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不同地理梯度下紫茎泽兰种群遗传多样性的变化

利用ISSR分子标记技术分析了我国不同地理梯度下的32个紫茎泽兰种群的遗传多样性。结果表明,我国境内的紫茎泽兰种群内遗传多样性呈现随地理纬度由南到北而降低(R2=0.131 1,P<0.05),随地理经度由西到东而增高(R2=0.167 7,p<0.05)的趋势。紫茎泽兰种群遗传多样性与其生境地的年平均温度高度相关(R2=0.273 1,p<0.01),但与年平均降雨量的相关性不明显(R2=0.074 9,p>0.1)。系统聚类分析表明,紫茎泽兰的地缘性分布较为明显,地理区位接近的种群遗传相似性较大,在聚类分析中大多聚为一类。我国境内的紫茎泽兰基本可分为2大亚群:第一亚群主要地处我国热带季雨林、雨林植被区域,包括云南南部的种群、广西种群和贵州西部种群;第二亚群则地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植被区域西部(半湿润)常绿阔叶林亚区域,主要包括云南中、西部种群和四川种群及随长江流域扩散形成的种群。各紫茎泽兰种群间的遗传距离和地理距离之间高度相关(R2=0.294,p<0.001),说明地理距离是影响种群间基因交流的重要因素。

环城地理梯度背景下的旅游休闲业空间布局结构分析——以粤港澳为例

在城市(群)及其周边地区存在较为明显的地理梯度特征,城市(群)构成了区域地理、经济、文化的核心区(中心区),其周边地区构成了边缘区(外围区)。这种"中心("核心)与"外围("边缘)的关系构建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旅游系统,从而决定了城市(群)及其周边地区带有梯度性特征的"环城市(群)游憩带"和"点-轴树状游憩网"的旅游休闲空间布局结构。其中大珠三角城市群及其周边地区就表现得比较典型。

基于地理梯度的自然类景观资源分布规律

地理梯度也称地理势,是描述一个地理过程强度和方向的概念。地理梯度分为自然地理梯度和文化地理梯度,剧烈的自然地理梯度造就了高密度的自然类景观资源。从研究地理梯度与自然类景观资源的视界出发,并从中国三级台阶地理构造所形成的两大台阶过渡区内自然类景观资源分布着手,探讨了地理梯度与自然类景观资源密度之间的相关关系,这将对大尺度区域性旅游景观资源的发掘、开发与规划工作起到一定的作用。

珠江流域：逆地理梯度效应、环发矛盾与工业排放局域配额制

广东珠江流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呈逆地理梯度效应,上下游之间的不均衡发展状况严重。原因之一是上游山区遭遇工业化迟滞与边缘化困境,通过加速工业发展来摆脱"贫困恶性循环"是当地数千万人民的殷切企盼。但山区大规模推进工业化的努力与水系上游限制工业排放的环保要求直接矛盾。这就需要找到一个兼顾发展与环保、效率与公平、能调动上下游双向积极性的制度安排或系统解决方案。该方案也许就是建立"珠江流域工业排放局域配额制":通过一定区域内排放配额的分配和交易而让那些被迫放弃工业发展权的低环境承载力地区得到相应补偿。

二型花柱植物海仙花报春花部性状随地理梯度的变异

植物的花部性状在异质环境中表现出不均一的适应性进化,其自然变异可能在时空格局上呈现一定的规律性。选择同一物种的不同地理居群进行花部表型变异分析,能揭示花部性状随地理梯度的变异模式。海仙花报春(Primula poissonii)属于典型的二型花柱植物,依赖昆虫传粉实现严格的型间异交。该物种广布于横断山地区亚高山–高山草甸,其分布海拔跨度大且花部性状在种内具有较高变异,但这些变异在不同地理梯度(海拔梯度和经纬度梯度)的特定选择因子作用下的变化规律尚不清楚。本研究选择海仙花报春16个居群,对8个花部关键性状和二型花柱繁殖器官的互补度与海拔和经纬度的关系进行研究,探究花部性状随地理梯度变异的模式及其潜在的选择因素。研究表明,海仙花报春两种花型的花冠管开口大小、花药高度以及短柱花柱头高度与海拔均呈正相关,但两种花型的花冠大小,长柱花的花瓣长度、柱头到花冠管开口的距离,以及短柱花的花冠管长度与海拔高度间均呈负相关,其余性状与海拔无显著相关性。除短柱花中柱头高度以外的性状均随着纬度升高而逐渐减小。长柱花中除花药和柱头间的距离以及柱头到开口的距离外,其余性状均随着经度的增加而减小;短柱花的花瓣长度、花药高度以及花药和柱头间的距离随着经度的增加而变大,其余性状均随着经度的增加而减小。繁殖器官间的互补度并不随地理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花部性状的地理变异可能受访花昆虫组成的地理变化驱动。繁殖器官间互补程度的高度保守表明非选型交配在居群二态性的维持和稳定过程中起关键作用。本研究为进一步深入开展报春花属(Primula)花部性状及其选择压力的地理变异研究奠定了基础。

广东旅游休闲产业空间布局模式的构建

从大珠三角与其周边地区的地理梯度特征,可见大珠三角在广东地理、经济、文化中的核心地位,其周边地区的边缘地位。这种“核心”与“边缘”或“中心”与“外围”的关系实际上构造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旅游系统,前者主要成为旅游客源地,后者主要成为旅游接待地。大珠三角城际在空间上的逐步融合,构成了广东“环大珠三角城市群游憩带”和“点-轴树状游憩网”,以及“南部濒海游憩廊”的旅游休闲产业空间布局模式。

上游山区推进工业化与承担生态屏障的矛盾与对策--以广东珠江流域为例

珠江流域上下游之间经济不均衡发展状况严重,"逆地理梯度发展效应"明显。其主要原因是上游山区遭遇工业化迟滞与边缘化困境。因而加速那里的工业发展以摆脱"贫困恶性循环",是实现全流域经济差异收敛的有效途径。然而,由于区域单元主体功能定位不同,上游山区大规模推进工业化的努力与水系上游限制工业排放的环保要求直接矛盾。为此,可建立一种兼顾发展与环保、效率与公平、能调动上下游双向积极性的制度安排——"珠江流域工业排放局域配额制",通过排放配额在流域单元间的公平分配和交易,让那些为承担生态屏障义务而被迫放弃部分工业发展权的上游地区(排放配额卖方)得到相应补偿,也让那些分享生态服务并"超限"发展工业的区域(排放配额买方)支付相应代价。

1990-2007年日本游客入境中国大陆旅游客流量及地域分布格局的变化

依据1990-2007年的有关统计数据,分析了日本游客入境中国大陆旅游发展及地域分布格局的变化.结果显示:1)随着中日两国经济文化交流的扩大和进出口贸易的增长,日本游客入境中国大陆旅游的客流量及占日本出境旅游比例日益增大.然而,随着中国大陆对外开放的扩大和入境外国客流量的增长,日本游客占中国大陆入境外国游客的比例在逐渐下降;2)日本游客入境中国大陆后在31个省区的分布是非均衡的,主要受经济发展、高品位景点和交通区位影响.可将在31个省区的分布划分为核心、次核心、次边陲和边陲4个等级.其中,北京、上海、广东是3个核心区,也是向周边省区及中西部地区辐射的中心地;3)受空间距离和旅游区位的影响,日本游客入境后有沿着黄河-陇海-兰新线和长江轴线从东向西梯度递减的趋势,这将对西部地区开拓日本客源市场产生不利的影响.

广东珠江上游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生态保障

广东珠江流域上下游之间经济不均衡发展状况严重,呈"逆地理梯度发展效应"。其主要原因是上游山区遭遇工业化迟滞与边缘化困境,因而通过加速工业发展来摆脱"贫困恶性循环"是实现全流域经济差异收敛的有效途径。但是,由于区域单元主体功能定位不同,上游山区大规模推进工业化的努力与水系上游限制工业排放的环保要求直接矛盾。为此,需要找到兼顾上游地区经济发展与生态保障的两全之路。

产业转移区域外部作用机理探析

对于区域外部作用发生的时间,从产业生命周期角度可以得到形象的解释;而对于区域外部作用发生的空间条件或者区位条件,理论地理学中地理梯度理论可以给予充分解释。以区际产业转移为例,具体分析区域外部作用的主体、客体和载体,结合产业生命周期理论和产业梯度理论,分析区域外部作用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从而为制定区域政策提供参考。

蚂蚁物种多样性大尺度空间分布研究进展

生物多样性空间分布模式及成因一直是生态学研究的重点领域。许多研究选取分布广泛、生物多样性高的蚂蚁作为研究材料,以探讨驱动生物多样性分布的因素,并指示和监控环境变化。本文主要介绍了:(1)蚂蚁物种多样性空间分布规律;(2)影响蚂蚁物种多样性空间分布的因子(如气候、生产力和历史因素等)以及解释其分布格局的假说(包括物种—能量假说(species-energy theory)、面积假说(geographic area hypothesis)、中域效应假说(mid-domain effect hypothesis,MDE)、Rapoport效应假说(Rapoport's rescue hypothesis)和历史假说(historical hypothesis));(3)相关的分析方法;(4)抽样效应对于大尺度研究的影响;(5)利用蚂蚁属多样性代替物种多样性研究的利弊。并从抽样技术、研究对象、研究区域和应用性等方面讨论了当前研究的不足。建议今后的研究应采用标准抽样方法,注重不同生物地理区域之间数据的比较,并加强抽样薄弱地区和应用方面的研究。

乌蒙山地区植被时空演变趋势预测

植被变化监测与预测是生态环境监测与保护的重要手段。基于2003~2018年MODIS EVI遥感数据,采用一元线性回归方法拟合研究区EVI的动态变化速率,结合t检验方法判定EVI变化显著性,应用Hurst指数模型预测乌蒙山地区植被未来变化特征。结果表明:(1)研究区近15年植被总体趋于改善,变率为0.004 9/yr,变化趋势曲线呈"双峰单谷"型,空间上呈"东北部高,中部、西南部低"的格局;(2)乌蒙山地区EVI极显著改善区域比重为61.98%,显著改善和不显著改善区域约占全区面积的1/3,退化区域比重为5.64%;(3)研究区植被以持续变化序列为主,占比约为59.5%,持续退化约为0.6%,反持续性改善约为25.13%,反持续改善主要分布在研究区北部、西南部和东北部等地,持续退化主要零星分布在城市区域;(4)研究区植被治理需加强监测,持续实施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等重大生态工程,因地制宜地探索生态经济发展模式,结合植被未来发展趋势,需要统筹推进国土空间优化。研究结果将有助于认识乌蒙山地区植被的时空演化特征及未来发展趋势,有利于该区采取积极措施应对植被变化。

不同地理区域栓皮栎种群结构及其空间格局

利用径级法和方差/均值法对我国不同地理区域上栓皮栎种群年龄结构及其空间分布格局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在水平梯度上,中部、北部、南部和西部栓皮栎种群均呈倒J型分布,而东部种群呈衰退型分布.成年树在中部和南部均呈集群分布,而北部区域呈现随机分布;幼树在在北、中和西部区域均为集群分布,而在南部和东部均呈随机分布.在纬向梯度上,幼树聚集强度的纬向趋势为中>北>南,而成年树聚集强度为中>南>北,经向梯度上幼树和成年树的聚集强度均为中>西>东.在垂直梯度上,中、低海拔种群呈倒J型分布,高海拔呈现衰退型.幼树在不同海拔均呈集群分布;成年树在低海拔为随机分布,而在高海拔和中海拔均为集群分布.幼树和成年树的聚集强度均为中海拔>高海拔和低海拔.在不同地理区域上,幼树的聚集强度均高于成年树.因此,栓皮栋种群结构及其分布格局主要是由环境梯度变化及其自身生物学特性决定,证实了"中心-边缘"种群假说.

海南岛饰纹姬蛙种群的形态变异

揭示海南岛饰纹姬蛙(Microhyla fissipes)种群的形态特征变异及环境在此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于2016年6月和8月在海南岛共采集到饰纹姬蛙19个种群372只成体标本,测量其7个外部形态性状,并采用聚类分析、主成分分析、Wilcoxon秩和检验和非参数多元方差分析等方法进行比较.结果表明:(1)除儋州种群外,种群头体长大体呈现由西南向东北逐渐增大的趋势;(2)层次聚类及主成分分析结果表明这19个种群可分为2组,即东北组和西南组,而东北组的头体长显著大于西南组,且两组在其他形态量度性状上均差异显著;(3)6月份和8月份采集的群体中,雄性形态差异显著,而雌性形态差异不显著.以上形态差异状况可能是由海南岛独特的南北生态差异所造成,食物资源及捕食压力可能是促进饰纹姬蛙种群朝着更加大型化方向发展的生态因素;本研究结果有助于揭示这一广布物种的形态变异规律及其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山西亚高山草地物种多样性与生物量空间变化数据集

亚高山草地为野生动物和食草动物提供牧草,保护它们的完整性具有重要意义。作者于2016年7-8月,在黄土高原东部地区选择具有亚高山草地带的高海拔山地作为实验样地,从北向南一共选择了9个山地。在每个山地选择一块典型亚高山草地进行植物群落物种多样性和生物量调查,同时记录下亚高山草地的地理坐标。在样地中随机设置6个1 m2样方,用样方框调查每一个植物种的高度、多度、盖度、频度,计算群落α多样性指数;再以0.5°、0.45°为间隔分别将纬度、经度划分为5个梯度带,以100m为间隔将海拔划分为6个梯度带,计算群落β、γ多样性指数。最后,从6个物种多样性调查样方中,随机挑选5个作为植物生物量调查样方,在其中间位置设置0.2 m×0.2 m的小样方,采用齐地刈割法获取地上生物量,采用挖掘法获取地下生物量。该数据集包括:(1)山地名称及样地地理位置;(2)山西亚高山草地α多样性指数;(3)山西亚高山草地地理梯度带划分及其β多样性指数;(4)山西亚高山草地γ多样性指数;(5)山西亚高山草地生物量指标;(6)山西亚高山草地α多样性与生物量关系的数据。数据格式为.shp和.xlsx,数据量为41.2 KB(压缩为1个文件33.6 K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