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财政困境与转移支付体系的改革——借鉴日本的财政体制

在财政体制上,中国与日本都实行中央集权与分权相结合的分税制,但是,从两国的财政体制运行效果来看,中国的财政体制在实际运行中出现了种种困难,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地方财政困难,这与我国转移支付制度的不合理有很大关系。通过对日本转移支付制度的分析,总结完善我国转移支付体系,化解地方财政困境的有益经验。

提高增值税地方分成比例解决地方财政困境——以增值税扩围为契机

地方财政困境根源于我国1994年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下地方事权大于财权的失衡设计，2007年地方财政自给能力系数仅为0．6。2012年1月在上海实行的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将使地方政府损失营业税收入的75％．地方财政雪上加霜。因此为了促进改革的顺利进行，也为了纠正旧有体制下地方财政收不抵支的痼疾，在短期内不能根本性变更现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前提下，可行的方法是以增值税扩围为契机，提高地方增值税分成比例．解决地方财政困境。

地方财政困境的原因及可能对策分析

地方财政是地方政府维系正常功能运转的主要资源供给源,并且它与地方政府承担的事权应成正相关。在我国,随着改革开放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不断向纵深发展而地方政府却承担越来越多的事权,而其财政却受到分税制的严重约束,因而造成较为普遍的地方财政困境状况。因此,从地方财政困境现状、原因及可能对策等三方面对此进行简要的讨论,是有现实意义的。

英国“巴尼特末日图”式地方财政困境解决方案

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英国地方治理首先就是从地方财政改革入手,中央政府通过调整地方政府经常性支出与基本建设费用支出的比率、重构地方财政补助金、改变地方税种以及制定封顶政策等逐步控制地方财政权,削弱了地方政府的自治权,使英国逐步走向中央集权化的道路。近年来,英国中央政府在大幅削减地方政府补贴的同时,对地方公共服务提出更高更多的标准,地方居民对公共服务的需求和要求也在增加,导致地方财政出现了所谓的"巴尼特末日"式的困境。英国学界提出一种新的公共服务模式,即中央政府实施进一步的权力下放政策,地方政府通过调整税率、争取欧洲区域发展基金、与私人部门合作等手段,共同解决地方财政困境。

地方财政困境的原因及对策分析

由于地方财政困境而导致的地方财政风险具有极大的危害性,因而地方财政困境的破解也成为构建中国经济安全与社会稳定的重要内容。本文在分析地方财政困境产生的原因及从而引起的后果的基础上,提出了解决我国地方财政困境问题的几点建议。

提高地方增值税分成比例 解决地方财政困境——借增值税扩围改革扩大试点契机

近年来,地方财政的困境根源在于1994年分税制改革财权和事权的失衡设计。2012年1月营业税改增值税改革在上海首次试点,2012年8月北京等八省市继上海后扩大试点范围。这次改革,一方面,使企业的整体税负减轻了,避免了重复征税;但另一方面,地方政府损失了营业税收入的75%,使本已陷入财政困境的地方政府雪上加霜。因此,在短期内不能根本改变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前提下,为了促进增值税改革的顺利进行,切实可行的方法是以增值税扩围改革扩大试点为契机,适当提高地方增值税分成比例,以摆脱地方财政困境。

地方财政困境的成因及地方税改革的模拟

本文回顾了国内外关于地方财政困境的理论模型和实证研究,并结合中国的制度特征总结出导致中国地方财政困境的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的因素。其中,纵向因素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间财政分权不当、地方政府财政激励机制不足和纵向转移支付不均等,横向因素包括地方财政能力差异、区域间税收转移和地区间税收竞争。针对大量讨论地方税改革的研究,本文还提出应该基于大量数据建立微观模拟模型,模拟不同的地方税体系改革的政策情景,评估各类改革方案的效果差异。

地方财政创收困境的新突破点——房地产税

房地产税已经进入全国人大立法规划,房地产税的开征只是时间问题。本文通过分析我国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来源的现状、我国地方政府财政创收路径的选择困境、中国房地产税的功能定位,探讨房地产税作为地方主体税种缓解地方财政困境的合理性,通过分析得出房地产税作为地方主体税种有助于地方政府突破财政创收困境,实现地方治理。

地方财政高质量发展与民生事业制度创新--基于六安教师上访事件的深层次反思

安徽省六安市的部分教师上访表面上看是个孤立的争取一次性绩效奖金发放事件,但其背后凸显了现行某些制度设计的不足、碎片化与不公平性。可以说,六安部分教师上访事件,从本质上缘于地方财政能力不足。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滞后、地方财政运行新困境和财政民生支付新压力等问题,亟须从中汲取教训,进行深层次反思,举一反三,加快顶层设计,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积极寻求地方财政高质量发展,注重民生社会事业制度创新,确保社会和谐稳定。

减税降费背景下地方财政增收:政策冲击、前提考量与路径选择

减税降费政策从阶段性转向制度性,该政策为微观主体降负的同时,在短期内也将直接减少地方税收收入,加剧地方财政困境,究其根本原因在于我国地方财权、税权和事权不相匹配的先天不足。减税降费体现了新时期我国政府职能的转变,其政策目标和地方财政职能具有内在一致性,总体而言是财税职能向国家治理的转变。地方财政增收也要坚持财权、税权和事权统一的基本原则,以打造地方主体税种为主要路径,培育地方新财源为创新路径,加以财政收入考核和税收征管制度的约束,提高地方财政收入可持续性增长。

“营改增”政策的冷思考

"营改增"政策虽然目前为企业带来税负的下降,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地方政府财政困境,导致地方政府乱收费及预算外资金的出现。"营改增"政策的负效应源于我国财政分权制度的弊端,这些弊病中最为严重的是地方政府负债、权力失衡与失控。"营改增"政策初衷的实现有赖于健全的财政分权制度。为此,必须建立健全我国财政分权制度,即制定《财政收支划分法》,用法律的形式确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益权、财政支付责任等,并将预算外资金纳入预算。

地方财政土地依赖困局待解

当前地方土地利益格局虽已在逐渐变革,但在财税改革、房地产发展长效机制等制度尚未落地的情况下,地方土地财政依赖依然难以避免引言2022年,稳增长作为重要的宏观政策主线之一,由财政担大梁、货币与之配合。但是,在局部疫情扰动、地产超预期低迷等因素影响下,财政收支不平衡加剧、地方财政困境凸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