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私的道德判断标准——基于场景一致性理论的视角

相较于隐私控制理论对于判断侵犯隐私行为的一成不变,尼森鲍姆所构建的场景一致性理论蕴含了道德整体思维,并由此形成了不同隐私场景下的不同道德要求。帕菲克的整体思维能够回应由技术的复杂性所带来的隐私犬儒主义,但无法直接应用于司法实践中。场景一致性理论中所蕴含的道德整体思维,为道德在判断侵犯隐私行为时提供了指南。在以道德整体思维考察其在评判新技术时的有效性以及裁判说理中的有效性后可以发现,道德整体思维能够明晰隐私权纠纷中的法律责任,为我国隐私权纠纷的审判实践提供理论支持。

基于场景一致性原则的人脸识别技术应用权限研究

人脸识别作为一项生物识别技术,为社会各领域提高生产生活效率.而在现有法律规制中,人脸识别技术使用权限的法律规范仍有模糊之处,对个人人身安全以及信息安全产生威胁.在确定人脸信息权利性质的基础上,结合符合保护人脸信息利益的场景一致理论,划分人脸识别技术在公权力场景、营利场景、入场场景等场景中的使用范围和权利限制,并构建事前预防与事中审查处罚一体的人工智能现实运用个人保护体系.

敏感个人信息的界定及其完善

敏感个人信息的界定是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的重要内容。因为比非敏感个人信息更能反映和影响个人信息主体的重大利益,《个人信息保护法》对敏感个人信息采用更为严格的保护制度。《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8条第1款对敏感个人信息的界定采取客观风险标准。在法学视角下,“敏感”与“高度损害风险”相关联,敏感个人信息处理的损害风险程度较高。损害风险可以单独或同时来源于个人信息内容的固有性、个人信息被非法使用时的工具性以及非敏感个人信息与敏感个人信息的关联性。《个人信息保护法》对敏感个人信息的界定尚不能涵盖所有损害风险来源,应在第28条第1款的基础上辅以场景化路径界定敏感个人信息,具体以个人信息是否揭示或关联敏感内容、受损害主体是否包括其他关联利益人为客观考虑因素。

刑法视阈下的公开个人信息保护:困境反思与进路构建

司法实务中对“经被收集者同意”条款在“未经同意出售、提供公开个人信息”行为的适用上存在罪与非罪的争议。法益属性理解不一、“公民个人信息”范围与“经被收集者同意”条款的解释分歧和空白规范在司法适用中的功能失位,是公开个人信息保护的刑事困境成因。通过拓展前置法与比较法视野,我国公开个人信息的刑事司法保护可获得“知情同意”效力应在公开个人信息保护上有所限缩,与“合理处理”原则可作为“未经同意出售、提供公开个人信息”行为正当化事由的有益帮助与启示。借助场景一致性理论,按个人自行公开与其他已经合法公开两种形式对“合理”标准之判断展开进路构建。

网络公共场所私密信息的界定与司法保护

在互联网时代,物理空间的隐私侵权问题逐渐延伸到网络空间,随着对传统上“公共场所无隐私”理论的打破,网络公共场所隐私的界定也逐渐为学界所关注。在《民法典》将个人信息权益和隐私权两者区分的二元保护路径下,作为交叉地带的私密信息适用隐私权规则保护,这也引起司法实践中对私密信息的界定和保护难题。“场景一致理论”在承认信息流动中风险存在的前提下,采用独特的风险评估方法对个人信息流动每个阶段的隐私进行预测。立足在网络环境中场景不断变化的情况下,尽可能降低信息流动中造成的隐私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