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际传播视角下医患坏消息告知的“五维沟通”策略——基于“约哈里之窗”窗口移动规律的思考

“坏消息告知”是医患沟通中最具挑战性的情景,被国内外公认为医务人员沟通技能中最关键的内容之一。当前国内关于坏消息告知的研究中,大多从宏观视角研究医患坏消息告知态度、喜好或行为特征等话语外围要素,少有从微观视角关注坏消息告知如何具体展开。微观视角与人际传播特殊形式的特征密切相关,从人际传播视角解读医患坏消息沟通,基于人际传播的经典理论——“约哈里之窗”审视坏消息告知这一过程,并从“示善—询问—披露—倾听—引导”五个维度提出沟通策略。

癌症坏消息告知的现状及其告知困境的评析

坏消息告知作为医患沟通的重要内容和环节之一,其告知质量会影响医患关系的发展。坏消息告知不仅涉及临床医学诊断结果的反馈,还涉及专项知识培训和临床经验积累,以及伦理、法律、社会习俗等多方面因素,目前仍是医疗环境中困扰医务人员的一大难题。从医务人员、患者、家属的不同角度,梳理了目前国内外的坏消息告知现状,揭示其内在告知困境,并总结了解决此类困境的告知策略,以期为医院管理者及医务人员尽早识别和进行恰当的告知提供借鉴,帮助医患双方摆脱告知困境,改善医患关系。

生死学视域中的“坏消息”告知

患者被隐瞒坏消息的主要理由是保护其免受恶性病情信息的打击。而主张告知患者坏消息则有四个重要理由。告知坏消息必要但不绝对,最终是否告知应当取决于患者的知情意愿,而且如果告知还需征得家属同意。强调应该由医生告知坏消息,而不是护士、社工、志愿者等。在坏消息告知方式上,强调以医护团队为主体的生死学场域的提前构建,生死学场域的构成则包括医护人员的叙事素养、生死学科普活动以及医院生死文化三个要素,其中生死学科普活动最为重要。

告诉病人坏消息

比起坐在轮椅上的病人闫女士,她的子女们看上去更加紧张。闫女士的前臂肿了一块,那是她最近在去卫生间的路上摔倒造成的。据说她被诊断出认知受损,因此原本的复健也被耽搁。后来她抱怨腹痛,却被诊断出患有癌症。

会话分析视角下的医患坏消息告知研究

作为微观社会学研究分支,会话分析(conversation analysis,CA)被广泛应用于医患会话的研究领域。本文旨在回顾会话分析视角下开展的医患坏消息告知研究,并对该领域已发表的论文进行荟萃分析。文献检索发现,微观视角下的医患坏消息告知研究以会话分析为主,符合条件的20篇论文均来自道格拉斯·梅纳德(Douglas Maynard)和他的团队。自1991年起,他们就在美国的发育障碍门诊、肿瘤门诊、内科门诊,以及艾滋病咨询检测门诊进行研究,收集医患会话的音、视频数据进行细致而系统的分析研究。本文回顾了会话分析视角下坏消息告知研究的数据特征和经典模型,以期为医护工作者提供临床实践指南和参考。

美国医生对于医疗坏消息告知的程序及具体方法

坏消息的告知是临床医生遇到的较为困难的情况之一。从交谈的环境、告知的开始、继续交谈、对病人情感反应的评价及处理、病人的遗愿5个方面详细介绍了美国医生对于医疗坏消息告知的程序及具体方法,从而为我国医生提供参考。

好消息、坏消息与季报预约披露的时间选择——管理层的组合动机与信息操作

本文构建回归模型并依据中国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假设检验,考察公司业绩组合(好消息与坏消息的组合)、业绩差异与一季度季报预约披露的时间选择之间的关系以及一季度季报预约披露时间的信息内涵。实证研究显示,由于一季度季报和上年年报均要求在4月30日之前披露的特殊性,上市公司管理层在信息披露的过程中可能存在组合动机与信息操作行为,一季度季报预约披露的时间选择可能关键取决于上年年报和一季度季报预约披露的好消息或坏消息带来的积极影响或消极影响的组合与权衡。

无消息即坏消息:中国股市的信息不对称

提出了一个扩展的知情交易概率指标(APIN)并证明了其相对于PIN在中国股市上具有更好的信息不对称测度效力.在内幕交易监管存在较大完善空间、并存在较高卖空限制的转型股市中,信息获取会成为股票交易获利的决定性因素.此时,一方面,当投资者无消息时,会认为自己在博弈中处于劣势地位,此时“无消息即坏消息”.投资者在这种情况下会更倾向于卖出股票避免损失.另一方面,“无消息即坏消息”下规避性投资者卖出股票占总卖出股票的比重会随着信息不对称程度的增加而增加,作为“无消息”投资者,这类投资者会比真正“坏消息”下的卖出者要求更高的卖价,所以其卖出增加会减小买卖价差.这会导致股市信息不对称指标(APIN)与买卖价差间呈现显著负相关性,并使得PIN对信息不对称的度量容易出现偏差(低估偏差大于高估偏差).总之,APIN可以刻画“无消息即坏消息”下的交易情形,比PIN更精准地度量了中国股市的信息不对称情况.

急诊科以患者为中心的五步式坏消息告知法应用

介绍了以急诊患者为中心的五步式沟通模式,五个步骤是:预先计划,将坏消息告诉给患者,了解患者的情绪、看法、待议事项以及是否愿意讨论下一步计划,将详细信息告诉给患者,达成共识。并就五个步骤里的注意问题和方法作了交流。

损失厌恶能否解释“好消息提前,坏消息延后”

损失厌恶是个体决策中所体现出来的一种普遍存在的特征.采用随机占优的方法,从理论上研究损失厌恶是否可以解释"好消息提前,坏消息延后"的现象.因为不确定的消息所隐含的可能发生的损失将大大减少厌恶损失的个体的期望效用,我们发现损失厌恶可以很好的解释个体"好消息提前"的行为,但单纯的损失厌恶特征并不能解释"坏消息延后"的现象.随后,进一步对该结论进行了讨论,并探索性的给出了可能产生"坏消息延后"的另外一些原因.

提高医生告知坏消息的技能——两种常用沟通模式

医生、医学生都对告知坏消息感到压力大,没有统一的标准和固定的模式讲述如何告知坏消息,是坏消息难于告知的重要原因。在国外,对于坏消息的告知,最为常用的两种沟通模式是SPIKES模式和ABCDE模式。这两种模式均描述了有效传递坏消息的程序和步骤,并强调了告知坏消息中的关键点,包括对病人同情心的表达,认可病人的情感,了解病人对坏消息的理解及接受情况,为进一步的治疗提供信息等。介绍了这两种沟通模式及其教学方法,为医学院校病情告知技能相关内容的课程教学提供参考。

医患交流坏消息告知研究:回顾与展望

近年来,医患交流中的坏消息告知逐渐成为医学、社会学、语言学等领域的跨学科研究热点。坏消息告知历来被认为是医务人员在临床工作中遇到的最具有挑战性的沟通情境。文章回顾了国内外医患交流坏消息告知相关研究。主要发现有:从研究主题和内容来看,目前世界范围内医患交流坏消息告知研究多数围绕癌症患者和临终患者群体展开,研究范式可以被划分为"宏观话语外围研究"和"微观话语本体研究"两大类;来自医学学科的"宏观话语外围研究"占比较大,且已经在坏消息告知环境、告知模式、患者对坏消息告知的喜好等方面取得了较为系统、实用的研究结果,并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跨文化、跨地域的共性发现;以语言学和会话分析为代表的"微观话语本体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起逐渐在国外产生一定的影响,而在中国则是在20年后才刚刚起步。微观话语研究有望从跨学科角度揭示并探讨坏消息告知会话的序列结构和话轮设计;宏观与微观视角研究相结合有望为临床医务人员提供直观、具体、实用的言语层面的指导。基于上述回顾,文章对未来相关研究提出了建议和展望。

中国网民“坏消息综合症”成因的传播学分析

中国网民患上了“坏消息综合征”，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2010年美国尼尔森调查公司发布的亚太各国网民的用户习惯报告称：中国网民最喜欢在网络上发表与产品相关的负面评论。约有62％的中国网民表示，他们更愿意分享负面评论，是亚太区域内唯一分享负面比愿意分享正面评价多的消费者。

坏消息告知与优死观表达(代主持人语)

本期主题为"坏消息告知与优死观表达研究"。生老病死是人们生活的重要构成,其话语表述也是"语言生活"(1)的一部分。"死亡话语"即人们对死亡问题的言说、表达。这不仅仅是语言、文字或其他符号的"文本"形式,而且也是包括文本生产、消费、分布在内的"话语实践",以及更广意义上的"社会实践"。(2)死亡话语反映并建构着社会观念的变迁,是语言国情的重要部分。

医疗坏消息告知程序构建研究

坏消息告知是大多数医护人员感到非常棘手的问题,而告知不当所造成的后果有时是毁灭性和持久性的。在案例考察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在医疗坏消息告知中存在的系列问题。在主要剖析SHARE模式的支持环境的设定、告知坏消息、提供附加信息和提供保证及情绪支持四个方面,以及横滨市立大学附属医院对坏消息告知的配合机制等国外成功经验后,指出我国应该从环境设定、程序、行为、语言和医院内的配合五个方面进行规范,并在文中进行了详细、明晰的设计尝试。

提高儿科医生告知坏消息技能的探讨

医生普遍对于告知坏消息缺乏信心,尤其是儿科医生。坏消息会引起患儿家属持久的、情感上的压力。医生的坏消息告知方法对于一个家庭对坏消息的应对是极为重要的。但是大多儿科医生对于告知坏消息感到一定程度的焦虑。医生普遍希望能够得到关于提高坏消息告知技能的继续教育。国内关于儿科医生坏消息告知的研究很少,因此,本文总结了儿科医生在坏消息告知中的重要行为和告知程序,探讨了如何提高儿科医生告知坏消息技能的教学方法,为坏消息告知技能的教学提供参考。

微博患上“坏消息综合征”

"关注就是力量,围观改变中国"。微博的作用不容小觑,但它是一把双刃剑。随着微博的不断发展,微博中负面信息泛滥的现象也越来越明显,其对国家和个人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从积极意义上看,微博信息具有"减压阀"作用,对一些不良社会现象也起到一定的监督和惩戒效果。但是,微博中过多的负面信息却会降低社会公信力,造成网友对社会环境的不信任,甚至通过其示范作用引发整个社会价值观的混乱。微博中大量出现的负面信息与我国转型期的社会现实有关,同时,微博自媒体的媒介属性也在客观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主管部门、媒体和网民协同合作,建立微博自律和自净机制,实现信息监管与民意表达的平衡,是一个亟待破题的重要问题。

医患沟通:SPIKES模型探讨医疗坏消息告知策略

告知医疗坏消息是医患沟通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临床实践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本文通过概述告知医疗坏消息的重要性,提出告知六步走策略:SPIKES模型,旨在提供一个系统而简易的沟通策略,从而解决医疗告知中的难题。这不仅有利于增强医生医疗实践的信心,也有利于提高患者在困难情况下积极的治疗效果与专业满意度,进而有利于构建和谐医患关系。

坏消息·偏见·权威——媒体对案件侦查报道的症候式分析

依赖现代传媒生活的人们,在守候坏消息、拆解政治权威、形成权力偏见方面,与当代媒体舆论有着惊人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就像一种蔓延开来的心理综合症,它通过偏见、嗜好、习性、直觉、情绪、本能等非理性心理和利益价值理性判断等,使案件侦查个案本来的认识尺度发生一定弯曲。因此,侦查机关在处理案件侦查传播问题上,必须探索多元化和实战性工作思路,利用媒体收集证据,消除案发引起的社会恐慌和谣言,恰当应对舆论危机并有力促进案件侦破。

数字革命带来的坏消息

好消息：数字革命重新振兴了新闻学! 坏消息：没有人愿意付钱。美国社会学家保罗.斯塔尔警告说,因特网破坏了专业新闻报道的经济基础,所以西方民主国家的新闻自由遭到威胁。一数字革命就像它的奇迹一样巨大,但对民主来说是利弊并存之事。毫无疑问,它对言论自由有利,可自由发表言论,自由表达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