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叙事与地方表达——论武陵山区民族村寨建设中的文化主体性价值

民族村寨建设是巩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国家叙事和地方表达。通过考察武陵山区民族村寨建设中文化自觉、文化惯性和文化生产过程,从文化主体的适应性、因应性和回应性中重新认识民族地区现代化过程中文化主体性建设的三重价值维度;面对国家政策设计和地方实践表达中的话语矛盾与冲突,从匠作技术传承、民族文化传播和地方性空间生产中分析民族村寨建设中的主体实践挑战;最后,从主体回归、实践赋权和空间活化三个层次提出我国民族村寨文化主体性建设的价值面向。文化主体性建设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迫切要求,为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民族地区生活水平的实质性改善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

地方表达与时代共振——2023年度四川文学创作考察

纵观2023年四川的文学创作,呈现出多元化、个性化的特点,以及深化地方表达与把握时代脉搏的发展态势。作家们以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思考,展现了蜀地独特的文化魅力和时代精神。他们以细腻的笔触和生动的叙述,展现了人性的复杂和对社会问题的关切,抒发了对故乡的热爱和对生活的感悟,充分将巴蜀地方文化特色融入写作,创造出众多地域特色鲜明的作品。

当代广西文学的地方表达论略

新中国成立后,广西作家通过民族民间文学建立了广西文学的少数民族形象,到20世纪80年代,他们开始以现代性为目标,挖掘地域文化。在这一过程中,作家们逐渐突破了传统观念的限制,将文学表达与自己熟悉的地域环境相结合,创建了个人化的文学地理空间,形成了独特的个人化表达。广西文学也因此逐渐走向成熟。

凡一平《顶牛爷百岁史》的地方表达

凡一平2021年的长篇小说《顶牛爷百岁史》以百岁老人顶牛爷的人生经历为主线,由9个独立又互相关联的故事串联而成。就文本涉及的地域范围而言,《顶牛爷百岁史》以作者凡一平的家乡广西壮族自治区都安瑶族自治县上岭村为原型,展现桂西北乃至广西的地方自然、人文风貌。凡一平认为上岭是一个村,也是一个人,当他的思索呈现于文本之中时,其独特的地方表达便呈现在读者面前。以此为依托,文章从地方环境的呈现、地方人物的品格、地方叙事的特征三个方面来探究《顶牛爷百岁史》地方表达的意义。

借助地方传统表达性艺术增强学生心理韧性的实践探索

绘画、音乐、舞蹈、手工制作、书写、戏剧等表达性艺术,因其具有“少指导重体验”和“非言语投射性”等特点,用于心理健康教育有助于学生舒缓、化解情绪,发现自我,完善人格。针对当前学生心理韧性弱的情况,浦江县教育局借助浦江乱弹、麦秆贴、迎会、滚地龙、剪纸等地方传统表达性艺术,通过引导学校开发校本艺术课程、构建艺术实践通道,研发“心路e通”数据平台,促使学生进行自主感悟与内省,获得心理的自助式成长,增强心理韧性,实现了让学生幸福成长的目标。

县域纪录片的地方性表达与跨地域传播策略研究

近些年,县域纪录片开始渐渐地进入到了大众视野,同时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地方电视台制作将县域作为主题的纪录片。这些纪录片在其传播过程中呈现出了非常鲜明的地方发展特色以及独具特色的纪录片风格,也形成了一种全新的纪录片类型。作为一类地方性知识,县域纪录片的知识传播过程有着非常独特的价值和意义。因此需要加强对这一特色知识的深度挖掘和利用,强化地方文化的传播,在始终坚持记录性原则的条件下展开县域纪录片的跨地域传播,展现出县域纪录片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具有的促进作用。基于此,本文针对县域纪录片的地方性表达和跨地域传播展开研究,并提出具体的传播策略,以供参考。

家族政治与农民集体行动的逻辑

论文以四个个案的比较研究为基础,基于家族政治的视角理解农民集体行动的逻辑,并提出了＂地方性表达＂这一概念来为农民集体行动问题提供一个新的解释框架。作者不仅拓展了以＂气＂为核心的伦理视角对农民集体行动本土特性的解释,而且对侧重从民主—权利框架理解农民上访问题的主流研究路径进行了反思,并进一步凸显了中国农民集体行动与西方社会运动的差异。论文认为,农民集体上访不仅受以家族为核心的地方社会结构的制约,而且跟国家对地方社会的渗透与改造紧密相关,其深层逻辑应该放置于国家与农民互动关系中去理解。农民的地方性表达行为既非纯粹的理性选择,又非单纯的情感性行动,而是基于地方性规范的考量和伦理共同体的支撑所做出的集体行动。最后,文章还建构了一个以家族因素为基础的表征农民集体上访特性的区域差异模型。

传承地域文化 创作当随时代——当代岭南建筑设计的实践与思考

全球化进程中的当代中国建筑应该兼具本土精神与时代特色,并在当代的建筑实践中保持地方性语言的表达。本文结合广州新白云国际机场T2航站楼、肇庆新区体育中心和珠海横琴保利中心三个项目的创作实践,阐述当代岭南建筑创作需要关注的九个策略。

融媒时代重大主题报道的地方特色表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征程,国家发展站在历史新起点,如何让受众及时了解国家发展方向、各项方针政策,如何弘扬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如何营造健康向上、崇德向善的社会风气,进而形成良好的舆论氛围,做好重大主题报道,唱好新时代主旋律,是各级主流媒体的重要职责与使命。但在媒体格局整体重塑的新滑屏时代,当受众对传播内容、方式获得了更大的选择权时,怎样让此类报道做到更为有效的传播,本文以“地方特色”为切入点,从现实意义、主要特征和具体做法三方面,就融媒体时代重大主题报道的地方特色表达这一问题进行分析探讨,供业界参考。

地市媒体如何在重大主题报道中发掘本土优势——以保定日报社“马兰花儿童声合唱团”报道实践为例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中央和省级跨地域采访受到诸多限制,“新闻生产本土化+传播全国化”趋势愈发明显。面对传播新语境,地市媒体需要在重大主题报道中发掘本土优势,做好地方性表达和国家级传播。

逻辑与实证:地方性刑事证据规则研究

面对立法权和司法解释权挟制之下的有限空间,刑事证据规则的地方生产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成为我国刑事证据法制化运动中的特殊景象。作为对刑事证据立法社会需求的地方性回应,地方性刑事证据规则在客观上具有＂释疑解惑＂＂拾缺补漏＂＂检验试错＂的功能,有益于刑事证据法的信受奉行和制度创新。然而,地方表达的内在局限与外部制约也不可避免地导致刻意＂创新＂、过度＂地方化＂、僭越法律等一系列问题。因此,有必要在宏观上搭建地方规则与刑事证据立法良性互动的空间和渠道,并在清理现有的地方性刑事证据规则的基础上,建立有效的地方表达疏导机制,力求实现地方司法机关适时＂造法＂,造出＂良法＂,最终实现＂良法＂＂善治＂。

近代铁路建设对太湖流域水利的影响——以1920年代初沪杭甬铁路屠家村港“拆坝筑桥”事件为中心

在清末沪杭甬铁路的建设过程中,施工方为节省建桥费用而堵塞了松江境内的屠家村港,并直接在原河道上建造路基。1921年江浙地区发生了严重水灾,地方官绅遂将矛头指向沪杭甬铁路,认为该路阻碍水流,要求铁路部门"拆坝筑桥",恢复原有河道,同时增加沿线涵洞。双方为此在北京政府交通部、上海沪杭甬铁路管理局以及浙江省长公署等部门间展开了两年多时间的交涉,最终基本实现了改建目标。在综合相关文献资料和研究论著的基础上,通过铁路工程技术方法的分析,可以发现近代铁路建设并不足以成为导致太湖流域水患的关键性因素,但铁路作为开凿江南运河后最大规模的人造工程,仍初步改变了明清以来形成的流域水文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