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衡政治:和谐社会建构的基本政治形态

从政治关系的视角加以考察,均衡政治模式是对权力与权利关系的恰当定位与阐释,彰显了民主政治的全面性、动态性、相对性与有序性,体现了政治和谐所包容的民主、法治、自由、平等等价值理念,反映了其所倡导的政治生活与政治关系和谐的主要内容,因此应当成为和谐社会建构的基本政治形态。

均衡政治——和谐社会建构的基本政治形态

从政治关系的视角来看,均衡政治就是对权力与权利关系具体表现的最佳阐释,体现的是一种结构性均衡的民主政治模式。均衡政治是全面、动态、相对、有序的民主政治,是和谐社会的政治形态与理想模式。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均衡政治的这种固有特性有利于实现政治稳定,有利于提升政治的合法性,对政治发展具有巨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和谐社会的政治均衡

政治均衡是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政治均衡包含内外两个层面 ,即政治系统与其外部环境之间和政治系统内部均处于均衡状态。当前我国的政治非均衡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 ,即政治系统与经济、社会系统之间均存在非均衡 ,政治系统内部缺乏一个平衡各阶层和社会群体间利益关系的政治结构。要改变这种状况 ,实现政治均衡 ,既要创新社会公共管理体制 ,又要以扩大政治参与为中心 。

我国政府供给偏好决定的一个经济学解释——政治均衡与经济效率

政府供给偏好包括政府供给的规模偏好与结构偏好,它们是社会各方政治影响力相互冲突和竞争的结果。我们通过构建“执政能力函数”,从最简单的消费者集团与纳税人集团政治影响力制衡模型,到多集团、多政府供给项目下的政府供给结构决定模型,再到官僚控制下的政府供给偏好决定模型,逐步阐释了政治均衡决定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属性,进而说明,相对于市场,政府供给规模和范围边界的收敛趋势会促进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的改进。在我国当前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政府供给偏好的形成具有更多的动态特征,从提高整个社会资源配置效率和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来看,公共决策的民主化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政治均衡的低效率,但无法从根本上消除政治均衡决定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属性,因此我国当前政府职能转型的核心重点不在于公共决策的完全民主化,而在于协调政府供给范围调整与市场经济深化的进程和路径。公平竞争、自发扩展的市场经济秩序是市场“内生型”政府供给偏好形成的基础。

地方政府政治均衡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关系研究

现实中政府出于自身利益和效用考虑实现的政治均衡往往会偏离经济社会的帕累托最优状态,从而导致资源配置失当和低效,以及总体社会福利的损失。以地方政府执政能力函数为基础,研究了地方政府政治均衡和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规模与结构。结论表明消费者和纳税人的政治价格和边际收益以及边际成本曲线共同决定了公共物品的均衡产出,政治价格相等是均衡产出实现最优的充分条件;消费者的政治影响力上升或纳税人的政治影响力下降都将使政府扩大供给规模。由于地方政府的政治均衡往往偏离社会的最优状态,采取农村社区村民自治、市场参与和民间组织的介入等手段,不失为目前增进资源配置效率的可行举措。

政治均衡:社会和谐发展的有效路径选择

政治失衡是社会失衡的结果,政治均衡却是社会均衡的前提,解决发展趋于失衡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经济发展,而在于政治均衡,这既是对发展中国家社会发展的历史反思,也是当前我国社会实现和谐发展的现实诉求。政治均衡,作为社会和谐发展的有效路径选择,以寻求并逐步实现公平与效率的有机均衡为价值目标,以利益均衡与制度均衡为逻辑起点,以公共资源的汲取和公共物品的供给为实现机制,并最终以政府公共性秉持和有效性发挥为重要考量维度。

政治均衡视域中的公民参政均衡

公民均衡参与政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努力方向,是公民法律平等体现和我国政治均衡的重要内容。进一步加强参与型政治文化建设,加强公民均衡参政的制度特别是机制建设,构建公民利益均衡表达的政治格局,已成为我国实行公民有序参政,实现政治现代化发展以至社会和谐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

多元利益集团与政治均衡

改革之门的开启,将我国带入了一个利益不断趋向多元的时代,多元利益集团开始形成。但是,由于各利益集团发展的非均衡性,我国利益集团已经分化成为强势利益集团和弱势利益集团。强势利益集团依靠其拥有的权力、资本和知识优势,开始影响改革的方向和进程,使改革呈现出独特的路径依赖,并阻碍了政治均衡的实现。为了实现政治均衡,就应建立和完善利益均衡机制,包括利益协调机制、利益表达机制和利益博弈机制;要创新制度安排、建立均衡的政治结构,特别是要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要保持政府持续的、独立于社会的发展意愿,继续发挥国家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

政治均衡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女性政治参与研究

政治均衡理论为解读当代中国女性政治参与范式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体现系统思维的视角,从价值、制度、组织、行为四个维度解析了当代中国女性政治参与的全景图,从侧面验证了将政治均衡理论作为讨论框架的当代中国女性政治参与范式具有解释性。在政治均衡框架下探讨当代中国女性政治参与范式可抽象出一条结论:当代中国女性政治参与失衡问题的症结点在于政治参与的法治化不足,中国女性政治参与要走法治化道路。基于此,要把消除对女性的歧视纳入到国家法治建设当中来,从法治体系、法治领域、法治过程层面加强性别政治权利平等立法与执法,多层次多领域推动女性政治参与。

我国现阶段民主政治建设的路向选择

目前,我国民主政治实践呈现出不同程度的非均衡性,并带来了民主发展中的各种问题。为了推进民主政治的全面和健康发展,今后民主政治建设的路向选择是: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统筹发展,国家民主与社会民主的和谐发展,实体民主与程序民主的统一发展,城市基层民主与农村基层民主的互动发展,以及民主政治发展中政府的主动性和群众创造性的协调发展。

社会视角下弱势群体均衡参政的探讨

实现旨在使不同社会阶层通过合法方式直接或间接影响政治行为和过程的政治均衡,不仅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我国实现有序参政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前提、内容和标志。我国当下正处于发展转型阶段,出现了利益分配失衡、社会群体分化。

公司治理的政治性决定因素:两种政治学说的比较与借鉴意义

近十多年来,关于各国公司治理的政治性决定因素的研究形成了两种有代表性的理论:公司治理的意识形态理论和公司治理的新政治经济学理论。文章对这两种理论进行了比较分析,并讨论了这两种理论的借鉴意义。

影响城乡均衡发展的两股力量

工业化以来，不论是在原发工业化的国家，还是在后发工业化的国家，各种资源从乡村流向工业和城市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工业化带来的“次生殖民化”。

关于英国封建政治的特质与议会传统

历史选择英国作为议会制度的母体 ,完全是因为英国存在特殊的历史条件。议会不是抽象理论和精心设计的结果 ,而是直觉的结果 ,是无图纸建筑。英国封建制度和封建政治的特质主要在于 :王权与贵族力量的平衡、中庸主义的政治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 ;法律的相对独立性、“法律至上、王在法下”宪法原则的形成 ;

英国政治保守主义的生成机制

英国的政治保守主义思潮深刻地根植于英国多元政治力量在法律的框架内寻求政治妥协的政治博弈历程之中。贵族阶层在中世纪扮演的政治精英角色,特别是在近代宪政实践中发挥的主导作用,给英国的政治文化传统注入了兼顾传统与变革的保守主义基调,而"光荣革命"的示范效应则使保守主义的政治策略发展成为英国重要的政治思想传统。

政治约束异质性与区域发展差异——基于文献的考察

理解中国经济增长奇迹和发展失衡应充分注意到区域之间的差异,不能片面地将之归结为分权下区域竞争所带来的竞次或竞优。过度强调政府所面临激励和约束的同质性,黑箱化处理政策形成背后的政治过程,难以捕捉现实中区域间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差异。经济政策的变动会影响政治均衡,政策制定者所面临约束的异质性影响区域发展。地方领导人的个体特质、地方公务员队伍的结构特质、地方人大的活跃度等政府内部的异质性,以及社会主体的呼吁及其组织等来自政府外部的异质性均能影响公共政策的形成,进而导致区域发展差异。政府职能的转变以及经济发展的转型需要考虑地区的各种异质性约束。

论政府供给偏好的短期决定:政治均衡与经济效率

本文以财政支出为主体,研究了我国政府供给偏好(规模与结构)短期决定问题。政治均衡而非经济市场均衡是理解这一问题的关键。在“有管理的竞争性政治市场”和政府追求政治支持最大化等假定下,我们考察了政治均衡决定政府供给偏好的过程及其效率属性,以及“政治价格”在两级“政治市场”上的形成机制。结论表明:政治均衡决定资源配置固有的低效率属性,因政府供给范围的“越位”和“缺位”而加剧。当前改革的重点应是推动经济市场化转轨的完成和公共财政的转型,而非完全的民主化。权威因素对“政治价格”的管理在利益分化严重的当前形势下具有建设性作用。推动渐进民主化,完善权力对等的“二级政治市场”则是长远之策。

中国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历史演进:公共风险治理的思想视角

公共风险是推动公共品供给演进的原动力。从公共风险治理的思想视角,分析我国不同时期的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可发现:传统社会的农村公共品供给是政治均衡下的风险应对,它并没有提高农民抵御风险的能力;近代以来,尤其是人民公社时期,国家意愿的计划供给冲击了农民自发合作的秩序,降低了政府防范公共风险的能力;经济转型期,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的帕累托改进在于改变制度约束,寻找政府目标与农民真实偏好契合的有效路径。

国有经济、政治均衡与行业间的工资差距

本文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探讨了1998年后中国的垄断性部门与竞争性部门间的工资差距不断扩大的原因。1998年前,国有企业同时控制着垄断性部门和竞争性部门,为了平衡两个部门的利益,政府限制了垄断性部门的价格和利润;而在1998年后,国有企业基本退出了竞争性部门,政府偏袒垄断性部门,放松了对其的定价限制。在垄断性部门的定价水平高于边际成本的条件下,两部门之间的工资差距随着竞争性部门占整体经济的比重提高而扩大。实证结果表明,这一关系只存在于1998年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