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地方隐性债务风险化解方案及实践研究

地方隐性债务风险引发市场和政府高度关注,一系列中央重要会议都对地方债务风险化解作出部署安排,化解隐性债务风险工作迫在眉睫。本文分析了地方隐性债务风险概况及成因,梳理了过去五轮债务置换历程,对财政部提及的安排财政资金偿还、借新还旧或展期、合规转化为企业经营性债务等六种债务化解方式进行了剖析,并结合地方政府借助银行资源、地方国企、REITs等方式化解债务的实践,从短期、中期、长期三个维度,以及金融资源、融资平台转型、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财税体制改革等十个方面,思考隐性债务化解方案。

第三方担保与地方隐性债务风险化解:基于专业担保与关联担保的对比研究

第三方担保作为债务融资广泛运用的增信工具,是建立市场化债务风险处置机制、稳妥有序化解地方隐性债务风险的一个重要探索方向。与以往仅关注担保整体效应不同,利用2014—2020年城投债发行与交易数据,首次区分“地方融资平台”和“融资担保公司”两类担保人。地方融资平台实为“关联担保”,不仅无法缓释风险,还会加大平台关联与风险累积,产生“担保正溢价”现象;融资担保公司作为专业经营信用风险的持牌金融机构,通过担保信号提供“贷前”增量信息、增加第二还款来源降低“贷后”违约损失两个渠道,带动风险溢价下降0.089%~0.46%。专业担保还能“雪中送炭”,对行政等级低、债务负担重等更需增信支持的弱资质平台,以及突发极端市场环境表现出更强缓释效果。研究结果对深入理解隐性担保与显性第三方担保关系,更好地发挥专业担保在保障融资平台合理融资需求、防止发生处置风险的风险中的积极作用有指导意义。

地方隐性债务、官员激励与PPP投资

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PPP市场,但存在隐性债务风险问题,其背后地方政府采用的PPP机制亟待研究。研究探讨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官员激励对地方政府采用PPP模式的影响作用,运用财政部PPP项目库、官员特征及经济社会发展等数据集,对具有典型隐性债务特征和PPP特征的2014—2018年地级行政区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地方隐性债务、官员变更显著促进地方PPP投资,隐性债务对PPP项目的正向影响在官员变更时会减弱,反映地方采用PPP模式更多是融资导向,这是地方官员晋升激励与规避责任激励效应的综合结果;因晋升激励存在年龄“窗口期”,官员年龄与PPP投资呈现倒U型关系;但规避责任激励持续存在,大龄官员样本中隐性债务对PPP的影响系数较年轻官员样本更大。同时,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规模与财政能力显著促进了地方PPP,而固定资产投资水平显著抑制了地方PPP,对外开放水平与PPP无显著关系,此外政府激励政策对地方PPP带来显著影响。研究建议完善地方PPP项目管理,健全官员激励约束机制,提高PPP透明度。

基于政府预算视角的地方隐性债务管理

近年来地方政府债务规模迅速膨胀,在应对金融危机冲击、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同时,其风险日益凸显。本文从政府预算的视角,考察了地方隐性债务的成因,将其归纳为分税制改革的历史遗留、金融工具的创新与债务管理的滞后等因素。而将地方政府债务纳入法制化的轨道,则代表了未来改革的发展方向。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否缓解地方隐性债务风险?--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为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是否能缓解地方隐性债务发生,文章以2013—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与地方隐性债务的关系。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与地方隐性债务风险呈倒U型关系,且这种倒U型关系在东部地区最为显著。

地方隐性债务规模的统计核算与成因分析

从狭义和广义两个视角界定地方隐性债务的内涵与核算边界,采用核算法分别测度2007—2018年狭义地方隐性债务和广义地方隐性债务的规模,结果发现其量巨大且年增速分别为4.44%和5.66%;在样本期内,狭义地方隐性债务呈现平缓上升的特征,广义地方隐性债务则具有明显的波动性增长趋势。对地方隐性债务规模及成因进行量化分析发现,政策性补贴是狭义地方隐性债务的重点构成部分,PPP和狭义隐性债务是广义地方隐性债务较大的主要内部原因,而公益项目投资力度、财权与事权不匹配则是诱发变相举债的重要外部因素。

数字经济发展对地方隐性债务扩张的影响——来自我国地级市的经验证据

数字经济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当前也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为探究数字经济发展是否也能缓解地方隐性债务扩张,本文以我国2011—2018年部分地级市为样本,利用北京大学测度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与地方隐性债务等数据对两者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抑制地方隐性债务扩张。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地方隐性债务扩张的负向关系主要表现在东部地区,且在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域影响更为显著。最后,为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本文提出三点建议:明确目标,积极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协调发展,缩小区域数字发展鸿沟;营造氛围,释放数字经济增长潜能。

地方隐性债务规模的统计测度研究

通过构建一个3-1-2的MIMIC模型对我国地方隐性债务进行规模测度,结果发现:显性债务约束力度是我国出现地方隐性债务的主要成因,也是地方隐性债务风险化解的主要突破口;2003-2018年我国地方隐性债务规模呈现出明显的双倒"U"型特征,在2007年和2015年左右分别达到历史高位,2016年开始出现趋势性下降;地方隐性债务规模占GDP的比重表现出显著的下降趋势,我国隐性债务风险得到较好的管控。

以拆弹的精准和耐心化解地方隐性债务风险

地方隐性债务主要是或有债务,当前面临的问题是地方政府的或有债务没有可操作的权威定义,导致底数不清,更谈不上或有债务代偿概率的测算分析,无法全面准确揭示其风险。按照"开前门、堵后门"的思路对地方政府性债务实行整改之后,仍产生大量或有债务,这表明"风险大锅饭"体制依旧。要防控隐性债务风险,短期看,要控制增量,平衡好债务增长与偿还能力增强之间的变化,保持两者之间的动态匹配。而从中长期看,关键是用好债务资金,使债务与承债能力之间形成良性循环。

地方隐性债务与融资饥渴对地方财政可持续发展的影响——以浙江省为例

近年来,各地政府隐性债务规模剧增,为了满足财政资金缺口进行各式变相举债,造成了极大的财政隐患,本文主要聚焦于政府隐性债务问题,从央、地财政体制失衡角度深入探讨隐性债务与融资饥渴对于财政可持续性发展的影响;总结隐性债务产生的原因、分类以及度量方式和浙江省相关债务情况,从财政可持续视角提出有效治理隐性债务的建议。

货币政策对地方隐性债务的影响及路径分析

选取2010―2020年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通过中介效应模型实证研究货币政策的选择对地方隐性债务的影响,同时从信贷渠道与房地产渠道探讨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央行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引起地方隐性债务规模的扩张;在货币政策影响地方隐性债务的过程中,信贷渠道发挥了较强的正向中介效应,占货币政策总效应的份额接近50%;房地产渠道发挥了负向中介效应,表明货币政策通过房地产渠道可以显著地减小地方隐性债务规模。因此,应改善财政收入分配机制,适当提高地方政府的可支配收入减小地方政府对信贷资金的依赖性;通过完善土地改革和市场化运作,增加土地资源相关的其他收入,减小地方政府对土地出让收入的依赖性;实行稳健型货币政策与结构性调控齐头并进,力促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对各行业的资金流向加以调整,加大对其他实体行业特别是中小型企业的支持。

地方隐性债务规模庞大已成经济安全“头号杀手”

“近期．许多省市都在偿还拖欠农民的工资。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这个问题的背后是当地政府部门直接或通过开发商间接拖欠施工队的钱。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风险，如今已经超过不良资产风险成为威胁我国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头号杀手’。”

地方隐性债务、银行风险感知与企业信贷可得性

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是中国当前经济工作的重点问题之一,特别是地方隐性债务风险及其处置事关能否“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地方隐性债务风险是否会通过银行部门向实体经济溢出,进而影响域内企业的投融资行为有待检验。本文构建了政府、银行以及企业三个部门的联动框架,研究地方隐性债务风险如何影响域内企业信贷可得性。研究发现,地方隐性债务风险的增加会降低域内企业的信贷可得性,且在地方财政监管力度低、地区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程度低以及国有企业的样本中作用更加明显。上述结论在进行了内生性问题讨论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研究表明,地方隐性债务风险会通过提升银行的流动性囤积水平、提高贷款利率发挥作用。进一步研究表明,地方隐性债务风险并没有导致企业外部融资约束的提升,原因在于其会促使域内企业进行融资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提升股权和商业信用融资水平。然而,向商业信用融资的转变,存在域内重大风险向外蔓延的可能。本文的研究厘清了地方隐性债务风险通过银行风险感知作用于实体经济和微观企业的内在渠道,为地方政府实现“防风险”和“稳增长”双重目标提供了有益思考。

城投入股上市公司与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

本文基于2014—2020年城投公司财务数据与城投债数据,采用交错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城投公司入股上市公司对城投债信用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入股上市公司降低了城投公司发行城投债的信用风险,且在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机制研究发现:城投公司入股上市公司后,通过提高自身经营绩效、增强政府支持降低了城投债信用风险。异质性分析发现:低经济发展水平、低财政收入以及低市场化水平地区的城投公司入股上市公司对其城投债信用风险的缓释作用更强;城投债信用评级较高以及盈利能力较弱的城投公司入股上市公司后发行的城投债信用风险更低。这说明城投公司入股上市公司可能成为有效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的重要途径。

数字金融发展对地方隐性债务风险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治理地方隐性债务风险是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途径。基于2013—2021年我国266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了空间杜宾模型检验数字金融对地方隐性债务风险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显示:数字金融不仅降低了本地区的隐性债务风险,而且由于空间溢出效应对周边地区的隐性债务风险也产生了抑制作用;财政透明度在数字金融降低地方隐性债务风险过程中起了部分中介作用,数字金融通过提高财政透明度进而降低了地方隐性债务风险。进一步的异质性检验表明:数字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对地方隐性债务风险有抑制作用,而数字化程度则增加了地方隐性债务风险;数字金融对东中部地区的隐性债务风险的抑制效果及空间溢出效应更为显著,而对西部地区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明显。研究结论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对隐性债务风险的降低产生了积极影响,为缓解当前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提供了新的政策施力方向。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治理的制度困境与法治进路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是指地方政府在法定政府债务限额之外直接或者承诺以财政资金偿还以及违法提供担保等方式举借的债务。《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修改后,地方发债行为被赋予了合法性。然而既有的地方债务未得到妥善处理,新的隐性债务仍在形成,甚至积聚成为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对此,应当深入分析我国现有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治理制度,包括地方发债制度、地方隐性债务监督制度和地方隐性债务危机处置制度,梳理并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进而探索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治理的法治进路。分层次防控地方隐性债务风险,发挥人大在治理地方隐性债务中的重要作用,完善我国地方财政重整制度,是将解决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问题纳入法治轨道的关键举措。

数字金融与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空间溢出与政策效应

数字金融作为数字技术与金融创新深度融合的产物,可以实现金融资源的跨时空配置,为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提供可能。数字金融的普惠性、靶向性和跨时空配置金融资源等特性使其成为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的重要工具。结合中国2011-2020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的空间影响、调节效应和政策效应可以表明,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在本地区数字金融发展下得到明显地缓释效应,同时邻近区域数字金融发展会进一步降低本地区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其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的缓释作用还受到地方财政自给能力的影响,以财政分权和政府事权不匹配导致的地方财政自给能力差异能够正向调节其缓释作用;此外,构建空间双重差分模型评估数字金融政策实施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的影响,发现其缓释作用及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但政策效应呈逐年减弱趋势。

风险与绩效双轮驱动下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联动治理研究

基于软计算方法集成技术,分别采用CRITIC-TOPSIS集成方法和Global超效率DEA方法,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风险与绩效状况进行实证评价。在此基础上,采用空间面板联立方程模型对隐性债务风险和绩效的互动相关性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从评价结果来看,我国各地区隐性债务风险在时间维度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空间维度呈现出较明显的“东低西高”分布态势,而各地区的隐性债务绩效则恰好相反,在时间维度呈先出不断下降的趋势,空间维度则呈现出较明显的“东高西低”的分布态势。与此同时,从隐性债务的风险与绩效的互动相关性来看,两者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负相关关系,并且这种互动相关性还具有了较为显著的空间关联特征。最后,从风险与绩效双轮驱动的导向出发,依据不同地区所处的隐性债务风险与绩效互动相关类型,系统地采用债务存量风险防范化解、债务使用绩效动态优化、跨区域债务风险与绩效空间联动治理等一揽子差异性组合政策,有针对性地提出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联动治理策略。

XOD模式价值实现机制及隐性债务风险防范探讨——以水安全保障导向的开发(WOD)模式为例

当前,单一靠财政投入已远不能满足城乡建设发展的需要,XOD模式作为一种创新型的项目组合实施方式应运而生。XOD的核心机理是“增肥哺瘦”,需要通过组合投资、溢价回收、协同增效3大机制和关联关系、一体开发、自求平衡3大原则来实现。实施WOD项目通常需要经过5大阶段。通过分析运行机制和操作流程,发现WOD模式在实施过程中,如操作不当,也会存在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通过优化WOD运行条件、依法合规实施项目、构建全过程风险管控体系等措施,可以从一定程度上降低WOD项目的隐性债务风险。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化解的思路

目前,我国地方政府显性债务风险总体安全可控,而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和风险随着地方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快速增加更快速地增长。本文从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概念界定出发,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风险进行分类,并分析形成债务风险的原因,最后提出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的化解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