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框架下的反垄断主体

从利润的角度看,为什么要反垄断和应该由谁来反垄断?——尽管垄断可能造成社会总体福利损失,对个人而言,这种损失微不足道。如果反垄断的成本高于收益,那么可以推断许多反垄断措施不会实行。从成本收益角度分析,反垄断存在着规模问题。因此,对不同程度和情形的垄断,由个人、组织、政府来执行反垄断存在不同的效率。

从反垄断法宗旨看行政性垄断主体之规定

行政性垄断是中国反垄断法制定时的焦点问题,也是公认的难以解决的反垄断难题,虽然我国《反垄断法》明文规定了行政性垄断,但是在实践中,基于中国政治体制的原因,以行政长官个人意志来进行实质上的行政性垄断的情况时常有之,但是反垄断法却无法进行规制。应该从反垄断法的宗旨出发,严厉打击利用公权力来实现私人意志的行为,并对行政性垄断的内涵予以厘清。

论行政性垄断主体——以公共行政组织为中心

所谓公共行政组织系指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通过法律、行政和地方性法规授权而享有并行使某项行政权力的组织,具体包括诸如行政机构(行政机关的内设机构、派出机构及专门机构)、事业单位、企业组织以及行业协会等社会自治组织,这类组织因法律、法规的授权而成为了行政主体,其主体职权违法,排除、限制竞争即成为行政性垄断主体。当下亟需进一步确定各种公共行政组织的行政性垄断主体地位,对其行政权力的行使施以有效的法律控制与监管,从而强化有关公共行政组织的行政性垄断禁止性规定的法律适用。

中国自然垄断产业政府管制制度变迁的主体分析

我国自然垄断产业政府管制制度变迁是由多元主体推动的,其中主要包括消费者、企业和国家。三者在变迁过程中的利益必然存在冲突,在变迁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消费者、企业和国家都能引发制度的需求,但只有国家才能最终实现管制制度变迁的供给,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新的制度均衡。而消费者、企业和国家三个变迁主体的力量对比及国家在制度变迁中的有限理性又可能导致我国自然垄断产业政府管制制度变迁不是一种充分博弈的结果,制度结果与其制度创新预期相背离。

对我国科技政策制定主体垄断的思考

从我国科技政策的主体角度,分析了我国科技政策制定中存在主体垄断问题,以及由此其引出的问题和对此的分析,提出要将公众参与问责制引入到科技政策制定之中以提高科技政策的有效性,指出我国科技政策由精英主体向公众主体过渡是发展的必然。

对反垄断法中规范行政垄断的质疑

行政垄断行为对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危害极大,应制定相关法制进行规范。但是,行政垄断行为的性质及其表现形式表明它属于行政行为,而不是经济行为,不属于反垄断法的调整范围,应是行政法的调整对象。我国应制定规范行政垄断的行政法,应不应在反垄断法中把行政垄断行为重要内容进行规范。

关于行政垄断若干基本理论问题新探

在现阶段,行政垄断作为一种严重危害市场公平竞争的行为,已成为我国反垄断规制的重点。目 前,我国学术界对行政垄断概念的界定、基本形态等基本理论问题尚无统一的认识,这极不利于 未来反垄断法的顺利出台和实施。分析行政垄断的概念、特征及基本形态。

“国企垄断地位”辨析

国家垄断是现代市场经济校正＂市场失灵＂的工具。我国国企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国有产权在国家股东和经营者之间的错位配置而形成的＂内部人控制＂,其原因并不是垄断。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垄断领域的界定和国家垄断主体的归位。

政府采购服务与政府购买服务行政垄断研究

本文从法律关系的主体、客体及内容三方面对政府采购服务与政府购买服务(以下简称“两类服务”)的行政垄断行为进行分析研究。通过厘清政府采购领域中两类服务在行政垄断方面的联系与区别,进而分析问题产生的具体原因,提出完善行政垄断主体范围、增设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厘清客体目录范围、清理三库痼疾以及探索建立政采平台规制路径、发挥框架协议采购方式优势等建议,以期更好地实现对两类服务涉及垄断行为的有效规制。

行业协会的反垄断法主体地位——基于中国体育反垄断第一案的分析

粤超公司诉广东省足协和珠超公司垄断案被称为中国体育反垄断第一案,该案集中反映了以足协为代表的行业协会的主体地位这样一个反垄断法上较为基础也极具实践性的问题。从理论上看,行业协会因其行使职能的不同可能会获得行业管理者、公共事务管理者、经营者身份,在不同的身份下,其可能参与的垄断行为不同,进而需要反垄断法的不同关注。实践中,行业协会的这三种身份一般不会并存,其究竟处于何种地位,是否实施了垄断行为以及实施了哪种垄断行为,皆需依据其所实施的行为加以判断。换言之,决定行业协会主体地位的是其实施的具体行为而非其固有属性。

中国行政垄断:利益主体的博弈与载体的泛化趋势

拥有行政垄断地位或政府权力资源的企业,是实现行政垄断市场效应的载体。为获取政府权力资源,国有企业、跨国公司、民营企业会与地方政府展开博弈,使政府权力资源向非国有企业渗透,出现行政垄断载体泛化趋势。由此,一些非国有企业也成为行政垄断载体,并依靠政府权力资源获取市场竞争优势。这不但扩大了竞争机会不均等的范围,而且也使一些行政垄断与经济性垄断等交织在一起,增加了行政垄断的隐蔽性,导致反行政垄断甚至反经济性垄断的难度加大。因此,应有效控制政府权力资源向更大范围的进一步蔓延,且在实施反行政垄断时,要从行政垄断载体而不是行政垄断企业的角度来判例。

论平台垄断的合规治理

反垄断事前监管、事后执法等外部管控式治理模式无法有力回应“规范与发展并重”的平台垄断治理时代命题,亟需引入新的治理模式。与反垄断事前监管关注市场结构、事后执法关注平台行为不同,合规治理关注平台本体、重视平台的主体地位与能动性。秉持主体本位的反垄断观,合规治理主张从外部管控转向内部自治,从惩罚威慑转向激励引导,从事后救济转向事前预防。在三重治理逻辑的指引下,合规治理规则的本土建构可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引导平台建立以垄断风险识别、评估、提示以及控制为中心的合规内控机制,事前防范垄断风险;二是在合规治理体系中嵌入双向合规治理激励机制,增强平台落实合规治理的动力。合规治理也具有局限性,合规治理本质上属于平台自我监管,为避免合规治理异化,应强化对平台垄断合规治理的外部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