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制造业劳动力吸纳能力研究--基于用地权属和行业特征视角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基础,也是我国拉动劳动力就业的主力军。为了缓解江苏省现今面临的劳动力就业问题,实现制造业的健康有序发展,以江苏省31.7万家制造业企业为样本,计算了江苏省各地级市、区县和不同行业的制造业地均从业人员数,分析制造业企业劳动力吸纳能力的空间分布特征、地域差异及行业差异,并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探究用地权属特征、行业特征以及其他影响因素变量对制造业企业劳动力吸纳能力的影响。研究表明:1)江苏省制造业企业劳动力吸纳能力显著,国有用地权属的制造业企业吸纳劳动力能力明显高于集体用地权属的企业;江苏省制造业劳动力吸纳能力在空间上存在较大差异,国有权属和集体权属用地的企业劳动力吸纳能力总体上均呈现由南向北递减的态势,苏南地区的制造业劳动力吸纳能力高于苏中、苏北地区。2)高新技术和战略新兴产业的制造业企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远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具有较大的优势。3)国有用地权属和高新技术、战略新兴产业的企业对劳动力吸纳能力均有显著正向影响,上缴税费、销售收入和容积率也有显著促进作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因此,建议优化制造业企业的布局,更好地发挥各地资源优势,吸纳劳动力就业,促进劳动力、资金、技术等要素在地区间合理配置;发挥国有用地权属的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及战略新兴产业企业的带动作用,缩小全省制造业吸纳就业水平的差距;坚持以创新发展战略作为战略支持,助力制造业实体经济发展。

区块链技术在土地登记与土地权属管理中的应用

为提升土地登记和土地权属管理效率,确保土地管理工作安全。采用文献分析的方法,在查阅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厘清区块链技术的概念和特点,分析区块链技术对土地登记流程的改进,以及对土地权属信息可信性的提升。分析结果表明,在土地登记和土地权属管理中使用区块链技术,提升透明度与数据的一致性,实现自动化和智能合约的应用,增强系统的安全性和防篡改性,进一步加强土地权属信息的可信性。这表明区块链技术在土地登记和土地权属管理领域具有巨大的应用价值,有着令人期待的发展趋势。

基于测绘地理信息工程的土地权属调查与管理研究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城乡建设的推进,土地权属调查与管理面临着新的挑战.本研究基于测绘地理信息工程的方式,对土地权属的调查和管理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探讨.引入地理信息系统技术,通过地图制作、空间数据分析等手段进行土地权属管理。研究表明,这种新的管理方式能够更为精确快捷地完成土地权属的调查,明确土地边界,减少土地纠纷。同时,根据地理信息系统的实时更新功能,可以及时反映土地权属变更情况,做到实时管理。此外,本研究还探讨了在农村土地确权登记中使用地理信息工程方法的实用性和效率。结果具有较强的实用价值和理论依据,对推进我国土地权属调查与管理现代化有重要作用,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和方法。

自然资源统一确权过程中对土地权属问题解决方案的探究——以金华市磐安县为例

2019年,自然资源部、财政部、生态环境部、水利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五个部门联合印发了《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暂行办法》。2022年,自然资源部办公厅下发了《自然资源部关于加快完成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成果更新汇交的通知》。浙江省结合本省实际情况,针对两项工作分别发布了《浙江省自然资源确权登记操作指引(试行)》和《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关于浙江省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成果更新汇交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为自然资源确权工作和集体土地所有权更新工作提供了技术标准和工作指南。

农民地权诉求的表达结构

不同地权制度方案截然对立,却都宣称维护了农民地权,且都有相应的经验材料作为支持。因为具体经验材料在农民地权诉求的整体表达结构中位置不同。在农民地权诉求的表达结构中,扩大地权方面存在城郊农民与大田农民的对立,稳定地权方面存在上访农民与普通农民的对立,套现地权方面存在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的对立。只有深刻把握农民地权诉求的表达结构,才能真正把握农民的地权诉求。

关于我国集体土地权属的继承及撤销研究

集体土地权属的继承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经常遇到的产权变动形式之一。集体土地的继承包括所有权继承、承包权继承和使用权继承 ,三者有本质的区别。法律保护土地使用权的继承 ,应该也明文规定承认对集体土地所有权和承包权的继承权。土地权属的继承和撤销是对立的统一 。

中国农村地权让渡的理论探索与路径选择

从农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地权让渡有其必然性,地权的让渡同时具有长期性。从让渡的过程入手,给出了地权让渡内涵和路径的价格解释。让渡的“约束松散的政府地权”、“约束紧密的政府地权”、“约束松散的农民地权”、“约束紧密的农民地权”四个阶段构成的让渡过程实质是以价格为杠杆而进行的利益的让渡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能否对不同阶段的地权主体做出适当的约束,是土地资源能否最优化,农民利益能否最大化的关键。“弱化政府地权、强化农民地权”的约束,保证地权让渡的基本实现;“明析地权界限,提高地权效率”的约束,保证地权让渡的最终完成。基于上述论述最后提出了实现地权让渡的具体措施。

农村建设用地地权交易和要素组合效率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土地征用短缺和农村建设用地闲置的矛盾日趋尖锐。从资源配置的层面,集体产权性质的农村建设用地使用权市场化流转对于降低国家征地成本和提高城乡土地资源配置效率具有重要作用。由于集体建设用地经营性地权和资产性地权制度的缺失,地权交易存在显著的福利损失,致使农村建设用地地权市场不能形成有效的要素配置效率和财富分配机制。因此,农村建设用地地权制度的建构是目前形成有效的地权市场和地权定价机制的核心。

平均地权与要素市场化:历史比较与理论启示

基于对17世纪以来主流思潮在地权分配上的认识进行历史比较与理论反思,可以看到清朝君臣认识到限田与均分的不可持续性,既反映了国家缺乏深入基层的触角以及对民间的有限干预理念,又呈现了国家对土地产权及其自由交易的保护与支持。但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经济转型举步维艰,知识分子与社会对传统产权制度与地权市场深怀疑虑乃至否定,孙中山平均地权成为20世纪中国的主流思潮。随着新政权对基层控制能力的加强,平均地权付诸全面实践。至21世纪初,国家政策转向鼓励土地流转,由政府分配走向要素市场化的制度变迁,是当代中国市场经济道路的必然选择。

地权稳定会强化农户的生育激励吗?--来自雷州半岛的准自然试验证据

地权制度如何影响生育决策?雷州半岛同时存在的承包地和祖宗地制度为观察不同地权制度安排对农户生育行为的激励差异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准自然试验。本文基于农户问卷数据,采用OLS和2SLS方法研究发现:祖宗地村庄农户的生育行为较低,并随着村庄祖宗地占比的增加,农户家庭新增人口数量会减少;农地调整发生次数的增加则会提高农户生育行为的激励。机制检验表明,地权制度对人口增长的影响与产权稳定性紧密关联。在农地调整下,较多的家庭人口意味着可以获得更多的土地,从而生育行为成为农户获得更多土地的重要策略。

地权稳定性如何影响农民的进城选择?

就近城镇化是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重要方向之一。以往农民在县域定居多归因于户籍制度和生活成本等因素,但却难以解释在户籍制度松动和经济水平提高的情况下农民就近进城的基本趋势。在土地资源有限的村社中,农民将土地视为“命根子”,地权稳定性成为农民行为决策的重要准则。因此,本文基于2014年和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地权稳定性对农民进城路径选择的影响,得出以下主要结论:基准回归结果表明,农地确权对农民就近进城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地确权产生的财产功能效应和生产功能效应分别给农民带来了“离乡非农就业”“留乡守土务农”两种激励导向,而就近进城则成为农民选择的兼容性策略。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农地确权更能促进东中部地区农民和家庭女性劳动力占比低的农民选择就近进城。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在农地确权情况下,农民农业兼业的意愿增强,从而促进其就近进城。笔者认为,农民进城路径选择隐含着深刻的产权经济学含义,这有助于增进我们对以县域经济为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发展策略的理解。

地权稳定性、非正式治权与务工农民性别差异

地权稳定性对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的影响已经备受关注,但对外出务工农民性别差异的讨论尚不多见。基于宗族非正式组织在乡村治权中的重要作用,本文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6年和2018年两期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了地权稳定性与不同性别劳动力非农转移之间的内在关联性。研究结果表明:首先,基准回归结果表明,农地调整表征的地权不稳定对男性劳动力外出务工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对女性劳动力外出务工影响不显著。其次,机理分析结果表明,村落宗族非正式治权的强弱是影响男性劳动力外出务工选择的关键情境。其一,宗族绝对势力的强弱使得地权稳定性对男性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影响产生分化。其二,与宗族相对势力对比非均衡相比,宗族相对势力对比均衡可以有效弱化地权不稳定对男性劳动力外出务工的抑制作用。其原因在于,相互制衡的宗族非正式治权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地权变动对农地纠纷产生的影响,确保农地调整中土地分配相对公平,从而起到维护地权稳定的作用。本文的结论对于理解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性别差异现象,以及如何发挥非正式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农民分化、地权诉求与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实践

农民是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主体,在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偿退出过程中,应重视农民分化的经济社会基础,坚持以农民为主体的发展改革创新。基于湖北省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偿退出改革试点的经验调查,分析改革试点实践过程中,农民、村集体、地方政府、工商资本等多主体间不同的实践逻辑。认识农民与土地经营关系变化基础上的生计分化所形塑的农民分化,基于农民与土地的关系,非农化家庭逐渐脱离土地和农业,半工半耕家庭以及纯农家庭仍对土地有一定依赖性,农民分化体现出差异性地权诉求。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实践缺乏对不同类型农户的识别机制,村集体难以适应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秩序。应加强农民分化识别机制研究,建立多元化退出模式,并强化土地集体所有权规则,维护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秩序,保障各类农户利益。

20世纪上半期的地权变更与阶层流动——以浙江新登为例

20世纪上半期,地权变更造成土地所有权在业户之间的频繁转移。受分家析产及土地继承关系的制约,地权配置结构呈现出一定的延续性,而比重较高的公堂土地因其配置不均,也对地权结构产生了直接影响。土地产权既没有向富农阶层单向集中,导致更为严重的贫富分化,也未明显转向中农阶层,引发整个社会阶层结构的“中农化”。相反,土地产权整体上向贫农阶层倾斜,但由于贫农户数及比重增加,浙江新登社会阶层结构出现“贫农化”趋势。同时,由于户均土地面积下降,贫农阶层趋于“穷困化”。

种出来的制度:水稻种植、集体行动与地权稳定性

一项制度能否得以延续,取决于该制度有用性和利益协调性两个方面。水稻种植的劳动特征内生出了村庄内部集体行动的需要,强化了农户之间的利益相关性,使得农地调整得以持续发生,从而降低了地权的稳定性。文章通过构建演化博弈模型推导农户利益相关性如何影响农地调整发生的概率,结合CLDS2014年201个村庄样本讨论水稻种植对地权稳定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水稻种植能够显著提高村庄农地调整发生的概率。与其他村庄相比,以水稻种植为主的村庄,其农地调整发生的概率显著更高,获得农地确权证书的农户比例则显著更低,因而,水稻种植村庄的地权稳定性更低。(2)机制检验发现,水稻种植村庄的宗族文化更加活跃。相应地,宗族文化活跃的村庄地权稳定性受到破坏的概率更高。(3)农业机械对农业劳动力的替代,弱化了集体行动的必要性,从而降低了地权不稳定的可能性。在考虑各种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之后,主要结论依旧稳健。文章认为,农地制度“植根”于农业的生产特性及其耕作文化,因此农地调整有其存在的合理性。随着耕作方式的改变,尤其是农业机械化对水稻种植劳动模式的替代,农地调整的现象将会逐渐消失,地权的稳定性将不断得到提高。

论明中后期辽东地权关系的转变

明初,辽东推行军屯制,田地皆为公有。自宣德年间开始,辽东军屯制逐渐遭到破坏,屯粮数额远不及明初。至嘉靖、隆庆时期,随着军屯制的破坏,召人承种屯田以及鼓励开荒成为新的政策,承种田和科田出现,同时无科田亦随之出现,辽东的地权关系逐渐由公有向私有转化。与此同时,田地买卖现象出现,标志着地权关系私有化加剧。

民国时期浙江省地权分布研究(1927—1949)——基于量化分析视角

为了全景式探究民国时期浙江省地权分布情况,采用基尼系数、第一泰尔指数的计算方法,对县志中有关浙江省各县地权分布信息进行搜集整理,分析了民国时期浙江省以及省内各县地权分布的不均衡现象。结果表明,受诸多因素影响,民国时期浙江土地所有权关系中,地主的土地所有制一直居于绝对主导和控制的位置,严重地限制了乡村生产力的发展,且高度的土地集中情况大多出现在平原地区,这种地形为土地的管理兼并创造了条件。同时,各县之间的土地分配情况差距也非常大,“土地改革”在土地分配较平均的区域所能得到的直接效益并不明显,从而说明普遍贫困可能是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有助于理解在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土地整治工作对于乡村振兴的重要性。

地权的阶层关系属性:阶层分化与地权冲突——对江汉平原一个乡镇的个案分析

农村地权嵌入村庄社会关系并被其形塑。在阶层分化越来越明显的当前农村,地权已深深地镶嵌进了农村阶层关系之中,阶层而非个体、家庭抑或家族作为行动者的交互作用及动机、价值取向影响着农村的地权意识。地权的社区共识被地权的阶层共识取代,使不同阶层在处置村庄土地时发生地权冲突。在这个过程中,秉持不同地权诉诸原则的阶层的利益关系、社会关系、力量对比关系、政治博弈关系以及它们的变动,都影响着地权在不同阶层间的配置及其不稳定性,地权由此深深地烙上了阶层关系的属性。地权在本质上反映的是附着在土地上的"阶层与阶层之间的关系"。被烙上阶层关系属性的地权的冲突,其实质是阶层之间的冲突。

论土地权属界线测绘的技术方法

土地权属界线测量是通过测量、丈量和勘测等手段,确定不同用地或不同地块之间界线位置的过程。在土地权属争议和土地征收拆迁等方面,土地权属界线测绘技术的高精度和可靠性显得尤为重要。本文拟介绍土地权属界线测绘的一些技术和方法,分析在不同作业条件下各种测绘手段的优势及劣势,总结出具有参考意义的相关结论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