程中主导着财政体制改革方向,同时注重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发展积极性,寻求调动地方经济积极性与维护中央权威的动态平衡,在实践中形成了中国特色的财政激励制度。然而,财政纵向失衡在激励地方政府经济竞争行为的同时,也会诱发地方政府的偏离行为,此时需要中央政府的干预和纠偏。合理解释财政纵向失衡安排对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约束,深入刻画中央财政控权与地方自主理性行为之间的动态博弈,是深刻理解中国式财政改革逻辑的关键。由此,未来推动现代化财政体制改革应延伸至对地方政府行为的引导和重塑,由激励机制的单向逻辑走向治理权力的综合逻辑,更好地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块块”结对合作:地方政府对口支援行为演变——以上海市对口支援云南省为例

对口支援作为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实践,是中央高位推动下的地方政府间跨区域合作。以上海市对口支援云南省为例,拓展运用控制权理论作为分析框架,深入剖析政府间权威分配关系互动,进而揭示出“块块”结对合作的演变逻辑。具体过程为:由于中央政府绩效考核目标的设定,东西部援受双方地方政府形成了结对合作共识;为更好地完成考核任务,支援方省级政府通过“让渡控制权”,将行政管辖权、资金拨付权和过程监管权等剩余控制权让渡给受援方平级政府,使得平级政府间的“横向协调”被嵌入组织运作中,达成“块块”合作现象,从而推动了地方政府间由对口支援转向对口合作。

税收分成、地方政府行为与企业资源配置效率

税收分成作为分税制财政体制的核心内容,为地方政府提供了更广阔的财政自主权限,不仅深刻影响着地方政府的政策制定和行为选择,还会进一步对企业的资源配置过程产生影响,能在一定程度上引导资源的流动方向。本文使用2010—2021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深入探讨了税收分成如何影响企业资源配置效率这一问题。结果表明,随着地方政府税收分成比例提高,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显著提升。异质性分析发现,对于承担的事权较多、政府经济干预较大地区的企业以及国有企业,税收分成改善资源配置效率的作用更明显。从机制分析看,地方政府税收分成比例的提高会降低企业的税收负担、优化营商环境和帮助企业获取信贷资金,最终使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提升。本文的研究丰富了税收分成经济效应的评估视角,对优化政府行为以及提升企业资源配置效率提供了参考。

财政纵向失衡、地方政府行为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财政纵向失衡作为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改革中的显著特征,在影响政府行为的同时,也对经济增长质量产生深远影响。利用2004-2019年284个城市面板数据,基于超效率SBM-GML指数测算包含能源消耗与非期望产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财政纵向失衡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发现:财政纵向失衡整体上抑制了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并且其负面作用具有时空异质性特征;从影响机制来看,财政纵向失衡通过影响地方政府干预行为、支出偏向行为和环境规制行为间接作用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的空间分析表明,财政纵向失衡不仅会抑制本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还会通过空间溢出机制,对邻域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带来负面影响。上述研究结论为完善现代财政体制、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相关参考。

趋利空间何以形成——基于地方政府行为偏好的视角

政府行为偏好是指政府在政治经济实践中为争取地方利益最大化而呈现出的策略性行为。改革开放以来,官员晋升锦标赛模式和财政改革激励激发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活力,但也导致了地方政府行为偏好充斥着诸多的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地方政府行为偏好上趋利空间的形成,既来源于政府科层制关系博弈中的委托-代理问题,也来源于压力型体制下的激励效应,更来源于政府科层行政过程中的软约束机制。

知识-行为视角下地方特色产业绩效的影响路径——以茅台镇白酒业为例

]基于传统SCP范式,本文解析了知识与产业行为的关系,提出修正的KSCP分析框架。并且,以茅台镇白酒业为例,对行为的知识维度和地方维度进行问卷测度,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探索知识获取、竞争态势对特色产业绩效的作用路径,研究地方产业行为对特色产业绩效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知识获取、竞争态势与产业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地方行为中的个人行为、集体行为对产业发展绩效分别具有明显的中介效应,且集体行为的中介效应更为突出。其中,行业协会是企业组织成员知识来源的核心渠道,基于创新的竞争是有效提升产业竞争绩效的焦点。基于此,本文从组织行为角度,提出强化行业协会的建设、企业与政府协同提升人力资本水平、规范行业协同行为、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等建议。

财政偏向激励、地方政府行为和经济增长质量

本文从微观层面分析了地方政府官员行为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内生机制。中国官员由于任期限制会在有限时间内对政治激励做出强烈的反应,基本手段是通过利用财政倾斜支出偏向来提高经济增长的数量,从短期和显性释放信号以获取优势,而对着眼于长期的经济增长质量缺乏兴趣,所以中国经济增长质量长期呈现不高的状态。同时基于1998-2012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进行的计量分析证实了我们的研究结论。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经济未来以追求经济增长质量为根本出发点,关键在于转变政府主导的增长机制;完善官员考核体系,特别是加大反映增长质量核心内容的考核指标,使得地方官员以民意为施政的方向。

中国土地财政中的地方政府行为与负效应研究

研究中国土地财政中的地方政府行为与负效应,对于土地财的兴利除弊、实现可持续的地方土地财税收益具有重要意义。阐述了土地财政的起源、涵义与性质,从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分税的财政体制、国家土地制度及农地征用流转制度方面分析了地方政府获取土地财政的行为策略选择,进一步论述了由此产生的被征地农民利益受损、地方政府土地违法行为、推动房价快速上涨并积累财政金融风险,以及形成届际不公平和不可持续的财政等负效应。论述了后土地财政时代的涵义与存在的困局,在此基础上,从转变地方政府角色、完善财政体制、推进土地房产税系与农地产权及征用制度改革、改变以土地财政为动力机制的城市化发展、约束地方政府获取财政收入风险性行为等方面,提出后土地财政时代转型的政策建议。

制度环境、地方政府行为与政府会计准则制定

在具有中国特色的财政分权制度环境下,影响政府会计体系建设和政府会计准则制定的因素错综复杂。作为利益相关者之一的地方政府,其行为必然影响政府财务信息需求及其披露。研究发现,地方政府举债的影响和债务风险管理的规范,基于解除公共受托责任目标的政府绩效评价体系构建,政府审计制度的约束和审计职能的发挥,都会对政府财务信息需求和政府会计准则的制定起到积极推动作用。我国政府会计准则的制定应选择以原则为主、规则为辅的导向;由财政部主导、多机构共同参与的制定主体既能保证准则的专业性和权威性,又能降低准则制定成本;以概念框架法构建政府会计基本准则和具体准则,能促进准则体系的协调优化;遵循严谨、完整的允当程序,会提升政府会计准则制定的质量和反馈效率。

财政分权、地方政府行为与雾霾污染——基于73个城市PM2.5浓度的实证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道路上,生态环境高质量业已成为新时代新征程上的根本遵循。基于73个地市级城市面板数据,使用GMM系统模型实证检验财政分权、政府行为对雾霾污染的影响,研究发现:(1)财政分权与雾霾污染显著正相关,表明中国式财政分权加剧了雾霾污染。(2)地方政府竞争与雾霾污染存在显著负相关,表明地方政府竞争在一定程度上对雾霾污染存在抑制作用。(3)雾霾污染与环境保护支出和财政收入分权的交互项系数显著正相关,说明地方政府行为通过加大环境保护支出进而改善雾霾污染。基于此,提出优化财政分权制度,规范地方政府竞争机制,完善雾霾治理支出保障制度的对策建议。

财政分权、地方政府行为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基于2007—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内含劳动和资本双要素的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指标,运用动态面板模型,实证检验财政分权及其影响下的地方政府行为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结果发现: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视角来看,财政分权会显著影响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财政收入分权和财政支出分权促进了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发展而抑制了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发展;从传导机制来看,财政收入分权和财政支出分权通过影响地方政府的投资偏好、市场保护、科技投入、环境保护等行为进而影响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度化发展;从PSTR门槛效应来看,地方政府的多种行为会制约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的升级效果,呈现非线性关系。优化财政体制、规范地方政府行为对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财政分权改革、地方政府行为与经济增长

本文将我国财政分权改革、地方政府行为和经济增长纳入到一个统一的框架内,试图对我国的经济增长的制度动力做出合理的解释。本文认为,中国的财政分权改革在实现中央和地方政府经济分权的同时,保留了政治上的中央集权。这种独特的财政分权制度事实上导致了我国地方政府之间竞争的加剧,造成了地方政府间关系的变化,形成了地方政府"为GDP增长而竞争"的竞争态势。这种竞争态势是构成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之一,但同时也通过对我国地方政府的行为和目标取向的影响对我国的经济增长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

产业集群升级中的匹配性地方政府行为——以浙江海宁皮革产业集群为例

以处于升级发展阶段的浙江省海宁皮革产业集群为例,通过对集群企业的问卷调查,实证发现地方政府在帮助集群企业与顾客联接、推动集群企业协同升级、促成集群企业之间结网、区域环境建设等四个方面进行了努力,并据此提出促进我国产业集群升级发展的政策建议。

财政分权与投资偏好的地方政府行为——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1994年,中国政府通过分税制对财政分权制度进行了重大调整,改变了地方政府的行为约束和激励,我们观察到地方政府出现偏好投资的现象。为此,通过构建数理模型并提出两个假说,然后使用28个省份1994～2008年间的面板数据对财政分权与投资偏好的地方政府行为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中央政府对地方官员任职控制力越强,地方官员的投资偏好就越大;在保持财政事权不变条件下,地方政府在财政分权中所占份额越小,其发展经济和增加投资的偏好也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