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农民收入结构优化、均衡增长的对策研究——基于县域数据的实证分析

农民收入是“三农”问题的关键与核心。本文从浙江省历年统计数据出发,通过统计性描述和计量模型构建,对浙江省县域水平上农民收入的动态趋势、结构变化、影响因素等进行系统分析。研究发现,浙江农民收入在经历了长期的高速增长后,呈现基数高、增速缓的特征,总体上出现“疲态”。因此,今后浙江农民收入的增长目标应集中在调结构、促均衡上。浙江省县域农民收入的非均衡性显著,但县域差距总体呈逐年下降趋势。提高经营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将显著促进区域间农民收入的均衡增长。经济密度对农民收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此外,对农民收入有显著正向效应的因素还包括人均农业产值、固定资产投资水平、政策倾向水平。在此基础上,提出以区域经济为抓手、促进农民收入均衡增长,以制度创新为突破、促进农民收入结构优化,以创新创业为载体、激发农民收入增长活力的政策建议。

中国经济增长均衡与非均衡的转换机制——基于Markov机制转换自回归模型的实证分析

通过使用三状态三阶滞后的Markov机制转换自回归模型,笔者分析了1991年第1季度到2010年第1季度我国季度GDP增长的非线性特征,以及不同状态之间的转换机制问题。研究发现:1991年第1季度到2010年第1季度的中国季度GDP增长可以分为低增长状态、高增长状态和均衡增长状态三种情况;处于低增长状态和均衡增长状态的季度GDP增长率具有振荡收敛于其平均增长率的趋势,而处于高增长状态的季度GDP增长率具有振荡远离其平均增长率的趋势;低增长状态的平均持续期大约为46个季度,高增长状态的平均持续期为1个季度,均衡增长状态的平均持续期大约为3个季度。

数字经济发展协同推进增长降碳的动态效应研究

构建居民、厂商(包含数字经济厂商)、政府3部门DSGE模型,重点研究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等随机冲击协同推进增长降碳的动态效应及其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3类数字经济随机技术冲击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增长并减缓碳排放总量和碳排放强度;数字经济投资冲击能够显著减缓碳排放总量和碳排放强度,对数字经济产出和经济增长也有正向促进作用;数字经济对新型基础设施投资推动效应越强,所引致的环境经济效果越佳;数字经济结构调整能够显著推进数字经济产出和碳减排。整体来看,数字经济随机技术冲击、数字经济投资冲击、数字经济结构调整等不同政策呈现出增长降碳协同效应。

投资聚集与区域经济增长差异关系的研究——基于均质与非均质条件的二元均衡

我国投资布局不均衡且存在聚集趋势,同时区域国民收入也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差异与收敛趋向。本文基于均质与非均质条件,讨论了投资聚集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均衡关系,得出均质条件下不存在投资聚集,而非均质条件下产生投资聚集,区域经济增长速度加快,同时导致区域间增长的差异。

城市生产率、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

以中国283个地级及以上级别城市为样本,从空间一般均衡视角出发,使用结构模型分析城市生产率如何影响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研究发现:(1)2005—2020年中国城市单位劳动力产出以年均9.05%的速度增长,人均福利以年均6.17%的速度增长。其中,产出增长主要来源于各城市加总TFP的增长和城市间劳动力配置的改善。(2)城市生产率通过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影响总产出增长和总福利增长,其中直接效应发挥主要作用,在产出增长和福利增长中占总效应的比重分别为67%和77%。(3)超大城市与城市群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实际贡献较为突出。因此,提高城市生产率水平、改善城市间的流通障碍、发挥大型城市与城市群的辐射作用是促进经济增长、改善社会福利的有效手段,也是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多重均衡关系因果模式的再思考

既有研究和特征事实表明,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其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的互动关系存在多重均衡的可能,这种多重均衡关系又以"需求跟进"和"供给拉动"两种因果模式最为典型。然而,很难对不同国家或者一个国家的不同时期用单一的因果模式加以概括和描述。本文证明了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之间多重均衡关系的存在性及其转化的条件,并利用40个国家的面板数据验证了这一结论。文章发现,在不同国家和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的确存在着不同的均衡形态和因果关系模式;同时,对我国的实证分析表明,自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的关系模式以1978年和1994年为分界岭呈现三个阶段性特征,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经历了由平稳到动荡、再由动荡到平稳的历史演变过程。

中国地方政府主导辖区经济增长的均衡模型

本文分析是在下述背景下展开的:一是上下级政府间存在直接的委托代理关系;二是相对 "软化 "的制度约束环境;三是地方政府间竞争。基本结论是:在我国目前的制度安排下,地方政府主导辖区经济增长的最优选择是以破坏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和社会稳定为代价追求辖区经济的高速增长。解决问题的思路是:在 "硬化 "地方政府所面临的制度约束环境的基础上,重塑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以期形成平稳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模式。

中国传媒产业区域非均衡发展的增长极分析

本文运用因子分析、聚类分析以及产业集聚指数对我国传媒产业区域非均衡发展的增长极进行了定量研究。研究发现,我国传媒产业区域非均衡发展增长极可以划分为成熟型增长极、成长型增长极以及潜在型增长极三种类型,目前以北京市为核心的京津冀地区的传媒产业已由区域非均衡发展阶段进入均衡发展阶段。但总体来看,我国传媒产业绝大多数地区处于快速成长阶段,并且增长极也仍处于成长阶段,而且我国传媒产业增长极的整体效应仍为极化效应大于扩散效应,对周边地区的推动作用并未展现出来。

经济非均衡增长与区域竞争力衡量

经济增长的一个显著特征表现为区域经济增长非均衡。在我国的经济增长进程中,处于领先的区域为“长三角”和“珠三角”经济区,追赶区域为“环渤海湾”地区,后开发区域为“东北经济区”和“成渝经济区”。在国内区域竞争的博弈中,哪一个区域能够获得领导者地位,最终将取决于区域内工业部门的竞争力,包括工业竞争力指数、专业化程度和区位商数。

我国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均衡与短期波动关系分析

文章运用1991～2007年时间序列数据,探讨我国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结果表明我国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既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也存在短期的动态关系,其长期弹性和短期弹性分别为0.766和0.85。针对我国教育发展的实际情况,文章提出应加大教育投资、优化教育经费结构和建立科学经费管理机制等措施。

中国经济增长中人力资本积累的均衡性选择

人力资本增长来源于知识、技能在劳动力个体上的累积。知识、技能在经济系统内的不同分配状态是人力资本选择均衡性增长或非均衡性增长的结果。实证研究表明,人力资本分配不均将直接导致人力资本存量的下降。在目前的中国,接受教育是人力资本增长的最主要手段。在人力资本投资成本相同条件下,将受教育机会更多地分配给拥有更低人力资本的普通劳动力,是人力资本增长的有效路径。

中国国际旅游业的区域非均衡增长

我国国际旅游业在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呈现出明显的区域非均衡增长的特征。以区域经济非均衡增长理论为基础 ,采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 ,对我国国际旅游业的区域非均衡增长进行分析 ,得出结论并提出政策建议。

风景名胜区旅游增长的非均衡性及其收敛研究

利用泰尔指数测算风景名胜区旅游增长的区域差异,并将其分解为区内差异和区际差异,同时借助新古典经济增长的收敛理论对风景名胜区旅游增长进行了收敛和条件收敛性研究,结果表明:总体上,风景名胜区旅游增长的区域差异特征明显,1982-2013年,T值降幅为19.32%,且总体降幅大于其他时段,说明风景区旅游发展长时间序列范围内的区域差异在整体上减小;整个研究时段,风景名胜区旅游增长呈现"三降三升"的变化趋势,收敛与不收敛呈现并存的局面,σ在加入了不同控制变量后的旅游增长并未呈现出一致的β收敛,不同的时空尺度表现出差异较大的收敛效果,进一步表明风景名胜区旅游增长区域差异缩小的持续性且不稳定,收敛于相同的稳态均衡水平尚需时间。

理性均衡视角下“精明增长”的生态逻辑与启示

"精明增长"是一种主张优先生态发展,并在生态均衡基础上追求经济增长最大化的发展模式。从理性均衡的视角,论证"精明增长"的生态均衡逻辑与实现路径。数理分析结论表明,在新常态经济条件下,我国稳定经济增长、维护生态稳定的关键是实现生态直接治理与间接治理间的动态均衡。进一步,利用替代均衡和生态周期性"逆生长"均衡,分别从短期和长期均衡角度分析了"精明增长"下的生态补偿与调整逻辑,并指出为维护我国生态均衡、规避生态陷阱,政府的行政职能应以充当生态补偿的"理性中间人"为基础,力推生态治理逐步实现由间接治理向直接治理的均衡转变;同时,严控生态均衡的"阶梯式"衰退风险,并在"逆生长"时期逐步实施向生态扶持领域倾斜的救市政策。

数字经济非均衡与区域旅游经济调控困境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着力“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但当前区域旅游经济调控机制却普遍存在体制机制设计尚需创新、协调管控体系尚需打通、公共服务体系尚需完善等现实困境。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加速应用,数字经济不仅成为“促转型、稳增长”的新动能,而且为旅游业创新与变革注入活力,在优化旅游业组织运营机制的同时,为游客带来了全新体验。

我国经济增长与空间均衡问题

中国经济为什么要转型?转型的方向是什么?如何转型?转型面临的难题是什么?这些问题不仅在经济学界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也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被讨论着。本文认同我国经济存在着周期性因素,但更关注从长期经济增长角度分析中国经济转型及面临的问题,与此同时,本文尝试从理论和实证研究的角度,提出经济增长理论与空间均衡理论之间的关系。

开放经济中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多重均衡——模型及中国的经验研究

考虑开放经济中的内生增长模型,代理人或者从事最终产品的生产,或者在教育部门积累人力资本,政府通过征收税收补贴各阶段人力资本的发展,采用动态最优化方法和均衡分析证明人力资本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多重均衡关系;进一步建立计量模型,选取中国1978-2002年的经济数据进行经验研究,实证结果也证实了这种多重均衡的存在.

浙江高等教育与经济增长互动均衡发展的经验与启示

通过对浙江省经济增长与高等教育发展情况的概述,总结浙江省促进高等教育与经济增长互动均衡发展的经验及启示:一,经济增长带来高等教育发展需求,并提供经费保障;二,合理布局发展高等教育,以适应区域经济增长需要;三,完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鼓励社会经费投入办学。

论中国当前供需结构性改革思路——基于供需转换与经济持续均衡增长视角

供给和需求均对经济持续增长具有重要作用,但供给和需求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会表现出不同特征。当经济发展由工业化初期阶段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制约经济持续均衡增长的主要因素由供给总量转换为需求总量;当经济发展进入到工业化中期阶段并向工业化后期及后工业化阶段演进,制约经济持续均衡增长的主导因素将由供需总量逐渐转换为供需结构。相应地,宏观经济政策设计也应根据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而相机决择。改革开放以来,应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的宏观经济政策增长效果良好,现阶段和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发展已具备工业化后期阶段发展特征,宏观经济政策设计的重点是寻求供给与需求的内部均衡及结构间均衡,以新型城镇化为载体寻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结构性改革的思路及突破点,以促进经济持续均衡增长。

一般均衡视角下的经济增长、充分就业与收入差距缩小

一般均衡理论对分析宏观经济增长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可以使我们深刻理解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内在机制。竞争性一般均衡将促使中国经济快速健康增长,并能有效地实现充分就业,缩小收入差距,较快地增进全体居民的福利,使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社会财富“全面惠及十几亿人口”,从而实现全面小康和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