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聪咸《左传杜注辨证》地理考据述论

《左传杜注辨证》涉及春秋时期的政治、军事、天文、礼制、训诂等诸多方面,地理为其中之一端。张氏对左传杜注地理方面的考据主要包括地名相关之辨、山川湖泽方位之辨及杜注古今版本地理记载差异之辨等。其地理考据主要运用了排比文献法,同时综合运用音韵训诂、事理推证、以经解经等方法。张氏的地理考据解决了一些古史地理问题,且本书还体现了张氏不惧权威、实事求是的品质,丰富了桐城的地域文化,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地理考据失误、缺少实地考察等方面的不足。

总论清人地理考据的研究方法

清代学者对传世文献进行了空前绝后的深入研究,其中有大量著述直接或间接的涉及到了地理问题,为了解决诸多繁难问题,清人运用了各种考据手段辨方证地,这些手段大致可分为排比文献法、援经证地法、斟酌史事法以及立足地学法等四种,体现出了清儒精湛的辨析思路和卓越的考证水准,从而将地理考据研究推进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顾炎武地理考据得失论——纪念顾炎武诞辰四百周年

作者提出研究清代地理考据的理念,是应深入到清儒熟稔的学术领域中去,一一检验其考证之是或非,从而得出实实在在的结论。本文以《日知录》为主,探讨了顾炎武在政区沿革、地名用字、地名读音、异地同名、地理方位、地名定位、地理辨误等方面的学术贡献,认为他在沿革地理领域的独立见解颇具学术价值,而顾炎武指出十处《明一统志》之误在客观上开启了批评《明一统志》之风。同时,作者也考辨了顾炎武两类失误,一是唐代领县过十之州,顾炎武认为只有八个,却遗漏了六个;顾炎武关于府制的议论,居然发生四处错误,从而认为评价顾炎武既不可过于苛求,但也不可拔高。

试论朱右曾《毛诗》地理研究法——以《诗地理征》为考察中心

嘉定大儒朱右曾贯通经学,精熟舆地,于《毛诗》地理学深有研究,在充分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撰成《毛诗》舆地学研究集大成著作《诗地理征》七卷。朱右曾综合运用了博征文献、详度地势、斟酌史事、考察遗迹等多种研究方法,对《毛诗》地理所涉及的同名异地、记载抵牾等问题进行了合理深入的考辨推断,对旧解前说之讹误进行全面而又彻底的梳理厘正,体现了朱氏深厚的文献功底和超卓的考据水准。在此基础上,朱氏更尝试利用地理考证成果推究先秦史实,堪称以经证史之著例。然而朱氏考据中也不可避免的存在一些问题,可谓白璧微瑕也。

蒋廷锡《尚书地理今释》研究方法与成就

常熟硕儒蒋廷锡贯通经学,精熟舆地,于《尚书》地理之学深有研究,在充分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撰成《尚书》地理研究开拓性著作《尚书地理今释》。蒋氏综合运用博征文献、援经证经、详度地势等多种研究方法,对《尚书》地理所涉及的同名异地、记载抵牾等问题进行合理深入的考辨推断,对蔡沈旧传讹误进行系统而彻底的梳理厘正。该书丛集前人众说,又多有蒋氏见解,体现了蒋氏深厚的文献功底和超卓的考据水准。

桐城派的另一面:姚鼐舆地之学初探

作为桐城派的集大成者,姚鼐一生著述丰硕,其学术旨趣鲜明,研究领域颇宽,舆地之学为其着重关注之一端。姚鼐的舆地学著述主要聚焦于古地考辨与今地书写,即针对古史地理热点问题提出己见、对于经史典籍中的舆地内容进行正讹考补、创作了不少地理游记。姚鼐的舆地学研究方法,立足于对乾嘉学人的借鉴与反思,显示出兼采汉宋的特点,既注重采取据“事理形势”加以推论的理证法,又重视“目验地形”进行实地考察。在舆地思想方面,姚鼐将舆地作为其践行考据之学的重要落脚点,认为地理考据应讲求经世致用,舆地探索当秉持实事求是,同时“考据”亦应与“义理、辞章”并重,体现了桐城派学术思想的丰富面相。

胡渭《禹贡锥指》的研究方法与成就

浙江大儒胡渭贯通经学,精熟舆地,撰有《禹贡》研究的集大成之作《禹贡锥指》二十卷。胡渭综合运用博征文献、援经证经、详度地势等多种研究方法,对《禹贡》的地理所涉及的同名异地、记载抵牾等问题作了合理深入的考辨推断,对蔡沈旧传讹误进行了系统彻底的梳理厘正,体现了胡氏深厚的文献功底和卓越的考据水准。然而,胡渭考据中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清人丁晏《禹贡锥指正误》对此多有匡正。

江淮大儒丁晏《禹贡》学平议——以《禹贡集释》为考察中心

江淮大儒丁晏贯通经学,精熟舆地,于《禹贡》之学深有研究,不但对胡渭《禹贡锥指》多有匡正,还在此基础上撰成《禹贡集释》三卷。该书丛集前人众说,又多有丁氏见解,体现了丁氏深厚的文献功底和超卓的考据水准。

试论清代学者《禹贡》研究之总成绩

清代学者对《尚书·禹贡》进行了深入全面的研究,形成了八十多种著述的规模。按照其著述类型,大致可分为五类,注疏型、集解型、辑注型、专论型、泛说型。其大要探讨内容为厘定经文文本、辨析地理方位、深考释诂音训、研讨经文大义,主要研究方法有排比文献、援经证经、考辨同名异地、详析矛盾抵牾,辅以实地目验考察、参考域外纪行,辗转考辨,反复讨论,从而将《禹贡》研究推进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