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轮延包中无地农民“赋权机制”选择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地权固化局面的日益加深,在第二轮农村土地承包期届满时,通过传统的土地调整模式解决无地农民的承包地问题变得愈发困难。因此,循着“还要在地外做文章”,构建无地农民“赋权机制”,赋予无地农民粮食分配权、集体收益分配权、集体资产折股量化的股权、集体公益性工作岗位优先就业权、养老保险权等,以替代土地对农民之固有的生活保障、就业机会、经济收益、养老保障等功能,“赋权机制”成为保障无地农民权益的一种新选择、新思路。本文基于计划行为理论,从农民对“赋权机制”的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三个方面,构建无地农民“赋权机制”选择意愿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利用川渝鄂地区834份农民的调研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无地农民“赋权机制”选择意愿影响因素的路径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农民赋权认知的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三个维度均对农民的“赋权机制”选择意愿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对行为态度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论文最后基于实证研究结论提出了针对性建议,即完善配套法律政策体系、加强无地农民“赋权机制”过程的监管与规范建设、提高“赋权机制”给无地农民带来的获得感,以及增强农民“赋权机制”的认知度和接受度。

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下无地农民权益保障机制研究

“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土地确权登记颁证等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改革措施,一方面,固化了农村现有人地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强化了农民对分得承包地的财产功能;另一方面,也使部分农民丧失了凭借集体成员身份获得承包地的机会而沦为无地农民,失去了依靠承包地获得种地收益及国家农业补贴的权利,影响了他们的可持续生计,极易诱发潜在的社会矛盾与冲突。通过文献梳理,分析无地农民依靠传统的土地调整和土地经营权流转两种模式获得承包地,不仅在理论上存在着争议,而且在现实中存在着瓶颈和障碍;然后,在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背景下,尝试构建起“有地分地,无地赋权”的无地农民权益保障机制,该权益保障机制具体包括:“分地”机制、“赋权”机制、“分地”与“赋权”相并行机制。不同集体经济组织因地制宜地根据各自的“三资”状况、享有权益保障资格的无地农民人数等选择确定适合本地区的无地农民权益保障机制;同时,“分地”机制、“赋权”机制、“分地”与“赋权”相并行机制存在着不同的内在运行机理,具体而言,第一,“分地”机制。在集体经济组织内掌握有机动地、通过依法开垦等方式增加的土地、农民在自愿有偿前提下交回或退出的土地、收回“消亡户”的土地等依法可用于再分配的土地资源时,应尽可能扩大这些类型的土地来源与数量,科学确定无地农民应分得承包地数量标准,建立起合理的无地农民轮候排地的次序规则;第二,“赋权”机制。在集体经济组织没有掌握依法可用于再分配的土地资源时,采用赋予无地农民集体资产收益分配权、集体公益性岗位优先权、股权等方式保障其合法权益,以替代土地对农民的社会保障功能。第三,“分地”与“赋权”相并行机制。当集体经济组织既掌握有依法可用于再分配的土地资源,又有赋权空间时,无地农民可根据自身意愿在“分地”与“赋权”两者之间选择一项或者选择两者有机搭配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以真正实现宏观的权益保障方式与微观的个体需求之间的精准匹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