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乡村地籍整理——一场未完成的变革

国民政府地籍整理基于两个目标:一是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增加政府财政收入,一是通过开征地价、溢价归公的政策来实现平均地权的理想。地籍整理措施包括土地清丈与土地登记。土地清丈措施有土地陈报、简易清丈与地籍测量等。土地陈报与简易清丈,采用的是传统的测量方法;土地测量,采用的是现代测量技术。尽管后者的精准度与效率要高,但对人才与经费的要求也高,因此,普遍采用的是土地陈报。土地陈报的准确性依赖于基层官员的负责精神与乡村社会的合作态度。土地登记则是土地测量完成后的产权登记,受制于土地测量的精准程度。声势浩大的地籍整理只取得一些有限的成果。在完成地籍整理的省县,承粮面积有所增加,政府田赋收入获得增长,农民名义赋率有一定程度的减轻,一些地方尝试开征了地价税。但是,由于地籍整理只是在很少的地方得以开展,而且大部分地方采用的是比较粗疏的土地陈报办法,地籍整理并没有实现预期目标。其原因是受到国家控制能力、土地测量技术、国家财力不足、地方官僚系统的制约与掣肘,而且未能得到乡村社会的支持。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湖北地籍整理述评

地籍混乱是近代中国土地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不仅使农民负担畸轻畸重,也影响到政府的财政收入,同时使有关土地制度的改革难以推行。因此,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即着手进行地籍整理。湖北是推行地籍整理较为积极的省份之一,其措施包括土地清丈、土地陈报、按粮推亩等。这些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民国年间的地籍整理经历

《河南文史资料》总第37辑(1991年3月出版)登载有聂常庆先生撰写的《河南地政工作回顾》一文。聂先生是民国年间河南地政工作的负责人，所写情况是系统和可靠的。他那篇文章侧重于记述地政工作概貌和上级机关情况。我在抗战末期和抗战胜利后，曾经在陕西和河南的几个县做过地籍整理工作，主要是土地测量工作，对当时的基层工作情形尚有所记忆。现把那一段经历写出，供研究现代史的人们参考。

平均地权与南京国民政府城市土地制度改革——以杭州市为例

为了实现"平均地权",南京国民政府确立了土地全民所有下的公有和私有两种形式并存的土地制度。影响"平均地权"实施的两个关键因素是地政和财政。地政方面,前代地籍遗留问题不能在地籍整理中完全清除;财政方面,地价税的短收无法迅速填补财政亏空,由此也造成维护土地私有权的成本支绌。

近代浙江土地调查述论

土地调查作为土地管理和课税的基础性工作,受到历代政府的高度重视。从宋元时期土地经界到明清编造鱼鳞图册,浙江省境的土地调查在方法和制度上不断改进,其意始终重在整顿田赋税额。清末,由于太平天国运动对人地关系的冲击,浙江部分地区重新编造鱼鳞图册,但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地籍混乱、田赋短收的问题。民初地政于财政经济之外,始具近代国家建设和基层社会治理的转型意义,土地调查也迈入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新阶段。民国时期浙江省较早地采用"治标"(土地陈报)与"治本"(土地测量)相结合的办法开展土地调查,还出现了成果显著且各具特色的实验县。虽然其间困于频仍的战乱和支绌的财政,土地调查整体效果受限,但其影响却较为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