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均衡与非均衡理论对当代中国经济实践的启示

马克思均衡与非均衡理论以信用为基础,以资本为纽带,通过其构建的总供求和总需求的均衡模型,旨在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固有矛盾和社会总供求非均衡的必然性。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发生、发展和激化客观规律的精辟分析告诉我们,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必须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发挥资本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广泛运用宏观调控的政策手段,保持经济总量的供求均衡。

贸易开放度与通货膨胀:均衡与非均衡视角的研究

本文基于相关文献,从贸易发展均衡与非均衡的视角对贸易开放度与通货膨胀两者之间的关联机制进行文献梳理和理论分析,旨在深化对贸易开放度和通货膨胀两者关系的认识;同时利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对贸易开放度和通货膨胀关系的理论假说进行检验。研究发现:均衡的贸易发展使得一国货币政策和对外债务更加谨慎,从而具有平稳通货膨胀的作用;而贸易非均衡发展导致的外汇持续累积效应和国际价格传递效应,有可能会加剧通货膨胀压力。

从区域经济的均衡与非均衡发展策略看广州从化市的发展

区域经济的均衡与非均衡发展,是市场经济规律与政府战略选择的双重结果,文章认为均衡与非均衡发展是内在统一,政府合理地选择均衡与非均衡发展策略,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从广州市的整体经济发展的阶段来看,应当选择均衡发展策略,促进落后地区发展;从从化市经济发展阶段来看,应当选择非均衡发展策略,培育经济增长极。

独立光伏系统最佳倾角计算新方法

对于有均衡或非均衡负载的独立光伏系统,在计算最佳倾角b时,可先计算出不同倾角下各月倾斜面上的辐射量占该倾角下全年总辐射量的比例以及各月负载耗电量占全年总耗电量的比例。将以上两种比例进行比较,取使得各月辐射比例与负载比例最匹配的倾角为最佳倾角。匹配程度可用最小二乘法计算。文章辐射数据使用上海市1961-1980年的太阳光辐射月平均数据,对均衡及非均衡负载计算了最佳倾角,并做了分析。

北京郊区化进程中的“超非均衡”空间结构

采用反映空间密度特征的密度空间基尼系数和空间差异系数,对北京市总人口和就业人口分布的聚集(分散)程度,以及它们之间空间分布的空间差异性(不匹配程度)进行了分析。试图从要素构成上分析郊区化阶段城市空间结构的实质内容,并从要素之间的空间分异程度来理解城市内部要素的空间联系以及形成的"超非均衡"结构。结果表明,由于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主要表现在中心城市内部,中心城市有"超大核心"的发展趋势;尽管总人口的变动趋势表现为普遍分散化,产业的迁移趋势却明显在特定地区集中,从而导致职居失配加剧。郊区化导致城市"由非均衡走向超非均衡"的空间结构,而不是由非均质走向均质化的郊区化结果。

资源型城市的城市化经济运行状态研究

基于"城市化均衡理论",通过构建资源型城市的城市化经济供求状态分析模型,借助于Panel Data分析方法,研究我国46座地级以上资源型城市的城市化经济运行状态。依据城市化经济供求关系的横比,将样本城市划分为城市化经济供给大于或小于城市化经济需求的城市化经济运行"非均衡态"与供求相等的城市化经济运行"均衡态"两种类型。通过剖析两种运行态势下城市化经济供求双方的影响因素,提出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针对性措施。

试析地区差距存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兼论深圳的“发展极”功能

本文通过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尤其是经济特区)的比较,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论述了地区差距存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并进一步阐述了作为发展极的深圳在缩小地区差距方面所起的作用及可能的对策建议。

区域经济发展理论演化及其启示

早期"区位论"的启示:利用地区资源区位优势合理布局产业空间;中期阶段均衡与非均衡论启示:经济结构演进是发展主要动力;近期阶段区域创新体系的启示:区域网络管理结构及技术创新能力是国际竞争力的决胜王牌;当代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启示: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国国情特殊性在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从全球视野分析,中国区域经济是世界特殊类型问题区。

论两种必要劳动时间与市场价值决定和实现

马克思两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市场价值决定的问题具有深刻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批判性借鉴新古典经济学的生产和消费决策理论,建立以价值为基础的供求模型可知:时间Ⅱ根据商品的使用价值从需求侧规定不同消费量的期望劳动量;时间1在生产过程中规定不同实际劳动投入量创造的平均价值;在非均衡和短期均衡中,生产的实际劳动投入量与期望劳动投入量不同,平均价值不等于社会价值。通过蛛网模型探究供求双方在价格机制的引导下走向均衡的过程和利用部门间资本家的竞争说明短期均衡向长期均衡的演化过程后可知:长期均衡状态下,时间Ⅱ规定的期望劳动投入量与实际劳动投入量一致,该劳动量下时间I规定的平均价值与社会价值相等,市场价值得以实现。

韩国工业化的经验、教训及启示

经济的非均衡发展虽然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初始阶段的普遍理性选择,但韩国的经验表明,如长期实行增长第一的非均衡发展战略,最终将使潜在矛盾激化,造成社会冲突,使前期节约的成本不得不在后期加倍偿还,并失去可持续发展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