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分化、地权诉求与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实践

农民是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主体,在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偿退出过程中,应重视农民分化的经济社会基础,坚持以农民为主体的发展改革创新。基于湖北省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偿退出改革试点的经验调查,分析改革试点实践过程中,农民、村集体、地方政府、工商资本等多主体间不同的实践逻辑。认识农民与土地经营关系变化基础上的生计分化所形塑的农民分化,基于农民与土地的关系,非农化家庭逐渐脱离土地和农业,半工半耕家庭以及纯农家庭仍对土地有一定依赖性,农民分化体现出差异性地权诉求。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实践缺乏对不同类型农户的识别机制,村集体难以适应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秩序。应加强农民分化识别机制研究,建立多元化退出模式,并强化土地集体所有权规则,维护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秩序,保障各类农户利益。

地权诉求、宅基地流转与农村劳动力转移

当前城乡统筹发展实践中农民地权诉求常被忽略,而地权诉求是理解宅基地流转和劳动力转移的关键。本文基于5省11县2192份农户调查问卷数据,采用双变量Probit模型实证分析地权诉求对宅基地流转和劳动力转移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地权诉求对宅基地流转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具有显著影响,其中地权诉求强度具有正向激励作用,地权诉求越强的农户,其宅基地流转和劳动力转移意愿也越强。地权诉求结构作用显著,其收益性诉求起正向激励作用,而保障性诉求起负向激励(抑制)作用。宅基地流转和劳动力转移存在相互作用,而地权诉求是其共同影响因素。论文研究对未来的宅基地流转政策具有参考意义,通过充分理解和尊重地权诉求,构建与地权诉求激励相容的政策方案,共同推动农村宅基地流转和劳动力转移,可实现宅基地流转及其与劳动力转移的和谐性。

农民地权诉求的表达结构

不同地权制度方案截然对立,却都宣称维护了农民地权,且都有相应的经验材料作为支持。因为具体经验材料在农民地权诉求的整体表达结构中位置不同。在农民地权诉求的表达结构中,扩大地权方面存在城郊农民与大田农民的对立,稳定地权方面存在上访农民与普通农民的对立,套现地权方面存在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的对立。只有深刻把握农民地权诉求的表达结构,才能真正把握农民的地权诉求。

农户地权诉求视角下农地制度的创新

目前我国农户的地权诉求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即由地权稳定、自主经营向农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转化。这一变化的内在动力是农户急切希望改变承包地过于细碎化以及改善农业生产经营基本条件。考察我国农地制度的发展史可以发现,我国农地制度变迁的基本逻辑就是农户的地权诉求决定农地制度的发展方向,这一点在当下一些地方的农地制度创新试验和经验中再次得到证明。今后我国农地制度创新必须遵循这一逻辑,根据我国农户地权诉求的变化,实施农户自愿前提下的承包地连片重划,争取国家对承包地重划制度的支持,强化农民集体民主决策制度,地方政府也要给予必要的支持。

农民分化、地权诉求与农村土地制度设计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农村问题被提到较高的公共层面去解决,其中农民的地权私有化问题成为讨论的焦点。本文认为在当前农民高度分化的基础上,应当继续坚持当前"统分结合"的基本经营体制,完善土地集体所有制,增强村社集体的土地调整能力,提高村庄公共品供给能力,维护耕者的土地经营权,对农村发展和社会稳定提供基础性保障。

中原地区农民地权诉求结构下的地权流转策略研究

土地问题是当前农村的重要问题之一,特别是农村土地的流转问题。在实施土地“三权分置”下,各地积极探索土地“三权分置”的各种有效实现方式,而在此过程中各种风险会如期而至,农地的地位、粮食安全、农民利益都会受到影响,加上当前农民的结构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导致他们对土地的利益需求是不同的,不同的利益需求需要通过不同的方式表达。中原地区农业生产在中国居于重要地位,中原地区的农民在地权问题上尤其要注重这些地权的不同诉求。针对各地的不同情况探索适合各地实际情况的土地流转制,正确理解土地“三权分置”的内涵和外延,完善集体经济组织和土地流转市场体系,使土地流转制度的构建具有实效性,符合农民的发展需求。

农地“三权分置”下农民地权诉求与流转风险及防范

在农地"三权分置"这一农业经营体制的重要创新指引下,各地纷纷探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实现形式,这对实现土地资源合理配置、提高土地利用方面有着积极作用。农民结构的变化,地权诉求的不同,在土地流转中会出现很多风险,诸如各地出现的非农化、非粮化现象,甚至在违反合同、农地过度集中等方面难以解决。这些风险的出现,不光会动摇我国土地集体所有的产权制度,而且使党中央释放土地红利给农民、增加农民收入的目的无法有效实现,最终可能导致农民土地权益受到损害,严重的会危害我国农村土地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和产业安全。强化相关制度配套和风险防范,是落实农地"三权分置"的重要保障。

农民地权诉求与农地制度供给——湖北沙洋县“按户连片”做法与启示

我国现行农地制度脱胎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地制度内含促进农业生产经营的初始目标。实践中,农地制度的产权改革目标与土地利用目标并不完全统一,尤其是二轮土地承包之后的政策调整偏向土地财产权保护一端,固化了土地细碎格局并影响农业经营体系创新。城镇化与农业技术进步凸显前期政策的负面效应并带来农民地权新诉求,下一步农地制度改革的重点是回归改善农业生产经营的初始目标。沙洋县在坚持现有政策框架前提下所探索的"按户连片"做法,较好地将财产权保护与农业经营改善目标统一起来,属于回应农民真实地权诉求的制度供给。

资本下乡规模经营中的农民土地权益保障

资本下乡实践通过资本强力和组织吸纳的方式迅速集中土地,实现规模经营。在此过程中,农民基于经济收入和家计模式产生了差异化的土地诉求。资本下乡的流转方式迎合了离土离乡农民的土地变现需求,而损害了部分农民的基本生活,更切断了小农依托土地实现的灵活生产模式和家庭自我循环,难以回应分化农民的土地诉求。同时,资本重构了土地利益空间,捆绑政府吸附大量的农业治理资源,普通农户无法以土地为载体分享国家农业投入,进而被农业治理资源体系边缘化。因而,在资本下乡的规模经营中应坚持土地集体所有,保证农民的基本土地需求,通过农地政策和村级民主制度限制和规范土地流转,并且调整农业资源分配体系,以实现农民土地权益的保障。

农地确权政策的供需错位

农地确权政策供给的是抽象的财产权利,农民的诉求是土地调整、分享国家财政转移支付、土地的生产和保障功能等具体的土地权利,政策供给与农民的地权诉求错位。农民对农地确权不理解或者理解错位,农地确权并没有得到基层干部和农民的积极回应,地方政府进行策略性应对导致"确空权"。农地确权不仅没有给农民带来利益,相反还制约了农业生产,激发了村庄矛盾。中国庞大的农村人口及所处的发展阶段决定了农村土地还具有社会保障和社会稳定的战略意义,地权变革不能单方面强调土地财产功能,应该与农民的需求结合起来,也应该与土地的多重功能相适应。

城市化、农民分化与“耕者有其田”——城市化视野下对农地制度改革的反思

本文通过对普通农业型村庄农民家庭城市化的考察发现,绝大多数农民家庭均维持着半城市化状态,正在城市化的农民家庭已然分化为耕者和非耕者,二者的行为逻辑存在"保障—维权"的显著区别且相互冲突。由于未能协调好这一冲突,当前的农地制度改革对高质量城市化起反作用。具体来说,耕者希望低价扩大经营规模,并渴求解决土地细碎化问题以降低耕作成本,从而增加家庭收入,最终提高进城安居能力;而非耕者则主张巩固个体地权,并希望以地权换取理想的财产性收入,与其进城安居能力无关。当下的农地制度改革走向与非耕者的地权诉求相契合,结果是耕者利益受损,并最终凝结成高质量城市化的反作用力。因此,"耕者有其田"是保障农村人口有序且高质量向城市转移,防止"强者愈强、弱者愈弱",进而保障快速变迁社会总体稳定的农地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