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农业税时代农地权利体系与运行机理研究论纲——以对我国十省农地问题立法调查为基础

农地权利体系是以集体土地所有权为基础,派生出土地承包经营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地役权,自留地、自留山使用权和债权性农地使用权的权利体系。同时,由集体土地所有权衍生出征收征用补偿权、农民的社会保障权和成员权、土地发展权等保障农地权利实现的权利。各项农地权利的运行机理以及法律救济有其内在的特点和规律。

建国后我国村组集体的农地权利变迁与发展

建国后在农民土地所有制和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土地所有制的制度变革中,我国村组集体的农地所有权和经营权历经了从无到有,又从有到无的曲折变迁。土地流转制度的建立和"三权分离"格局的形成,为我国村组集体重新获得农地经营权提供了可能。

论新型农地权利名称的创设

从物权法视角看 ,在农地权利物权化过程中 ,继续使用深具债权性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名称 ,不仅不科学 ,而且还会给物权体系的协调性造成损害 ,从而妨碍有中国特色的物权体系的创设。为此 ,应当创设新型的农地物权名称。

“穷人经济学”的农地权解读——制度变迁中公私博弈的思考

自秦汉至清末,耕地始终在国有———私有———国有间不断转换,每一次由私有向国有的转化,都伴随着社会动乱和逆转;而每一次由国有向私有的分配,则使农村经济恢复和国家强大。与此相应,租佃制成为古代土地关系的重要内容。封建社会尽管朝代更迭不断,但在农地制度上,秦朝确立的决策权的分配和决策方式的区分(“大一统”实为公私决策的分野),作为基本经济体制一直延续下来。由此推断,封建社会农地私有产权的长期存在并在较大范围内流转的运行机制,对现今完善农地权制仍具有借鉴意义。

承包法与农地权利制度完善

农地具有农村社会保障和生产要素两个方面的基本功能,农地资源的稀缺性导致了两项功能的冲突,并继而转化成为公平和效率的立法价值冲突。从法律的价值选择出发,运用结构分析的方法阐述了农地承包经营权与其他相关权利的关系,并提出了完善农地权利制度的建议。

简论农地权利设计之理据——兼评《农村土地承包法(草案)》的有关规定

农地权利究竟如何设计 ,学者们提出了一些模式 ,但是 ,这些模式的共同缺陷是回避了农地权利设计的理据。这些理据在事实上乃为农民的生存与发展 ,在立法上应依据《民法典》。

论农地权利组合模式及其在宏观经济发展中的功能

在我国农地法律制度安排中,诺思所言的产权结构应理解为由农地集体所有权与承包经营权所构成的农地权利组合模式,意识形态则为农民的农地权利意识与观念。据此探析我国演变成型的现行农地权利组合模式,会发现其具有公有意识形态、弹性的物权组合、无偿性及复合性法律关系的特点。正是这些特点使得现行农地权利制度框架,在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与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中,承担着独特的经济功能与社会功能。

农地权如何民有——与秦晖教授商榷地权的基本问题

将国家的公权行为与市场经济中的私权行为相混淆,是目前我国许多学者在土地问题研究上存在的问题。这一问题的根源又在于试图用市场经济的逻辑瓦解国家的统治秩序,亦即以绝对自由主义的权利观摒弃国家的权力。然而,市场经济自身存在不可克服的缺陷使得其并不能有效地配置类似土地这样具有公共用品功能的资源。当国家对于土地的管理和调控职能被市场经济逻辑解构之后,我们又凭借什么保障那些被绝对化了的个人土地权利。对于学者作出的公权肆意入侵私人地权的判断,并不能够通过集中地权于私人来解决,只能通过加强民主体制建设对公权进行制约。

国家粮食不安全因素的消减——基于农地权利视角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虽然未出现粮食不安全状况,但当前国家粮食安全仍存在不安全因素:农地权利界定、实施与交易的成本有上升压力,农地总面积不断减少,强势利益集团挤压农民权利,相关法律政策等仍需创新与完善。各级政府应以遵守市场规律为核心,突出农民主体地位,积极创新宏、微观制度安排,从农地数量与质量上持续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农地权利保护中金融创新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以河南省为例

目前我国农村土地权益的确立方式正处于持续深入的调整阶段,国家将农民权益的保护放在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的首要位置。但从长期的实践情况来看,由于农村金融体系不完善、政府资金投入不足等,使得农民权益得不到保障。本文以河南省为例,针对河南省农地权利保护现状,通过论证土地改革与金融创新之间的紧密联系,提出利用金融创新的方法来逐渐改变土地市场、不断完善农村金融机构、实现土地资产证券化、健全风险补偿机制等措施,实现对农民权益的切实保护。

农地权利救济制度之反思与重构

我国现有农地权利救济制度存在诸多缺陷和不足,对农地权利的实现构成了观念和制度性障碍,因而应予完善和重构。未来农地权利救济制度应在现有救济制度的基础上创设农地仲裁制度,并充分考量影响农地权利顺利实现之各种障碍性因素,构建以农民权益为本位,切实可行且多元化的救济模式。

寻找维护农地权利的路径

集体所有到底是谁所有?如果说是农民集体所有,那么所有者以什么样的形式主张自己的所有权——我们至今没有一个完善的、足以保证农民对于土地权利的法律体系。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新一轮修改的启动。

农地权利问题对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

农民是中国最大的社会群体,农业、农村、农民"三农"问题始终是关系到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全局性和根本性问题。要构建和谐社会、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要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关键要解决"三农"问题,而农民问题、农民的农地权利问题则是关键中的关键。深刻理解农民农地权利的含义和内容、保障农民农地权利是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不得不面对和认真研究的重大课题。

土地何以成了农民的权利问题

在我国户均不超过0.667公顷(10亩)的小农经营条件下,农民个体土地权利的扩大,也意味着村社集体土地权利的弱化;而村社集体土地权利的弱化,又可能使得农业基础条件更难改善,农户的农作更加艰难。文章分析了分田到户以来农村土地问题逐步演化为农民权利问题的逻辑和农民土地权利的增加与农民陷入农业生产困境的内在关系,认为,给村社集体一定的调整土地利益分配的权利是一件造福农民的基础工程,也应该是我国未来农地政策的必然选择。

农地流转成本、交易体系及其权利完善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是解决农村土地闲置或低效利用问题的重要途径,也是保证国家粮食安全、促进农民增收和劳动力转移的重要手段。农地流转应首先保障农民土地权利,而农地流转的实质是要保障农地权利交易顺利实现。要促进农地健康、有序、平稳流转,就是要建立完善的农地权利交易体系。为推进农地流转,应培植动力之源,减少农地流转成本,构建农地流转的坚实基础,改善宏观环境。

“集体所有和农户承包经营”制度下农地的权利构造分析--从促进农地流转和有效利用的视角出发

对我国现行农村土地制度下农地的所有权和承包经营权的特征及内容分别从"法"的角度进行"史"的分析和归纳,对历史上"承包经营权到底是物权还是债权"的学术论争进行总括,并基于2003年《农村土地承包法》的具体规定系统地勾勒出我国农村土地的权利构造图。在此基础上提出,在这样一种复杂的农村土地权利体系下,特别是在所有权主体虚置和承包经营权的权能关系异常复杂的情况下,能否成功地构筑起排他性的土地使用权并且推动这种使用权的顺利流转,提高农地的利用效率,仍然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

中国农地制度变迁中的法律制度建设

虽然家庭承包制的确立构建了中国农地制度的基本框架，并极大地改变了农地制度变迁的路径和方式。但检索这一制度变迁过程，却不难觉察到，制度变迁在创造巨大绩效的同时，也积累了不少矛盾和问题。系统梳理这些矛盾和问题，既可以从中发现农地所有权界定不清产生的混乱，也可以找到由于农户承包经营权不完整带来的后遗症。这类矛盾和问题既来自于土地制度本身存在的缺陷，也业自于在制度变迁过程中，法律制度建设没有跟进的结果。

以制度建设降低农地流转交易成本

建立一个统一的农地权利登记机构和登记制度。农地作为典型的不动产,其承包经营权流转行为的规范需要以权利登记制度为基础。在权利登记过程中应统一计量标准,目前我国农村习惯以＂亩＂作为计量单位,其在不同的区域面积各不相同,必须对农用地面积统一计量标准逐一普查、测量和登记,只有具备了确定的交易标的,才有可能保障正常有序的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

深化农地制度改革

土地对于农民来说,既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又是最基本的生活保障,还是发展的重要资源。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是党在农村各项政策的基石,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现行农村土地承包制是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推行的,在这个制度下,农民获得了很大的生产自主经营权。然而,现行农村土地承包制面临不易克服的难题———农民对土地的承包期限极不稳定,土地权属不明晰。从农村土地承包管理理论和江苏省近年的实践探索来看,解决问题的出路是:按照温家宝总理近期“永远不变”的指示下决心把土地承包权永久地固定给广大农民,使农民的土地承包权成为一种包含使用权、转让权、继承权和抵押权的土地财产权。这是农村土地权利理性的复归!要做到这一步,现有的法律构架及农村土地管理体系,还有许多不适应之处。深化农地制度改革,创新农村土地承包管理工作,整体推进农村土承包管理法制化,明晰土地权属,切实赋予农民土地承包权更准确的内涵并有效维护农民合法的土地权益,正是我们必须认真破解的一大难题。

经济低速发展时期的日本农政

进入七十年代后,日本经济增长缓慢,危机频发,困难重重。日本政府把扩大出口作为摆脱危机、实现经济稳定发展的手段。为扩大工业品的出口,作为回头货,大量进口农产品,这给本国农业带来严重的后果。由于竞争不过廉价的进口农产品,日本旱田作物的生产不断衰落。小麦、大豆、玉米等需要量不断增加,食用和饲料用农产品严重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