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美国场外配资监管的规则构建与实施

相对于场内融资融券,参与主体众多、交易分散且模式多元的场外配资给监管提出了特殊的挑战。如何在金融分业监管的格局下有效控制场外配资的系统性风险,美国既往80余年的美联储-SEC合作模式可资借鉴。以U规则为核心的场外配资监管规则体系从"场外出借人"、"贷款行为"、"以购买或持有保证金股票为借款目的"、"以保证金股票作为直接或间接担保"四个维度框定监管边界,采取行为监管而非准入监管的策略,针对各类场外配资交易施加统一且适度的杠杆率限制以及信息披露要求,并以"实质重于形式"的监管理念挫败各类规避行为。区别于监管措施的相对柔性,美国对于违法场外配资的主体课以严厉的法律责任。这一套完整的规则建构堪为我国当前修改《证券法》、将场外配资纳入正式法律框架的一个参考模板。

场外配资、杠杆率与房地产市场风险——基于“人人贷”数据的微观证据

本文运用“人人贷”P2P平台的微观数据,系统分析和考察了非正规金融贷款、居民杠杆率与房价的相互影响关系。之后,在考虑居民部门真实杠杆率的情形下,对限购、限贷和限售政策效果进行了评估。实证结果表明:近年来非正规金融部门贷款已经成为居民购房资金来源的重要来源,居民部门杠杆率的真实水平可能更高。不断上涨的房价对其后的网络信贷额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如果未来房价持续上涨,民间借贷资金将可能越来越多地进入房地产市场。同时,90平米以下二手房价格变化对网络信贷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反映出网络信贷在支撑基本住房需求方面更加突出,而这部分需求大多来自正规渠道借贷存在不便的低收入者;大于140平米的二手房价格变化对网络信贷额也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表明持有改善性需求或投资需求的购买人群也会将网络借贷作为融资渠道以满足大额支出需要。从使用网络借贷群体的特征分析,其大部分是收入水平不高、自身购买力有限和受银行住房贷款限制的刚需用户。

我国场外配资的风险及其监管研究

2015年下半年以来,场外配资借助相关技术系统与互联网形成在线股票配资这一创新的互联网金融模式,并推动了股票市场短时期内的暴涨暴跌。最终,为防范股票市场风险扩散到金融体系以及实体经济,监管层对场外配资进行了强力清理。但是随着2016年下半年股票市场复苏而卷土重来的场外配资则再次警醒监管层与市场,风险并未远离。本文试图从场外配资的产生发展及其与网络系统、技术系统的联系等角度探讨场外配资的风险,然后提出场外配资的规范与监管的相关建议。

证券市场场外配资合同效力认定裁判规则反思与重构

从本质上看,场外配资是一种借钱炒股的行为,其法律关系复杂。场外配资合同类型的划分有不同的标准,根据合同架构,可将场外配资合同分为融配资双方直接交易的配资合同、P2P互联网配资合同、伞型结构化信托配资合同等几种类型。在实务中,主流观点倾向于认为场外配资违反融资融券特许经营制度,出借账户违反证券账户实名制要求,违背社会公共利益,并由此认定场外配资合同无效,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合同效力与合同效果分离的创新观点,而《九民会议纪要》则正式确立了场外配资合同的无效性。但是,由于国家特许经营制度不能成为判定合同无效的依据,出借账户并不违反账户实名制的初衷,社会公共利益条款也很难适用于场外配资合同,认定场外配资合同无效的理由并非必然成立。因此,为更好地认定场外配资合同效力,应当直面杠杆化市场风险,本着注重私权保护、尊重意思自治、保护金融创新的理念,有条件地赋予场外配资合同以合法性,允许场外配资中的账户出借,设定准入标准并建立事先备案制度,提高监管部门与司法机关处理问题的能力,推动场外配资阳光化、规范化运行,在规制层面平等对待场内与场外融资行为,在司法环节坚持个案认定原则,针对无效或部分无效合同通过构建统一规则来处理当事人的责任承担问题。

场外配资的法律思考

场外配资发展模式日趋复杂、多样,与合法、合规的"两融"业务相比有其诱惑性较大,这是造成其"野蛮生长"的重要原因。其游离于监管之外,加剧了股市剧烈震荡,危害严重,监管层已高度关注并已有序开展清理。相关法律纠纷的处理,应从稳定社会大局出发,依法解决。此外,应以"两融"业务为切入点,加强监管,彻底根除配资业务,还资本市场健康、持续、稳定的发展环境。

场外配资模式及合法性分析——兼谈融资融券法律制度之完善

我国证券市场自建立以来,民间配资活动就从未中断过,甚至在融资融券制度建立之后场外配资活动也并无消减之势。但是近来股市的跌宕让场外配资获得公众与监管层从所未有的关注,在对场外配资大规模的清理运动背景下更值得我们去反思场外配资基本的逻辑,更需要审慎考察的是在这场清理运动中涉及到不同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并透过其法律关系检视各主体行为之合法性。场外配资活动就像是一面镜子,可以从中反射出融资融券制度的诸多不完善之处,同时也提醒监管层反思如何更好地构建融资融券这一制度。

场外配资合同效力认定的反思与重构

现有模式下的场外配资具有账户借用、高杠杆等违法性,应受证监会的严监管。在此背景下,“九民纪要”直接捆绑行政许可与合同效力,将场外配资合同统一认定为无效。但此裁判路径存有不妥,应通过社会公共利益判定合同效力。从场外配资合同的法律构成来看,其应为民间借贷合同,账户借用等合同要素不影响合同属性和整体效力。场外配资是基于市场需求而产生的,具有正当性。而且账户借用、高杠杆等负面影响可以通过制度优化、行政处罚等方式进行限制,为避免合同无效带来的当事人间的利益失衡和履行合同带来的负面影响,宜借鉴合同效力三分法,将场外配资合同定性为有效但未生效之合同。准此,场外配资合同仅有私力实现力、处分力和保持力,而无请求力和执行力。

开启传统广播的“场外配资”新时代——从《王冠红人馆》的创新尝试浅析传统广播突围的空间和方向

在移动终端时代,传统广播的信息传播功能被不断削弱,广告空间也被不断挤压。面对风起云涌的自媒体集群、商业化传媒平台,以及百度、腾讯、阿里巴巴这样的互联网寡头纷纷将触角伸进优质传播内容生产的现实,传统的广播媒体该如何求新求变?本文是一位一线广播制作人的尝试与思索。

民间场外配资纠纷司法解决途径

场外配资的性质何如,配资双方的利益如何平衡,司法判决结果如何彰显对场外配资的司法态度,在目前场外配资监管缺失情况下,考验着司法者的智慧。穿透配资的迷帐,利用现有民间借贷规则解决场外配资纠纷,彰显监管者对场外配资的态度,或许不失为一剂良药。

后危机时代我国金融监管与司法实践中的法益权衡——以我国股市场外配资为视角

“场外配资”是当前我国金融监管的重点与难点,而司法实践与监管思路的冲突与矛盾是弱化其监管有效性的主要原因之一。由于对“场外配资”行为侵害的主要法益缺乏准确认识,导致司法裁判对行为的规制结果与金融监管目标相悖,无法形成统一评价与有效指引,且相关法理论研究也多局限于市场运营的合规风险与法律规则内容本身,忽略了司法实践与行政监管的衔接与呼应。因此,杜绝“场外配资”活动,就需重视金融监管的一致性,在司法实践中树立危机应对意识,权衡并厘清优先保障的法益类别,通过监管联动及裁判指引等促进金融监管提质增效,保障我国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顺利进行。

场外配资业务的法律监管问题研究

自2015年股市异常波动、证监会强力措施之后,场外配资对证券市场的暴跌与暴涨的推波助澜作用也越来越凸显,为建设健康稳定的证券市场,必须对场外配资业务进行监管。场外配资业务的法律属性既非传统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也非让与担保法律关系,更非委托法律关系,有其独特之处。我国场外配资的监管现状从行政监管的角度和法律监管的角度看,均有着不足之处。场外配资存在的主要问题为相关法律规定不完善、监管不到位、存在较高的法律风险及当事人证据搜集困难。监管层应当在完善场外配资的法律规定、风险监督以及监管机制等方面对场外配资业务进行稳定长久的监管,使场外配资业务持续健康发展。

《九民纪要》和新《证券法》实施背景下场外配资合同效力认定的困境和突破

《九民纪要》中规定场外配资合同无效,但法律渊源和无效原因正当性在学界存在争议。新《证券法》采取了更严格的监管方式,非法出借借用证券账户的主体也从法人变为个人和单位,也未明确规定配资行为效力及违法性。通过梳理《九民纪要》与新《证券法》的创新与不衔接之处,并借鉴美国和香港配资制度基础上来分析场外配资合同形式和有效性。通过分析,得出新《证券法》实施时应与相关行政法规与管理办法相衔接,对场外配资行为的涵义和标准作出专门性法律规定,明确配资行为主体责任,保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完善证券市场信用交易制度,在司法裁判中统一配资合同效力裁判标准。

证券交易场外配资协议的效力认定

《九民纪要》将场外配资合同认定为无效合同,从而否定了自深圳市以来将场外配资合约效力与合同结果区分认定。本文从事实认定,价值判断与法律技术三个层次对场外配资合同效力进行解构。在事实认定层面,场外配资具有三种常见模式,各自对资本市场的系统性风险与融资渠道的扩张产生着不同的影响。经由价值判断,“一刀切”式的否定场外配资并不可取。在法律技术层面,从社会公共利益的角度以比例原则为手段类型化场外配资合同,对于危害较小的类型效力予以承认,对于危害较大的类型予以否定,并对类型化后的责任分担进行了相应安排。最后从金融监管对场外配资协议效力的影响程度出发,笔者认为应当警惕金融监管与司法审判的“一刀切”式的趋同性。

融资融券和场外配资:股市剧烈异常波动的策源地

融资融券和场外配资是2015年我国股市剧烈异常波动的主要成因。两者都具有三种功能:融资、杠杆交易和提供看涨做多和看跌做空的下注机制。但融资融券是监管机构支持的合法机制,而场外配资则是灰色融资方式,大多已经被叫停。融资融券和场外配资鼎盛期间提供了过度流动性,干扰了股票市场的估值。融资融券和场外配资成忠,有相关法律规定所造成的原因,也有执法理念和执法实践所造成的原因。

浅谈股票市场场外配资业务

2015年杠杆资金撬动了阔别数年之久的牛市，但场外配资行业的野蛮增长为股市带来巨大的风险，正是由于这部分资金的快速抽离，股市在6月中旬至8月下旬迎来断崖式的下跌。本文着重介绍场外配资业务，对其业务模式、规模、危害性以及清查力度做出简要阐述。本文也介绍其他规范化的股票融资类业务，可供有融资需求的投资者选择。

场外配资的刑法规制研究

实践中场外配资主要有系统分仓、出借账户、客户账户和虚盘配资四种行为模式,根据具体行为特征、结合《证券法》关于“证券业务”的规定,可以具体解构出两个违法行为:非法经营证券经纪业务的行为和非法经营证券融资业务的行为。因此,场外配资可能被纳入《刑法》非法经营罪的规制范畴。从场外配资的行政违法性、法益实质侵害性及实践基础来看,2019年修订的《证券法》生效后,将符合法定构成要件的场外配资行为以非法经营罪认定是有必要性的。但要依照受规制的场外配资必须是经营行为等犯罪构成要求,并结合两种场外配资行为受规制的不同时间界限在具体认定中综合考虑。

基于机器学习的场外配资识别算法设计与应用

场外配资是一种高风险的融资手段,对可疑的场外配资行为进行及时的识别与监控,有利于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与证券市场的稳定。为此提出一种基于改进XGBoost机器学习算法的配资账户识别方法。通过分析场外配资的业务逻辑,构建了与识别算法强相关的特征指标体系,并结合场外配资行为特性采用召回率作为关键度量指标。通过对所构建识别算法的对比分析,所提出的基于XGBoost的场外配资识别模型得到了更加准确的识别效果,并且通过市场交易行为分析能够更加灵活快速适应市场环境变化,从而更好地用于证券市场的场外配资监控。

场外配资业务的法律监管问题

场外配资自2015年股市异常波动、证监会强力措施之后,场外配资对证券市场的暴跌与暴涨的推波助澜作用也越来越凸显,为建设健康稳定的证券市场,必须对场外配资业务进行监管。场外配资业务的法律属性既非传统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也非让与担保法律关系,更非委托法律关系,有其独特之处。我国场外配资的监管现状从行政监管的角度和法律监管的角度看,均有着不足之处。场外配资存在的主要问题为相关法律规定不完善、监管不到位、存在较高的法律风险及当事人证据搜集困难。监管层应当在完善场外配资的法律规定、风险监督以及监管机制等方面对场外配资业务进行稳定长久的监管,使场外配资业务持续健康发展。

涉案600多亿,700余人被抓场外配资凶猛高杠杆炒的竟是“假股”

一旦参与场外配资违法活动,股民自身利益将无法保障,还可能遭受较大财产损失。这是证监会近日发布《严厉打击场外配资违法活动合力净化资本市场生态——证监会、公安部联合发布2020年场外配资违法犯罪典型案例》中的提示。上一次证监会集中曝光258家非法从事场外配资平台名单,是在2020年7月。

场外配资的风险分析与对策

近年来,每当A股指数大涨,“配资”“牛市”关键词在网上的搜索量就陡然上升,场外配资就呈抬头之势。从配资主体、原因及特征分析入手,全面刻画场外配资行业生态,分析过度杠杆、市场投资、法律合规及系统性金融风险等潜在风险,在建设“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目标指导下,采取智慧赋能预警风险、依法高效打击犯罪、积极引导综合施策等应对举措,有利于维护资本市场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