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地方经济:制度特征与发展不平衡

区域性是地理学的独特视角,反映在国民经济的研究中就是对区域经济和“地方”的关注。我国的地方经济和地方政府在历史进程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各个阶段上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改革开放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地方经济。针对多年来对地方政府和地方经济的不断指责,文章认为有必要从理论上阐述我国地方经济存在和发展的规律,其中,有我国地方政权的历史基础、地方经济的制度基础和在我国形成强势政府与强势经济的制度条件。发展不平衡是地方经济研究的又一个重点领域,但是与其他学科不同的是,地理学更多地要从地理条件方面去解释差异。地方经济发展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区域开发的地理成本,恶劣的自然地理条件、偏僻的经济地理位置都会导致地区开发成本的高昂并影响地方经济的发育。文章主要讨论了地理环境和地理位置所导致的区域差异。

中国大病发生及治疗的地理分析

罹患大病对患者及其家庭造成严重影响,治疗大病是基本的民生保障需求,因此大病问题是“健康中国”建设关注的一个重要对象。中国大病的发生和治疗均存在显著的空间分异性,采用地理学的视角和方法进行研究有助于改进各地的大病预防和全国的医疗资源配置。本文收集中国有代表性的大病互助平台公示的病例样本,以地级地区做为基本分析单元,采用空间相关性分析、地理探测器、多因素回归、地理不平等分解、出生世代分析等方法,得到如下研究结果:(1)肺癌、胃肠道癌、乳腺癌、脑卒中、急性心肌梗塞和甲状腺癌6种高发大病的空间聚集性均很强;(2)自然地理因素和人文地理因素对大病发生的解释力较强,但不同大病的影响因素有较大差异;(3)各地区的大病医疗资源差距较大,而患者在选择异地就医的目的地时,综合考虑了地理位置远近和医疗服务水平;(4)各地区大病“治疗发生比”在“胡焕庸线”两壁的差距很大;(5)全国大病“治疗发生比”的不平等程度正在随着更晚出生患者的增加而扩大,随着新医院的建立而缩小。最后,本文提出因地制宜地完善大病的预防、控制和治疗的政策建议。

中国经济的空间集聚和外溢及一体化发展

肇始于1978年的中国改革开放政策促进了从空间均衡发展向空间非均衡发展的转变。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可用空间经济的动态变迁加以解释。由于经济集聚的现象变得逐渐显著,以城市化为主导的集聚及外溢提升了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多样性,而地理位置邻近的产业多样性又引致的产业间的"溢出效应",这些又引致了不同区域城乡人均消费水平先分化再趋同。这表明,不平衡的经济增长可以渐次达到和谐性发展。因此,要获得经济集中化和社会平等化这两个方面的效益,要解决经济在城市和东部地区集聚导致的发展地理不平等问题,就需要取代传统的针对地理空间的干预措施,制定无空间区别的发展机制,充分发挥聚集、要素流动和专业化等市场力量的作用,并辅之以缩短距离的基础设施和具有地理针对性的激励措施等工具,从而把三农问题的解决和落后地区的增长纳入到统筹发展的框架之中,通过城市化,促进落后地区和先进地区的一体化发展,保证发展的和谐和普惠。

质疑苏贾“第三空间”理论的合法性

苏贾的第三空间理论试图通过批判理论的地理学化和再度激进化,摆脱历史决定论,激活马克思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但是他在空间转向的道路上走得太远。在确定的意义上,只是通过一个战斗口号的激进化,重构了历史唯物主义。一旦对该理论的前提、核心概念——边缘性进行一次地基清理,就能发现这一后现代激进理论所承载的批判功能和兑现政治承诺能力的孱弱。

马克思主义解放政治学与空间重塑——以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为参照

建构融入地理学元素的马克思主义解放政治学理论是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理论的最终目标和价值追求。哈维通过分析《共产党宣言》中的解放政治意蕴,对空间进行了批判性的政治重构,并进一步塑造了在宏观与微观、社会与身体之间流动相通的唯物辩证法。针对于地理差异性与多样性研究的地理不平衡发展理论是哈维解放政治学研究的重要理论抓手。在此基础上,哈维将乌托邦细分为空间和社会两种形式,并将其辩证地统一起来,形成了其"辩证乌托邦"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