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权稳定性如何影响农民的进城选择?

就近城镇化是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重要方向之一。以往农民在县域定居多归因于户籍制度和生活成本等因素,但却难以解释在户籍制度松动和经济水平提高的情况下农民就近进城的基本趋势。在土地资源有限的村社中,农民将土地视为“命根子”,地权稳定性成为农民行为决策的重要准则。因此,本文基于2014年和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地权稳定性对农民进城路径选择的影响,得出以下主要结论:基准回归结果表明,农地确权对农民就近进城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地确权产生的财产功能效应和生产功能效应分别给农民带来了“离乡非农就业”“留乡守土务农”两种激励导向,而就近进城则成为农民选择的兼容性策略。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农地确权更能促进东中部地区农民和家庭女性劳动力占比低的农民选择就近进城。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在农地确权情况下,农民农业兼业的意愿增强,从而促进其就近进城。笔者认为,农民进城路径选择隐含着深刻的产权经济学含义,这有助于增进我们对以县域经济为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发展策略的理解。

地权稳定性、非正式治权与务工农民性别差异

地权稳定性对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的影响已经备受关注,但对外出务工农民性别差异的讨论尚不多见。基于宗族非正式组织在乡村治权中的重要作用,本文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6年和2018年两期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了地权稳定性与不同性别劳动力非农转移之间的内在关联性。研究结果表明:首先,基准回归结果表明,农地调整表征的地权不稳定对男性劳动力外出务工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对女性劳动力外出务工影响不显著。其次,机理分析结果表明,村落宗族非正式治权的强弱是影响男性劳动力外出务工选择的关键情境。其一,宗族绝对势力的强弱使得地权稳定性对男性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影响产生分化。其二,与宗族相对势力对比非均衡相比,宗族相对势力对比均衡可以有效弱化地权不稳定对男性劳动力外出务工的抑制作用。其原因在于,相互制衡的宗族非正式治权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地权变动对农地纠纷产生的影响,确保农地调整中土地分配相对公平,从而起到维护地权稳定的作用。本文的结论对于理解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性别差异现象,以及如何发挥非正式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种出来的制度:水稻种植、集体行动与地权稳定性

一项制度能否得以延续,取决于该制度有用性和利益协调性两个方面。水稻种植的劳动特征内生出了村庄内部集体行动的需要,强化了农户之间的利益相关性,使得农地调整得以持续发生,从而降低了地权的稳定性。文章通过构建演化博弈模型推导农户利益相关性如何影响农地调整发生的概率,结合CLDS2014年201个村庄样本讨论水稻种植对地权稳定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水稻种植能够显著提高村庄农地调整发生的概率。与其他村庄相比,以水稻种植为主的村庄,其农地调整发生的概率显著更高,获得农地确权证书的农户比例则显著更低,因而,水稻种植村庄的地权稳定性更低。(2)机制检验发现,水稻种植村庄的宗族文化更加活跃。相应地,宗族文化活跃的村庄地权稳定性受到破坏的概率更高。(3)农业机械对农业劳动力的替代,弱化了集体行动的必要性,从而降低了地权不稳定的可能性。在考虑各种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之后,主要结论依旧稳健。文章认为,农地制度“植根”于农业的生产特性及其耕作文化,因此农地调整有其存在的合理性。随着耕作方式的改变,尤其是农业机械化对水稻种植劳动模式的替代,农地调整的现象将会逐渐消失,地权的稳定性将不断得到提高。

农民增收:地权稳定抑或土地流转?——基于对漳浦县农地细碎化和农业投入的产出弹性分析

本文根据对漳浦县的调研计量分析了农地细碎化对农业产出的影响。研究发现,不同于传统认识,一定程度的农地细碎化对南方沿海地区农民收入反而有正向影响。其原因在于我国现有的加工贸易型工业化、滚动型城市化使农民的非农化采取了特殊的形式。现有的工业化、城市化模式并没有形成农业土地规模经营的必要前提,因此,要推进农村土地流转,农地规模经营,必须从调整现有的工业化、城市化模式入手。目前情况下,加强农村地权稳定性,尊重农民在农村土地流转中的自主权,对于维护农民基本利益具有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加强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建设有利于提高农民收入,推动农业规模经营。

土地调整、地权稳定性与农户长期投资——基于江苏省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江苏省的调查数据对土地调整与农户长期投资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表明,第二轮承包实施以来,江苏省并没有发生频繁的土地调整。除了2000—2005年的大调整对农家肥的施用强度有显著影响之外,土地调整对农户在土地上的长期投资的影响并不显著,对农户长期投资产生显著影响的是非农收入的比重。

地权稳定性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影响——基于新一轮确权颁证调节效应的分析

基于广西的农户调查,考察了地权稳定性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影响,并检验了新一轮确权颁证在其中的调节效应。研究表明,地权不稳定会显著负向影响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二轮承包期间的土地大调整经历会降低农户施有机肥的可能性,土地小调整经历则不利于农户采用秸秆还田技术。当前正在推进的新一轮农地确权颁证在地权稳定性和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间发挥着显著调节作用,以提升产权安全性为目标的农地确权会削弱地权稳定性带来的负面影响。子样本检验、替代变量检验和Biprobit模型证实上述发现是稳健的。此外,对于秸秆还田行为,研究发现农地确权存在时滞效应,随着颁证时间延长,确权能更好地消除地权不稳定带来的负面影响。鉴于农地确权颁证有着积极的政策效应,能够削弱地权不稳定带来的负面影响,因此要以新一轮确权为契机,保持地权长期稳定,让新一轮确权有效保护农户地权,激励农户积极保护耕地质量。

地权稳定性对农户节水灌溉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来自黄淮海农区的经验证据

基于地下水“漏斗区”黄淮海农区的调查,探索了地权稳定性对农户节水灌溉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了其内在传导机制和农户特征分化情境下的效应差异。研究发现:地权稳定性对农户节水灌溉技术采纳存在显著正向影响,相比未获得确权颁证的农户,已获承包权证书农户采纳概率提升了7.2%。利用LPM模型、PSM模型和工具变量法进行稳健性检验,依然支持上述发现。中介效应模型显示,地权稳定性会通过增强农户连片经营意愿进而促进其采纳节水灌溉技术。进一步从不同代际、家庭经济情况差异、社会资本异质性、作物种植类型差异四个层面进行比较分析,发现老一代种植户、经济状况较好农户、拥有较多社会资本农户、经济作物种植户有着更强烈的节水灌溉技术采纳倾向。最后,本文提出了稳定地权、推进农地流转和土地整理、关注不同特征农户响应分化的政策建议。

地权稳定促进了家庭农场的农地保护性投资吗——基于620户家庭农场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620户武汉和郎溪的家庭农场调研数据为依据,利用Logit模型、Tobit模型及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地权稳定性对家庭农场农地保护性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权稳定对家庭农场的农地保护性投资行为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稳定的农地经营权可以显著提高家庭农场农地保护性投资的概率以及投资额,主要通过强化家庭农场对农地进行保护性投资的态度和投资能力发挥作用。因此,在"三权分置"背景下,应通过强化农地经营权的法律保护、构建规范的农地流转市场、拓宽家庭农场融资渠道等措施,从主观上增强家庭农场的农地保护积极性,从客观上强化家庭农场的投资能力,从而促进家庭农场对农地的保护性投资。

我国农村地权稳定性对农业绩效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

为了弄清地权稳定性对农业绩效的影响,更好的推动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发展,从土壤学、期望理论和土地对农民的社会保险功能分析地权稳定性对农业绩效产生影响,得出稳定的地权对农业绩效产生积极的影响,不稳定的地权对农业产生消极的影响,但是这种消极的影响由于土地对农民的社会保险功能而减少甚至消除。最后,在我国现行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下,解决好农民的社保问题可以推动土地流转制度的前进,使其发挥更大更好的作用。

土地禀赋、地权稳定与规模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

基于安徽、山东两省粮食主产区425户种粮大户调查的数据,运用Logit模型、Probit模型、线性概率模型以及调节效应分析方法,考察了土地禀赋、地权稳定对规模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1)总体而言,经营规模、地权稳定性对规模农户耕地质量保护措施采纳行为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土地细碎化对规模农户耕地质量保护措施采纳行为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2)由于收入结构分化引起的经营目标转换,土地禀赋、地权稳定性对不同兼业程度的规模农户的影响存在差异,地权稳定性显著提高了纯大户采取耕地质量保护措施的概率,经营规模显著提高了I兼大户采取耕地质量保护措施的概率,经营规模、土地细碎化对II兼大户采取耕地质量保护措施别存在显著的正向和负向影响。(3)地权稳定性未能强化规模农户因经营规模扩张所引起的耕地质量保护动机,但显著缓解了土地细碎化对采取耕地质量保护措施的抑制作用。

地权稳定性与农户土地投资:基于确权政策预期与落地影响差异的讨论

研究目的:利用江苏省18县地块层面2期调查数据,分析承包地确权政策从预期实施到落地完成各阶段对农户土地投资的影响差异,检验地权稳定性对土地投资的重要性并评估政策效果。研究方法:多期DID模型和Probit模型。研究结果:(1)确权政策对承包地投资的影响存在阶段性差异,在确权预期和启动阶段表现出抑制作用,在确权落地阶段则表现出促进农户对经营的自家承包地进行投资的作用,但不会促进对转入的他人承包地的投资。(2)从地权稳定性角度来看,抑制效应源于确权推广过程中土地调整或权属界定争议引致的地权不稳定,激励效应则源于确权落地后承包权稳定性的提高。(3)如果不控制确权预期和启动起到的作用,采用通常方法进行估计会高估确权落地的投资激励效应。研究结论:保持承包地地权稳定对促进农户对经营的自家承包地的投资具有重要意义。从激励投资角度来看,在二轮承包地即将到期之际各地应抓紧研究“再延30年”的具体方案并提前公布,稳定农民的产权预期。

“规模实现”抑或“技术耗散”:地权稳定如何影响农户农业生产效率

以往关于农地产权影响农业生产效率的研究大多借助地权稳定性与安全性的情景设置,忽视了效率结构层次性及其反映出的农业经营管理问题。本研究将农户农业生产效率细分为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基于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实证分析地权稳定性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地权稳定性增强总体上显著提高了农户农业生产规模效率,显著抑制了纯技术效率,但对综合效率并无明确影响。(2)地权稳定性对农户农业生产效率具有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稳定地权通过增加农户农业劳动力投入提高了综合效率;通过农业投资、农地流转和劳动力投入改善了规模效率;地权稳定的投资激励与土地流转激励效应诱发了纯技术效率耗散。(3)村庄统一提供的外部农机服务会造成农业生产效率损失,规模实现情境下农户内部的农机自我服务效率强于外包服务。(4)劳动力非农转移引致的兼业化程度加深将显著改善农户农业生产纯技术效率。本文强调,稳定地权的制度实施中,全职农民并不具备与生产要素改变相匹配的农地经营管理水平和技术要素应用能力,单一的稳定地权对农业生产效率产生“拔苗助长”的负面影响,而“能人”种地和农民企业家的出现也许是改善纯技术效率的良方。

地权稳定性如何影响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基于拓展Todaro模型的分析

结合新一轮农地确权,把地权稳定性对劳动力非农转移影响的两种理论逻辑纳入同一个分析框架,并引入农户资源优势(土地、资本)异质性条件,构建拓展的Todaro模型,分析地权稳定性对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的总体影响以及对异质性禀赋农户劳动力转移影响的差异性。研究表明:总体上,地权稳定性增强会通过提高农户的投资意愿而抑制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转移;地权稳定性对劳动力非农转移的抑制性影响对于不同特征农户而言存在差异性,主要表现为激励承包地多、农业资本相对充裕的农户返乡务农。

地权稳定性如何影响农户收入?——基于要素配置的视角

基于要素配置视角,构建“地权稳定性-生产要素配置-农户收入”的分析框架,利用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实证分析地权稳定性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地权稳定性增强从总体上显著提高农户人均总收入、转移性收入和生产性收入,显著抑制农户人均财产性收入;机械化条件较好的村庄,稳定地权将显著提高农户生产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地权稳定性对农户收入具有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地权稳定通过促进投资激励、强化流转和改善劳动力投入对农户总收入、转移性收入和生产性收入产生显著正效应;通过农业劳动力投入激励以较少工资性收入;农地转入的减少将抑制农户财产性收入。

家庭农场地权稳定性提升的实现策略——从土地租赁型过渡到土地产权型

家庭农场的规模化土地是通过众多土地流转合同构建起来的“契约式合并”,存在着地权的不稳定性、收益分配的复杂性、生产经营的低可持续性等问题。应通过农民土地退出这一桥梁和纽带,逐步扩大家庭农场享有完全支配权和控制权的承包地规模,进而实现由土地租赁型家庭农场向土地产权型家庭农场的转变。然而,这一转变过程可能面临土地退出对价补偿水平以及补偿方式的确定、家庭农场主支付土地退出对价补偿的资金来源、退地农民的社会保障等一系列问题。因此,应科学界定土地退出对价补偿标准,设计多元化的退地对价补偿方式;拓展家庭农场筹资渠道,实现资金来源多元化;完善退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创新退地方式,降低农民退地风险。

保障功能替代与农民对地权稳定性偏好--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分析

文章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运用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了农民地权稳定性偏好的影响因素,研究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农民对农地调整的偏好较高,近三成的农民偏好调整;第二,农地就业保障替代程度越高的农民,其对地权稳定的偏好越强:有外出经历的农民更偏好调整,但是有三个月以上非农工作经历的农民更偏好地权稳定;第三,农民个人或家庭成员享受养老保险后,其对农地调整的偏好减弱;第四,土地流转对农地调整有一定的替代作用,转入土地的农民更偏好地权的稳定;第五,性别、干部经历、受教育年限、闲暇状况和年农业劳动时间等个体特征以及粮食收入、人均土地面积大小等家庭特征对地权稳定性偏好也有显著性影响。因此,提高对农地保障功能的替代程度,可以增强农民对地权稳定的偏好。为真正实现地权稳定,要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非农转移,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同时推动农地的依法有序流转。

地权稳定性与农户土地投入:法律与现实双重视角的山东省实证

为综合考察法律层面与现实背景下的地权稳定性对农户土地投入行为产生的影响,将古典决策理论、平均干预效应(ATT模型)与农民对土地投资的现实情况相结合构建理论分析框架,一方面以法律稳定的视角比对农民在不同地权约束条件下的土地投资决策倾向,另一方面基于“反事实”倾向得分匹配的方法(PSM)克服数据内生性问题。在此基础上,基于2018年山东省389份农户问卷调查数据实证分析农地确权颁证对农户土地投入行为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国家通过颁布系列政策法规保障农村土地产权的法律稳定,地方政府也进行了具体落实。②受土地政策、制度颁布等约束条件的限制,地权的法律稳定性关系到土地随意变动的发生概率大小(P值),进而会对农民土地投入的决策行为产生直接影响。③确权颁证与农户租入农地经营面积、家中农业活动劳动力人数以及农业生产投入量三者的相关性均较为显著,说明农地确权颁证对农户合理投资行为具有积极促进作用,且估计结果较稳健。④为确保如期完成确权任务、实现政策预期,应充分体现农民主体地位,提高农民各阶层的政策认知水平,逐步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扎实推进确权工作的落实。

逃离抑或竞争:地权稳定性对农民教育投资的影响

土地作为最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料,其分配方式及其稳定性状态直接决定了农民的生计和对未来生活的预期。然而,中国农村地权的模糊性和不稳定性曾一度长期存在,既抑制农民生产稳定性预期的形成,也催生出农民的地权博弈策略。本文研究发现,长期地权不稳定的地区,农民更为认同“读书改变命运”,或通过提升人力资本以“逃离”不稳定的生存环境,或通过教育信号显示以强化家庭地权竞争力量。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的估计结果表明,地权稳定性不足的村庄农户具有更高的教育投资水平、受教育年限更长,且更不认同“读书无用论”;地权不稳定作为历史遗产会形塑“读书重教”的集体意识。本文强调,中国农村家庭的教育投资隐含着深刻的产权经济学逻辑。

地权稳定性对劳动力非农就业的长期影响——来自雷州半岛的新证据

地权稳定性与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之间的关系受到学界关注,但是,已有研究并未得出一致的结论。本文利用广东省雷州市祖宗地现象的微观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地权稳定性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以土地调整频次低和地块持有期限长为特征的祖宗地,相较于普遍的家庭承包地,所引致的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比例更高,且该结果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依然稳健。这意味着,祖宗地现象为稳定地权促进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经典命题提供了新证据。基于此,在现有农村土地“三权分置”下,进一步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和加强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保护,对保持和有序推动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具有重要意义。

经营规模、地权稳定性与土地生产率——基于全国4省地块层面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2015年全国4省1703个地块层面的调查数据,将地权稳定性纳入单产模型,考察了土地流转快速发展背景下经营规模与土地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经营规模的扩大在短期内不会带来土地生产率的下降,二者之间呈现稳健的"倒U型"关系。此外,保障地权稳定性亦有助于提高土地生产率,自有地块单产显著高于转入地块单产,在相关土地交易平台登记注册对提高粮食单产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但签订纸质土地流转合同和约定土地流转期限对作物单产均未产生显著影响。因此,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政策视角出发,政府应该赋予农民更为稳定的土地使用权,稳步推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