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大一统”的空间叙事——基于《新唐书·地理志》的研究

“大一统”是中国学术界的重要议题,但对唐朝“大一统”的讨论,现有研究主要是从思想阐释层面展开,从空间叙事角度表达唐朝“大一统”历史形态的研究不多。《新唐书·地理志》对唐朝疆域范围、交通道路、户数人口、政区沿革等方面的详细记载为我们解释唐朝“大一统”提供了空间维度的观察路径与文献基础。唐朝“郡县天下-羁縻府州-文化边疆”的空间结构不仅改变了秦汉以来的“大一统”空间叙事,而且在具体实践上,唐朝所形成的“大一统”是沟通中央与地方、维系中心与边疆、涵盖中国境内与域外世界的整体性叙事。正是基于“大一统”的空间叙事,使得中国疆域具有了超越具体朝代的稳定性,成为现代中国疆域叙事体系的重要内容之一。

《新唐书·地理志》所见唐代兴修水利工程官吏考述

唐文明的发展离不开水利的支撑,唐代官吏主持兴修大量的水利工程来推动当时农业的发展。《新唐书·地理志》保存了唐代水利建设的一手资料,从中统计出唐代有姓名可查的130名官吏主持兴修水利工程,包括从中央到地方的道、州(府、郡)、县各级官吏,反映出唐代从上到下对水利的重视。唐代兴修水利工程的官吏,唐前期多于唐后期,南方多于北方,反映出全国水利重心的转移;任职以地方的州刺史和县令为主。水利工程不仅是中央考课地方官吏政绩的重要指标,也是百姓评价官吏的主要依据,唐代水利工程多以官命名体现出百姓对官吏水利贡献的认可。

《汉书·地理志》水道里程蠡测——兼论汉代的水道交通

《汉书·地理志》记录了百余条水道里程,这些里程数字是实际测量的结果,统计精确度较高。受测量条件限制,汉代测量水道里程需要依托航道、堤岸、河谷等交通道路进行,《汉志》中记录的里程数字是水道作为交通通道的河段里程,并不是水道完整的流程。利用《汉志》水道里程的统计结果,可以构建出汉代以江、河、淮、郁等大河为主干彼此连通、延展的水道交通网络。通过定量研究,可揭示汉代水道交通能力南方优于北方的基本特征,以及河水水系、淮济水系、江水水系、郁水水系不同的水道交通模式。

《隋书·地理志》“邯郸县”条与“临洺县”条考辨

2010年磁县出土《窦奉高墓志》,为东魏北齐邯郸县设治提供证据,证明《隋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邯郸县”“临洺县”条记载有漏讹。以东魏北齐邯郸县设治为起点,综合三志记载,参考《魏书》《北齐书》相关记述,东魏至隋初邯郸、陟乡、易阳、临洺各县废置情形须重新解释。

《新唐书·地理志》京畿地区政区编次中的政治地理观念

《新唐书·地理志》对唐代都城长安所在京畿地区的政区编次涉及丰富的政治地理观念。《新唐书·地理志》对京畿地区政区的编次遵循“东—南—西—北”的方位观,构建出以都城为中心的圈层结构和拱卫格局,蕴含着以都城为中心以及天下一统的政治秩序。

《隋書·地理志》作者非顔師古辨

《册府元龜》卷五六〇《國史部·地理》記載:“顔師古,高宗時爲禮部侍郎,監修國史。永徽元年(650),撰《隋書·地理志》三卷。”一些論著遂據以判斷《隋書·地理志》爲顔師古所撰,如《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歷史·隋唐五代史》、《中華古文獻大辭典·地理卷》、《中國古代史史料學》、《隋書地理志匯釋》等。這些論著均屬辭典或工具書,在學界具有重要影響,常爲學人徵引,故這裏略作辨析。

先秦秦汉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存空间——以《汉书·地理志》所见

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看,虽然在《尚书·禹贡》和《史记·夏本纪》中有中华民族共同体生存空间的记述,但主要以自然地理空间为主,没有涉及政治地理空间和人文地理空间。《汉书·地理志》则为我们记述了先秦至西汉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生存发展的自然地理空间、政治地理空间、文化地理空间,甚至还第一次记述了人口数量和性别比例。所以《汉书·地理志》是一部划时代的历史地理学著作,代表了汉代地理学的最高成就,同时也开创了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先河,是研究先秦秦汉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生存发展空间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文献。

《汉书·地理志》水道注记的史源考察

《汉书·地理志》在各郡县名目下注记了丰富的地理信息,涉及三百余条水道的情况。这些水道注记内容主要是班固将汉明帝时期《水经》中各水道源流附记于各政区名目下,又从各郡国上计资料中统计出部分水道的过郡数和里程,附在相应的水道源流之后得来。班固还参考各经学学派的观点,将《尚书·禹贡》和《周礼·职方氏》两篇中包括水道在内的各类地名在注记中一一落实。在文献传抄过程中一些后代注解《汉志》的文字与班固原注记发生混淆,因而现在的《汉志》水道注记中有少部分实际是后代注文窜入的结果。

《舊唐書·地理志》的斷限與史源——兼論構成材料與纂修過程

《舊唐書·地理志》是研究唐代歷史地理的主要文獻依據,然其斷限與史源尚未釐清。本文打通政區沿革考證與史源學兩種研究思路,剖析《舊志》的斷限與史源,並分類考察其構成材料,透視文獻纂修過程。以往認爲《舊志》總序中出現的兩處斷限提示,其實與《舊志》政區沿革斷限無直接關係。結合《舊志》所記都城長安附近政區沿革,與《舊唐書》藍本唐代《國史》的修撰歷程,可以論定《舊志》的斷限當在乾元年間。

《明史·地理志》云南地区疑误考正

《明史》考证精审,体例严谨,于正史中尤受推崇。然因受资料匮乏、转录失误、政区频更等多重因素影响,其《地理志》中涉及云南地区的记载仍有讹误。今据方志、文集、政书、地图集等相关资料,从方位、里程、年代、水名、地名、政区诸方面对7则条目勘误校正。总体而言,《明史·地理志》详略得当,可靠性高,但征引时仍需参照其他文献,以免疏误。

《金史·地理志》州府政区信息的资料来源与年代断限

通过对《金史·地理志》州府政区名目和等第的分别探讨,可以判断这两种内容是基于不同年代的史料拼凑而成。州府政区名目断限在大安年间,州府政区等第信息则以一份承安五年(1200年)至泰和六年(1206年)六月的州府等第资料为主,同时由《大金国志·京府州军》所录的等第作为补充。至于《金史·地理志》序文提到的两个不同时期政区统计数字,前者来自一份天德三年(1151年)至贞元元年(1153年)的政区资料,后者来自《大金国志·京府州军》。《金史·地理志》的州府政区信息分析结果,能够推动《金史》的史源研究,也能帮助对《大金国志》的重要性进行重新评价。

明初诸王“封藩、移藩即建府”的时间节点考证——以《明史·地理志》记载为考释中心

《明史·地理志》在部分地名词条注有朝廷修建王府的时间,该时间恰好与《明史·诸王世表》中藩王被册封或要求移藩的时间吻合。这一特点一般适用于关外移藩者,对于一般新封亲王而言,建府时间要稍晚于册封时间。结合洪武时期倚河、倚重(镇)、文武分界和永乐时期重视建府基础等封藩特点,再考察庆、岷二王的移藩时间和移藩地的府邸修建时间后可以发现,二王府的建府时间明显也晚于移藩时间。韩、沈、安、唐、郢、伊等六王的实际藩地建府时间也并非洪武时期的封藩时间,而应早于成祖下达就藩命令的时间。

新旧《唐书·地理志》各州领县户口系年考——从州县建置的角度

《旧唐书·地理志》多数州府均有两组领县和户口数字,分别记为"旧领""天宝领",个别府州另有记为"天宝后""领县""元和领""今领"的领县情况。根据州县建置及变动情况,可将这些不同时期的领县及所领户口的年份大致推定为:"旧领"为贞观十三年,"天宝领"为天宝十三年,"天宝后"为天宝十四年至乾元年间,"元和领"为元和十四、五年,"今领"为大中后至光启三年,"领县"多为天宝末至宝应年间。《新唐书·地理志》各州只有一组领县和户口数字,除京兆府下有"天宝元年领县"字样外,其余州府均直接记为"领县"。《新志》所记户口与《旧志》"天宝领"所载户口数大同小异,应是同时期户口数据,但是领县年份却与户口年份不同,《新志》各州领县时间当为天祐三年后。

唐蕃古道新探——《新唐书·地理志》所载入蕃大道康藏段地名与路线考

日本学者佐藤长定《新唐书·地理志》所载入蕃路线中段黄河源至拉萨的走向为玉树至唐古拉山口藏北路线,然而国内考古学界在这一线段没有发现吐蕃时期遗迹,这就与目前在康藏地区陆续发现丰富的吐蕃时期摩崖石刻遗迹这一事实产生冲突。结合清末美国藏学家柔克义考察文献中新见康藏地名资料以及对清代康藏地理文献的最新研究成果,对《新唐书·地理志》黄河源至拉萨方向的根本走向进行重新考证就显得十分必要。经再考这一路线应该是:黄河源-甘孜州石渠县洛须镇-甘孜县-理塘县-巴塘县-昌都察雅县香堆镇-八宿县郭庆乡-洛隆县马利镇(嘉玉桥)-洛隆县康沙镇。由此结果进一步发现,唐代青藏高原上的多弥国国都就在甘孜,元明时期形成的朵堆、多康、安多地理概念皆为这一地区地名吐蕃化的结果,唐蕃古道上的苏毗国与白兰国的位置依据多弥国位置的研究结果可定为今理塘与阿坝马尔康。

《宋史·地理志》补校考

《宋史·地理志》补校考施和金二十四史中，《宋史》向被史家讥为芜杂之书。其《地理志》部分，早年便有聂崇歧先生做过《宋史地理志考异》，指出了其中许多问题，后被收录在《二十五史补编》丛书中。但聂先生的文章既然名为“考异”，所以他所做的工作便也只限于考校异同...

先秦“愚宋”现象与《汉书·地理志》之地域文化观

"愚宋"现象是先秦乃至秦汉古籍中常见的一种文化现象,这种现象在先秦诸子笔下表现得尤其突出。虽然前辈学者已经对这种现象以及这种现象的起因有所解释,但我们以为,"愚宋"现象是一种特殊的地域文化歧视现象,它与"宋人最愚"这种想象中的历史事实并无直接关系。《汉书.地理志》中所反映的地域文化观念,既是以"愚宋"现象为代表的地域文化观念长期影响的结果,又可以完美地解释"愚宋"现象产生的真正原因,同时,它也反映了古人著述中常常以地域特点评判文化特征的一种思维定式与写作习惯。

《汉书·地理志》所述西汉置郡考实

班固《汉志》述汉末百三郡国历史地理沿革,有其严格的书法义例;《汉志》以汉末百三郡国作为探讨秦汉郡国沿革的起点,这决定了那些虽曾设置但汉末已然不存的郡国不可能录入《汉志》之中。我们只有在充分了解了班固《汉志》书法义例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正确地利用班固《汉志》提供的史料进行秦汉历史地理的研究,进而推动相关研究的进步。

《旧唐书·地理志》江南、剑南二道勘误若干则

对《旧唐书·地理志》江南、剑南二道记载的讹误缺漏之处进行了勘误订正。

《明史·地理志》辽东地理考误

张廷玉《明史.地理志》向以体例严谨、言简意明而著称,堪称正史地理志的上乘之作。但其中的疏漏讹误似亦难免。以《地理二.山东》中的辽东地理为例,经据有关史料校读考证,中华书局点校本之相关部分仍有讹误十余处。其致误原由不一而足。

《史记·货殖列传》与《汉书·地理志》地理风俗记载关系考论

《汉书·地理志》地理风俗部分在文字形式、分区框架以及地理风俗思想上基本袭用了《史记·货殖列传》,并糅合了刘向、朱赣二人的成果而写就,故而《地理志》地理风俗部分的记载创新不多,它在地理学史上应当重新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