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认同与文学传统:论高启的苏州书写

高启的生活形态是南宋以来士人地方化趋势的典型呈现,而其包括《姑苏杂咏》在内的大量苏州风土诗则表现了宋元以来的“文学地方化”趋势。《姑苏杂咏》的书写形式受地方志影响较大:其创作因阅读郡志而发,呈现出独特的“不在场”写作方式;其编纂体例和题下注都接近地方志,甚至很多题下注直接截取自《吴郡志》和《苏州府志》。同时,高启诗的写作也显现出吴中文学传统的强大影响:在题材上,高启多写吴中风物;在形式上,高启诗继承了中晚唐吴中文人的联句传统;高启多以吴声歌曲旧题为题,并继承了传统吴声的特点,即“吴体”、杂言体与三三七句式;吴中文学悠远的隐逸传统也深深影响了高启及其诗作。此外,从高启的诗论中还可以看到皮陆《〈松陵集〉序》的影响。

汉晋地志的文学书写与南方意象的生成

汉晋时期地志著作兴起,尤以南方地志为先,体现了南人逐渐浓厚的本土意识。其中,早期的汉吴“异物志”以发现视角记录荆、扬以南物产,吴晋江南地志以栖居视角描摹当地山水,晋代岭南地志则融合发现与栖居视角书写南方。它们以主观视角与审美眼光描绘客观物事,在文学书写层面促进了“南方意象”的生成。此后地志中的“南方意象”又进入其他文学文本,经过演化、变形,形成具有南方标志性的审美符号。

文學地景中的身份意識——從文學散步到地景書寫

1987年,盧瑋鑾教授於報刊系統介紹香港文學地景和文學篇章,爲香港文學散步(Literature Tour)奠下了學理的起點。2001年,中文大學香港文學研究中心開始舉辦全港性的大型文學散步,此後不斷續辦,活動内容亦不斷發展,除了文學散步,還包含文學創作分享,以及文學創作教育,逐步演化成一項系統地建構'文學地景'(Literary Landscape)的活動。另一方面,香港其他文藝機構於過去二十年間亦不斷提倡書寫香港社區,發展出許多極具規模的文學地景建構活動,跟研究中心的文學散步,性質相通。2016年,香港文學生活館策劃了'島敘可能:文學×視藝'活動,爲文學地景的建構方式,注入跨媒體元素。過去十年,'文學地景'建構活動在香港蔚爲風氣,數量之多,規模之大,在華文地區,尚屬特殊。然而此現象的發展脈絡,至今尚未獲得系統梳理,而此由文學散步蛻變而來的過程,亦值得從身份意識的角度加以探究。本文將藉文獻史料,分析文學散步轉化成文學地景建構活動的過程;再以法國學者:相伯德羅浮、莫里斯·霍布瓦克和皮埃爾·諾亞有關身份意識和集體回憶的理論,分析文學散步及文學地景建構活動,對建構個人身份意識的意義。

南宋地志文學化現象與近世社會

南宋地志文學化現象從北宋中後期開始破土萌芽,到南宋後期正式生成,大致契合了從"唐宋變革"到"宋元明變革"的時間點,其實質是地志的"近世化"。"近世社會"的兩大特徵——士人的"地方化"和"江湖化"、文化的"通俗化"和"大眾化"是這一現象真正的根源。在社會變革和文化轉型的作用下,南宋地志由王朝地理轉爲地方史,其功能由資治、教化、存史轉爲地方書寫,由體國經野轉爲助文覧勝。

游与居:地理观看与山岳赋书写体制的近世转变

古代山岳赋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纪游书写转向地志书写的过程。"游"与"居",代表着两种不同的观看视角和创作状态,即从对陌生世界的游迹式探寻,转向对已知世界的结构式呈现。这种差异,早在六朝时期孙绰《游天台山赋》与谢灵运《山居赋》中已有所反映。这一分野,与两汉魏晋辞赋中的纪行、游览、都邑、畋猎、述志等文类互动有很大关系,最终流变为山岳游览赋、山岳形胜赋两种子类型。但赋体的局限性,使得山岳赋在表现自然山水的审美上,不及后来居上的山水诗、山水游记等,在文体竞争中渐处下风。自两宋以后,随着地方观念在文人世界中的强化,山岳赋逐步从山水诗、山水游记的审美定式和优势话语中突围出去,借鉴都邑赋的书写体制,强调地方性知识在文学文本中的结构性书写,将作为辞赋书写对象的山水,从陌生的边缘世界,内转至熟悉的地方世界。此为山岳赋书写体制之重要变化,与近世文化转型中的地方化、日常化趋向,不无关系;又与宋以后辞赋散文化之发展,构成一种新的张力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