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坑冶业中的国家与地方——湘粤赣边的考察

宋代地方坑冶业的发展,一方面固然与国家政策推动有关,同时也受地方社会传统、经济状况、社会事件等因素的影响,坑冶政策因时因地而异,这两方面之间相互影响与作用,构成地方坑冶发展的主线。宋代湘粤赣边界地区的坑冶业发展显示出:一方面,国家极力保障韶州作为南方地区坑冶中心的地位,不仅强化了地方的军事防御体系,同时也适时地改进坑冶的生产技术及制度;另一方面,则逐渐对其毗邻的郴、赣及南安军的坑冶施行封禁政策,以此尽量消除地方的治安隐患。

熙宁、元丰时期坑冶“召募制取代劳役制”质疑

宋代坑冶普遍实施召募制。召募即公开告知民户,鼓励民户自愿经营坑冶,供纳官课。召募制与劳役制并不对立,民户应募为坑冶户后,不经批准不得脱藉,被强制征役征课,完不成课额会被籍没家产。衙前受官府委派经营坑冶,是职务行为,与劳役制无关。

宋代坑冶“二八抽分”制辨析

熙宁、元丰时期,金银坑冶实施"官收二分"的二八抽分制,铜铅锡实施榷买制,铁实施课额制。元祐以后至南宋,二八抽分制逐步扩展到铜铁铅锡,并演变成抽税二分、余八分支钱收买的榷买制。二八抽分以岁课为基数,完不成课额,仍按原定课额抽税二分和榷买。如不立额,则抽税三分,七分拘买。抽分制的本质是矿产税,并非新制。矿冶业的兴衰受资源厚薄、开采成本与收购价格等条件制约,抽分制不是矿治业发展的动因。

宋代福建矿冶业

两宋时,福建呈现出一派“矿石云涌,炉炭之焰,未之有熄”的景象,矿冶业有了迅速的发展,并在全国占有重要的地位。本文拟就宋代福建矿冶业的发展概况、原因和影响作一些初步的探索,以期为发展我省矿冶业提供历史借鉴。

宋代矿产采冶业研究

宋代史载历年官监坑冶数量均为二百余个,统计标准不同是造成数量差异的原因之一。从宋初至宋神宗,坑冶岁课收入持续增长,此后大幅下降,南宋岁课不及北宋的十分之一。岁课包括征税与征购,山泽之入与岁课收入差额很大,主要原因是岁课不含未定岁课的坑冶收入,而山泽之入则未遗漏。宋代坑冶普遍实施召募制,民户应募为坑冶户后,不经批准不得脱藉,被强制征役、征课。宋神宗时金银实施抽税二分的'二八抽分'制,铜、铅、锡仍实施榷买制,铁则少数坑冶榷买,多数抽税后自主售卖。北宋末至南宋,普遍实施抽税二分、八分榷买的定额榷买制。矿冶业的兴衰主要受资源厚薄、开采成本与产品收购价格制约,抽分与召募不是矿冶业发展的动因。矿业采冶中完全官资官营的很少,政府通过资源国有、制定课额,投资借贷、控制冶户,建造冶炉、多重监管等途径,把坑冶纳入官营经济的体制之内。

宋代货币经济中的白银

宋代货币流通以钱为主,在流通领域表示价值尺度的是铜、铁钱,白银还没有取代铜、铁钱成为日用物品的直接交换媒介。然而,在政府的重大政治或经济活动中,在民间某些私人交往中,白银却被视为事实上具有重大价值的货币,其作为货币的经济作用甚至高于铜、铁钱,“以银化钱,无往不可”。白银这种事实上的货币职能,在政府的重要政治或经济活动中表现尤为突出。诸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