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地震报道中的媒体实践与社会互动(1833—1911)

本文对晚清地震报道进行综合分析并探究报刊如何借由灾难报道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研究发现,早期的地震报道数量少,传教色彩浓厚,随着我国的办报活动逐渐活跃,地震报道在篇幅、体例、内容上逐渐成熟,搭载的报刊类型更加多样化;但内容呈现浅层化、缺乏动态报道,文学性强、新闻性弱。在传递信息之余,报刊利用地震的特殊性,在报道中融入政见,实现与当政者的对话;同时,报刊围绕地震报道、赈灾等系列活动更深刻地嵌入社会结构。

灾难报道中的媒体行为及其思考——以日本NHK地震报道为例

灾难报道广义上是指新闻媒体对一些人为或非人为因素引起的灾难性事件,如地震、海啸、空难、战争等＂天灾＂和＂人祸＂所进行的报道。由于瞬间爆发、不可控制、难以预料等破坏性因素,这些事件往往给社会带来巨大的人员和财产的伤亡、损失,从而造成重大的社会影响，因此常常成为各个新闻媒体关注和报道的焦点，并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成为社会舆论的中心。

汶川地震报道特点及对传媒未来的影响

1966年3月8日邢台地震时，“文革”尚未爆发，报纸和广播电台的及时报道和周总理三赴现场的新闻照片形象，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时传媒的报道起到了较大的社会动员作用，一时全国支援邢台灾区蔚然成风。“文革”后期，1976年7月28日唐山地震，由于“文革”前的大部分报纸停刊，中央只有“两报一刊”，

我国灾难新闻报道模式的转变与突破——以汶川地震报道为例

汶川地震报道表现出中国灾难新闻报道模式的转变与突破。新中国60年来的灾难新闻经历了三种报道模式,即"党本位"的单向度闭合模式、"事本位"的多向度客观报道模式、"人本位"的全息化开放报道模式,后者标志着灾难报道的新突破:"全息化的开放报道框架"突破"单向度的闭合报道框架";人性化报道突破模式化报道,"集体呈现"向"个体呈现"转变;平民化视角凸显,展现多元人物的生存状态,避免"英雄神化"与"领袖宣传"。当然,汶川地震报道在转变与突破中也存在值得反思的问题。

地震报道中死亡人数估计方法的适用性分析

基于国内外8次地震报道死亡人数的统计数据,采用修正指数曲线、龚铂茨曲线、罗吉斯蒂曲线分别进行震后死亡人数估计。对比分析表明三种模型均适合地震报道死亡人数估计;用剔除前两个拟合值后的拟合精度作为预测误差在实际应用中具有实际参考价值。对中国3次强震报道死亡人数拟合结果分析显示,联合三种模型,采用相对误差较小的模型为主、另两种模型为参考的方法进行最终死亡人数预测,可为抗震救灾指挥部署提供参考依据。

美国新英格兰地区平面媒体对四川地震报道之观察

2008年5月12日在中国四川发生的强烈地震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美国东部新英格兰地区的主要平面媒体，包括主流英文报刊和以华人为主要对象的中文报纸，都对这次地震给予广泛报道。报道对中国政府、军队、民众乃至整个中国的国家形象均有正面的展现，这一传播现象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和思考。

叙事学视角下的电视现场直播信号——以CCTV日本地震报道中对NHK直播信号使用为例

2003年3月20日北京时间10时40分,中国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率先在中国电视媒体中切入直播信号,开始了持续一个多月的伊拉克战争直播报道。①国内外的媒体评价其为＂中央电视台第一次与国际各大传媒同步报道国际重大事件＂。

汶川地震报道践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遇到重大事情发生，我们的传媒平常习惯于按照上级的指示来采访和选择主题，没有上级的指示主动采访重大事件的情形不多。这次关于汶川地震的报道，多数媒体打破了这种惯性态势，反应之迅速、报道规模之大、报道力度之强都是历史上罕见的。5月12日14点46分，新华网最早发出关于地震发生的快讯，随后各报纸和广播电台、电视台，都反应很快，发挥了各自信息传递的特长。

汶川地震报道中的新闻伦理反思

5月12日14时28分，四川省汶川等地发生里氏8.0级大地震，灾区涉及四川、甘肃、陕西、重庆、云南等地，全国多个省市均有较强震感。大地震牵动着亿万中国人的心，全国新闻媒体也立刻行动起来，广播、电视、报刊、网站等纷纷刊播抗震救灾专题报道，不少媒体还派出记者到现场采访报道，帮助社会和公众及时了解灾情。

突发事件媒体信息报道与新闻专业主义考量——以日本NHK“3·11”地震报道为例

NHK地震报道是新闻专业主义实践的一个范本,在灾难事件的新闻报道中,提供真实、客观、公正以及具有社会责任的信息显得尤为重要,新闻专业主义理念成为衡量突发事件信息报道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NHK作为公共媒体,弥补了政治与市场制约下的关乎公共利益的信息传播不足,其自主性消解了来自权力体系的制约,资金来源消解了新闻消费主义受众观,某种程度上给我们的突发事件信息传播中新闻专业主义建构提供了借鉴。

从BBC新闻网看汶川地震报道中的中国政府形象

自从上个世纪中叶开始，英国广播公司（BBC）就已经在很多世界性的突发事件报道中大放异彩。相比较于曾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报道巾一鸣惊人的美国有线新闻网（CNN），BBC的报道更加凝重、深入，并且少了很多个人的色彩。

危机事件中新闻报道要以人为本——汶川地震报道的分析与解读

今年5月12日发生的汶川大地震，数以万计的人在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中失去了宝贵的生命和家园。地震发生后，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和各大门户网站等国内媒体在第一时间内行动起来搞策划、开专题，报道地震灾情，关注救援情况。

汶川地震报道的特点和对传媒未来的影响

这次汶川地震的报道，信息发布之快，内容之丰富和全面，展现人性的深刻性，都是历史上少见的。大量媒体记者冒着危险，赶赴灾区，第一时间为公众提供信息，这为减少消息的不确定性、减少谣言，帮助全国人民建立信息、凝聚力量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使得我国媒体的职业化意识在传媒间的竞争中、在全国人民的无形监督中得到提升，媒体在大规模报道中开创的制度环境、积累的报道经验、培养的职业意识将对中国媒体的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灾难性事件报道方式的新面相——从“5·12”汶川大地震报道谈起

人类无法回避灾难，灾难性事件不仅与人类的生活密切相关，同时也因其自身所具有的卓越新闻价值吸引着新闻界的“各路诸侯”，成为新闻传媒争相竞技的“主战场”。纵观我国传媒对灾难性事件的报道，有许许多多的经验与教训值得我们反思和深省。曾几何时，中国面对灾难性事件的报道总怀着“人定胜天、战无不胜”的情怀．使灾难报道逐渐形成了“灾害不是新闻，抗灾救灾才是新闻”的统一“模板”，而忽略了灾难的深重．

从信息公开角度看汶川地震报道的特点与效果——以中央电视台报道为例

与以往灾难、灾情报道不同的是,这次四川汶川地震的报道,作为国家级媒体的中央电视台,信息发布非常及时,信息的透明度很高,内容丰富和全面。本文主要从信息公开的角度,分析央视这次灾难报道的特点与效果,以及汶川地震报道对今后灾难新闻报道所带来的启示。

大地震报道颠覆了过时的“负面报道”概念

过去有些本来应该及时报道的突发事件为什么不让传媒报道?除了"负面报道"的观念作祟之外,还因太低估了我们传媒人的觉悟、水平和能力,同时也与有关部门未全面权衡利弊有关。

框架理论视野下党报灾难报道观念的演变——以《人民日报》三大地震报道为例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进步．传媒格局日益开放。我国媒体的灾难报道观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权威性和公信力兼具的党报如何报道突发灾难性事件．并有力地肩负起监测环境和疏通民情的职责．显得至关重要。本文选取《人民日报》对改革开放前后三次地震的报道加以研究。由此总结我国党报灾难报道观念的演变。以期有所启示。

从四川地震报道看我国危机传播中的信息源管理

信息源的控制和管理有三种方式 从近年我国及世界其他国家灾害发生后的新闻报道中可以看出，国家（政府）对信息源采取不同的管理和控制方法，就会有不同的效果。

汶川地震报道:信息公开制度化的良好开端

汶川地震报道，各路记者云集，报道规模空前，新闻的开放前所未有。外国媒体对中国政府的处置能力和媒体的良好表现赞赏有加，就连惯于用有色眼镜看中国的某些西方媒体也无可指摘。

地震报道中的同情

抗震救灾检验政府的应急反应、考验公众的团结互助,相关报道拷问着我们新闻人是不是已经把这样的信条融入血脉:不把任何一个人当作工具,要把对遭遇不幸的采访对象和受众的伤害降到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