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国际法内涵与时代价值

70年前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是国际关系史和国际法发展史上的重大创举。这五项原则作为新中国向国际社会贡献的首份公共产品具有丰富国际法内涵,不仅同《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高度契合,也极大丰富、发展了国际法基本原则,成为国际法基本原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重要组成。新形势下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一以贯之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必然要求、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的应有之义,更是各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的解题思路。应以70周年纪念为契机,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指导下,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促进文明包容互鉴、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法治化,同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揭开战争与和平的制度根基——《没有政府的治理—世界政治中的秩序与变革》读后

面对战争——人类历史上千万年挥之不去的伤痛，本人一直在苦苦思考：战争的根源在哪里？经济利益？文明冲突？还是其他？

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

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是邓小平同志早在1988年就向一些外国领导人提出的。邓小平同志的这一主张是在总结了战后40多年的历史经验后提出来的,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和平与发展'重要思想的深化,并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高到一个新的范畴。

战争与和平,祝祝福与希望--献给2024年

我们正处于一个大时代,一个充满着变局的大时代。在刚刚过去的2023年,世界好不容易从新冠疫情的影响中解脱出来,正谋求社会秩序、产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但是地区热点频发,欧洲战事未熄,中东冲突又起。2024年,我们不愿意但是又不得不认识到:世界将走向更多对抗。世界总是不太平,战争的硝烟总是无法熄灭,很多老百姓的生活总是面临着动荡和危险。

探险、秩序与和平:妈祖文化与海洋国家政治认同的构建

作为中国海洋文化的代表,妈祖文化蕴藏的"探险"与"和平"等理念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和维护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持。在当前国家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时代背景下,妈祖文化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妈祖文化在构建海洋国家政治认同、海洋国家自我认同、"海洋东亚"秩序等方面有着其独特的功能,构建和谐有序的海上丝绸之路交往图景成为妈祖文化新的使命。

邓小平论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指导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

邓小平论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指导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曹希岭５０年代中期，周恩来在国际关系中首倡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８０年代中期以来，邓小平在新的国际形势和理论认识基础上继承和发展了周恩来首倡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明确提出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指导建立国际...

现代国际法律秩序的思想基础——卢梭、康德和凯尔森之和平架构的比较分析

卢梭、康德和凯尔森都提出了永久和平的构架,分别是统一的欧洲联邦国家、自由共和制国家的普遍性联盟、具有集中制裁权能的国际组织,都是后世国际法秩序的思想先驱,各自都为当今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法律秩序提供了知识基础。三者在处理"自然状态"这一假设和作为和平前提的"国家同质性问题"上的差异导致其理论具有根本性的不同。自然状态是卢梭和康德要克服的状态,而凯尔森将其作为走向集中性制裁之国际组织的出发点;国家的同质性是康德和平理论的根本出发点,也是一种先验规定,而凯尔森的和平构架对此完全予以忽略。他们和平架构的深层规范性基础各具特色,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都显得比较狭窄。随着国际社会的发展,他们各自的规范性基础内容才得以充实。

从国际秩序转型看中国的和平发展

当前国际秩序处于一个历史性的转型时期,与历史上其他时候的国际秩序转型不同,这一次国际秩序转型并非发生在大战之后,其驱动力主要是全球化与冷战的终结。冷战的结束使原有的国际秩序被颠覆,而全球化的浪潮正在重组现代社会和国际秩序。东亚的力量组合、所处的国际环境、内部环境以及观念、身份、制度以及利益等均出现新的演变。总的来看,东亚秩序出现"和平转型"特质,它体现在三个转型之中:一是中国的转型,一是东亚的转型,一是中国与东亚秩序的关系的转型。国际秩序的转型有利于中国的和平崛起。

论中国和平发展及其对国际秩序的影响

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增强,国际社会先后出现了"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机遇论"、"中国责任论"等种种论调。在中国改革开放取得阶段性进展的当下,近来海外又出现了对中国发展"不确定论"的疑虑和担忧,对此,党的十七大报告正式提出了"和平发展"的战略。那么,中国为什么要选择和平发展,中国的和平发展与现存国际秩序的关系如何,以及中国和平发展对未来国际秩序有何影响,这些都是当前中国发展所必须着重解决的问题。

中国崛起与国际秩序的和平变革

冷战结束以来,世界战略格局与国际秩序发生了巨大变化,新格局与新秩序正在形成过程中,世界各国尤其是大国面临新的战略选择,争夺21世纪国际新秩序主导权的竞争正全面展开。如何正确认识和适应这些变化,怎样才能做出合理的战略与政策抉择,不仅是学界非常关心的问题,也是快速发展的中国必须解决的重大对外政策课题。鉴此,《现代国际关系》编辑部近期发起召开了“21世纪国际秩序与中国对外战略”专题研讨会,邀请在京十多位知名专家学者就当前国际战略形势、国际格局与国际秩序及其变化趋势、中国面临的战略环境等战略性问题各抒己见,并提出相应的政策思考。现将与会专家学者的主要观点辑录刊发,以期对于读者把握国际战略形势及理解中国对外战略有所裨益。

从国际新秩序角度看中国和平发展的国际法意义

目前,和平发展作为一项国家战略日益引起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和平发展不仅反映了我国关于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张,也符合建立国际新秩序所依据的国际法基本准则,并促进了国际新秩序的建立,具有重要的国际法意义。

当代国际秩序与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中国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永远不称霸."这是中国新的一代领导集体在科学分析和正确判断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和国际秩序的基础上做出的战略选择.

秩序视野中的和平

从理论层面看,对和平概念最一般的表述即"非战争"。从实践层面看,现实的和平是一种包含着冲突的相对稳定的状态。人类社会实践的发展,不断拓展了人们关于和平问题的视界。和平是"客观存在的状态",是主体的行为方式,并体现为规则、规范或制度。作为客观存在的状态,和平是多重利益的结构性存在,不同的利益应当在求同存异中寻求自身的发展。

国际体系中的变与不变——“长和平”秩序的机理及启示

冷战体系中超级大国关系最显著的特征莫过于等级制度缺失情况下"长和平"秩序的形成,这种秩序的形成与维系不仅依赖于以意识形态对抗为基础的观念结构,也依赖于美苏两国以实力竞争为基础的物质结构以及一系列审慎的自我约束和控制机制。"后危机时代"的国际政治体系出现了新的分化组合,国际社会权力结构和平重组的可能性有所增加,但维系"长和平"秩序的规则有些仍发挥作用,美国在冷战时期确立的势力范围和利益边界依然存在,国际体系的结构性变革仍需较长时间才能实现。

美国“遏制中国”论的地缘政治学探源

随着“中国崛起”,美国的地缘政治学家不断制造"中国威胁"论,迄今乐此不疲。美国与中国远隔太平洋,美国政治学家为何会把中国视为"威胁"?美国的地缘政治学承接自大英帝国的地缘政治学,斯皮克曼从马汉和麦金德那里得到的重大启发是:美国不能因为与自古以来战火不断的欧亚大陆隔着两个大洋就可以高枕无忧。美国"被包围"的感觉是美国地缘政治学意识的核心,基于美国式的"东亚和平"秩序,当今美国的地缘政治学家大谈"中国威胁"论,并无正义可言。没有认清这一点,我们就只能被迫在"美国和平"的前提下谈论地缘政治博弈。

东亚地区秩序与中国和平崛起

地区秩序是国际秩序建设的区域基点,因而,地区秩序也就是地区内各主要行为体在地区权力分配、地区认同、地区机制的创立与运行的结果。在东亚,中国是连接东北亚和东南亚的中心,东亚的稳定和发展离不开中国的作用。同样,中国的和平崛起也离不开稳定的东亚地区秩序。通过分析东亚地区秩序与中国和平崛起的互动关系,探求中国在东亚地区秩序中实现和平崛起的具体方式。

中国和平发展与东亚地区秩序的未来

中国经过30余年的物质性成长与社会性成长,已经成为决定东亚未来秩序发展方向的重要力量。中国内省式的战略文化和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决定了中国不具备谋求东亚地区霸权的主观意愿和客观条件,在经济相互依存和地区共有观念的共同作用下,东亚地区也不会出现中美对抗的均势体系。中国对东亚地区秩序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地区主义来实现的,即以地区主义的方式来推动东亚地区整合,谋求东亚地区一体化。东亚地区一体化进程在客观上对美国的现有霸权秩序构成了挑战。

合法性叙事、国际传播秩序与和平——宾夕法尼亚大学安纳伯格传播学院门罗·普莱斯教授访谈

门罗·普莱斯(Monroe E.Price)①是宾夕法尼亚大学安纳伯格传播学院教授,他颇具传奇色彩的一生横跨法学与新闻传播学等多个领域。他2006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安纳伯格传播学院创办了国际传播研究中心(CGCS)并担任创始主任,致力于推动国际传播的发展,是国际传播研究领域的大家。笔者在该院做访问学者期间,就国际传播、互联网治理、比较研究等问题对其进行了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