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垄断执法约谈的规范化续造——兼评《反垄断法》第五十五条

修法之前,执法约谈从未见于反垄断相关的正式且生效的规范性文件,但实践中却被作为一种柔性执法方式在不同程度上运用。考察执法实践发现,约谈手段在反垄断领域呈现多种样态,反映出约谈泛化的现象,并存在延续的倾向。新《反垄断法》第五十五条及配套规章建立了执法约谈制度的基本框架,尽管一定程度上能够规范执法约谈实践,但对部分现实问题缺少足够的制度回应和前瞻,执法约谈的启动条件宽泛、法律后果不明、以纠代罚或以约代罚等问题仍有待解决。规范反垄断执法约谈应当遵循反垄断执法总体谦抑的理念,恪守正当程序的基本原则,在提升反垄断执法主动性和回应性的基础上,协调好同其他执法措施的关系。在基本明确方向后,可以从启动机制、过程控制、事后保障三方面实现反垄断执法约谈的规范化续造。

统一大市场背景下反垄断执法体制的挑战与变革

在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和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业已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时代背景下,反垄断执法和公平竞争审查既是建设统一大市场的基础保障,也是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的路径依赖。现行反垄断属地执法体制应对地方保护主义的作用有限,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优化地方产业政策刚性约束不足,反垄断执法与公平竞争审查各自为政的割裂状态难以形成制度合力。这些问题的解决有赖于以满足统一大市场建设需要为指引,持续推进反垄断执法体制改革:明确竞争政策的宪法法律地位,建构央地垂直的反垄断执法和公平竞争审查体系,整合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反垄断执法和公平竞争审查职能,持续为反垄断执法的独立性、权威性赋能,以此全面强化反垄断执法功能、实现公平竞争审查刚性约束,共同促进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有力推进统一大市场建设。

节制资本、劳动力配置与企业内部收入不平等——基于反垄断执法机构改革的证据

新时代背景下,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对于优化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2018年反垄断执法机构改革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了节制资本对企业内部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结果显示,节制资本改革充实了反垄断监管力量,加强了反垄断执法力度,对企业内部收入不平等具有显著改善效应,相当于在改革前的平均水平上下降了10.76%。机制检验证实,为了应对反垄断执法对资本的严格规制,企业主动优化了劳动力配置结构并提高了劳动力配置效率,进而缩小了内部收入差距。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市场分割程度较高的地区和非国有企业,以及企业内部收入不平等程度较大的企业,节制资本的收入再分配效应尤为突出。

反垄断执法补救受害人损失的理念阐释与制度构建

我国反垄断法补救受害人损失的途径有执法中没收违法所得隐含的“退赔”与反垄断损害赔偿诉讼,但实践中却面临着没收违法所得同时责令退赔的适用率极低、企业自动退赔罕见、反垄断损害赔偿诉讼成功率不高的困境,难以对受害人损失进行有效补救。通过反垄断执法补救受害人损失是“响应式重塑”理念应用于反垄断领域的直接体现。域外执法机构补救受害人损失的方式中,通过减少罚款激励违法企业自愿赔偿的英国方案,最具制度优越性与借鉴价值。为了破解我国受害人损失无法有效补救的困境,应将“响应式重塑”作为反垄断执法的核心理念,完善反垄断法规定,确保执法机构采取责令退赔的合法性,构建我国的企业自愿赔偿制度,并通过调整反垄断处罚结构和建立自愿赔偿监督受托人制度,实现企业自愿赔偿与罚款的捆绑使用,以提升企业自愿赔偿方案适用率,使受损害的民事主体能依法获得合理补偿。

论我国反垄断执法体制的全面优化

我国《反垄断法》实施具有行政主导的特点,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设置及其资源分配、权力配置,直接关乎《反垄断法》的实施效果。2022年修订的《反垄断法》以强化反垄断监管力量、提高反垄断监管能力和水平为导向,从三个方面优化了我国的反垄断执法体制,即明确了“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负责反垄断统一执法工作”,确保了反垄断执法的权威性和统一性;赋予了反垄断执法机构更多的调查权,特别是提高了其应对行政性垄断的能力;强化诉讼机制对执法的配合与衔接,新引入的公益诉讼制度对反垄断执法具有较大的补充作用。未来,还可以从扩充执法力量、增加执法经费,并适度补充执法机构的调查权等方面进一步优化我国反垄断执法体制,如允许执法机构对更广泛场所实施检查、就紧急情况发布临时禁令等。

知识产权滥用反垄断执法路径完善研究

近年来,我国积极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速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知识产权已逐步演变为企业创新发展的重要战略资源和核心竞争力关键要素。知识产权滥用具有高度的复杂性,现有的法律法规不能及时调整规制,从而导致了执法中无法兼顾保护竞争和鼓励创新、维护市场秩序和促进市场发展的两难局面。这就需要在执法中两头抓、加强执法审查、完善执法程序。同时,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完善知识产权滥用反垄断执法的路径。

大数据竞争行为对我国反垄断执法的挑战与应对

在数字经济时代,围绕数据的获取、使用、分析等展开的大数据竞争行为逐渐涌现。虽然大数据竞争行为具有激发市场竞争活力的积极效果,但也可能诱发垄断风险,因而引起反垄断关切。鉴于大数据竞争行为的主体具有企业与市场的二重性,手段依附于数据与算法的运用,后果较为复杂,其反垄断执法原则、执法工具、执法方式需要进行相应调整。具言之,在执法原则方面,矫正适用包容审慎原则,秉持积极的规制态度;在执法工具方面,围绕非价格竞争维度健全执法工具,并引入技术监管,培育“以技术规制技术”的意识与工具;在执法方式方面,注重运用以反垄断约谈为代表的柔性执法方式。

误读与澄清:反垄断执法和解制度之本相追问

反垄断执法机关与涉嫌垄断经营者以和解方式结案已成为各国的普遍做法,我国《反垄断法》也引进了反垄断执法和解制度。然而,人们对该制度存在一些误读,认为执法和解程序属于非正式程序,执法和解契约在性质上属于公法契约,反垄断执法和解会降低反垄断法的威慑效果。实际上,反垄断执法和解制度之本相是:执法和解程序属于正式程序,执法和解契约在性质上属于公私法混合契约,执法和解会提升反垄断法的整体威慑力度。

关于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设置模式的思考

我国当前的反垄断执法机构是双层次的行政机关模式,第一层次是作为协调咨询机构的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第二层次是具体的执法机构,由国家工商总局、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商务部等部门组成。这种分散的执法模式虽是较为现实的选择,但却存在弊端。该机构的理想模式应当是独立、高效、权威、单一的准司法机关模式,其职权应当包括准立法权、准司法权和行政执法权。

关于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的几个问题

各国反垄断执法的组织可分为以美国为代表的司法模式和以欧盟为代表的行政模式,这两种模式在实践中各有利弊。出于我国现实条件和政府管理经济职能的考虑,我国反垄断执法更适合采取行政模式,在反垄断行政执法上也应首先考虑单一执法机构的一元模式。反垄断执法机构是市场经济国家市场竞争秩序的维护者,能否保证其独立性和相对于其他政府经济决策机构的地位,是决定我国反垄断法的执法效率和最终效果的重要因素。

论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设置——对现行设计方案的质疑

反垄断执法机构的科学设置 ,事关反垄断法的命运 ,其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反垄断法在对该机构的性质定位、职能设置、程序安排诸方面都进行了周密的设计 ,赋予该机构显要的地位和超强的权力 ,以保障其执法的有效性。我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我国反垄断法的主要使命将是如何消除和防范行政垄断 ,其斗争将是异常惨烈的。反垄断执法机构也将经受严峻考验。反垄断法讨论稿设计的反垄断执法机构设置方案 ,存在着严重缺陷 ,据此而行 ,反垄断法实施的效果是令人疑虑的。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设计必须废弃作为现有行政机关下属机构的思路 ,凸现其权威性。

关于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设置的构想

市场本身并不具备维护公平竞争的机制,因而我国亟需建立反垄断法律制度;但反垄断法本身不能创造一个公正、自由的交易秩序,必须借助于一个有效的反垄断执法机构。本文通过分析国外的反垄断执法机构设置状况,总结出对我国设置反垄断执法机构的启示,并结合我国现有体制和实际情况,阐述了对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的一些设想。

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设置应注意的问题

我国于2007年8月30日颁布了《反垄断法》,而反垄断执法机构是反垄断法能够顺利贯彻实施并充分发挥其作用的重要保障。目前,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还存在执法效能不高、独立性不强等问题,所以在其设立的时候应充分考虑到兼顾制度的实效与成本,我国的政治、经济发展状况,以及其它一些具体国情等因素,使其具备科学性、强力性等特点。

如何制约反垄断执法机构——反垄断执法机构的独立性与程序性制约机制

就反垄断法的实施而言,反垄断执法机构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以往对反垄断执法机构的研究,往往只强调其独立性,而缺乏对其独立性前提的分析以及对如何确保执法机构在获得独立性的同时不偏离正确执法方向的探讨。然而,由于被管制机构的寻租以及执法机构的错误判断等原因,反垄断执法机构的独立性反而会强化其偏离执法目标。因此,在强调反垄断执法机构的独立性时,应该从程序角度构建对反垄断执法机构的制约机制,以便其正确、合理地执法。

外国反垄断执法机构的特点及对我国反垄断立法的启示

反垄断立法固然重要 ,但建立保证反垄断法有效实施的执法体制更为重要。已制定反垄断法的国家绝大多数依法设立了专门的反垄断执法机构。这些反垄断执法机构都具有地位高、权力大、机构精干、人员专家化的特点 ,它们工作都是独立进行的 ,大多拥有强有力的行政权、准司法权和准立法权 ,从而保证其有效地实施反垄断法 ,有效地抑制垄断 ,保护竞争。在我国反垄断法制建设过程中 ,应从我们的实际情况出发 ,大胆借鉴外国的通行做法和成功经验 ,科学设置反垄断执法机构 ,并合理确定其职权。应加紧制定反垄断法 ,并由该法明确规定 :设立“国家公平交易委员会”或“国家反垄断委员会”作为专门的反垄断执法机构。

我国反垄断执法十年回顾与展望——以规制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件为例的解说

《反垄断法》实施至今已有十年,在取得举世瞩目成绩的同时,也暴露出诸多问题。以规制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件为例,发现在这十年间公用企业成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件的高发主体;反垄断执法力量发展不均衡,执法效果差异较大;反垄断执法透明度不高,执法效率较低;以"锦标赛式"的权力经济模式严重制约了统一的竞争经济发展,实质性阻碍了反垄断执法向纵深推进。结合国情,建议从加大健康竞争文化培育力度和积极传播竞争执法理念出发,在优化执法队伍,提升执法专业化与精细化的同时,加快《反垄断法》修订,进一步明确和完善执法依据,建立"预防+事中事后"的审慎执法模式,将竞争政策导入修法之中。通过在反垄断法中建立事先审查机制,逐步树立竞争政策在市场经济运行中的基础地位,切实有效释放竞争机制的强动能。

反垄断执法机构是否该拥有独立审判权

发展市场经济关键是激发和维系市场竞争 ,基于市场竞争而产生的垄断则排斥、限制着市场竞争 ,为此 ,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大都制定了统一的反垄断立法 ,并成立了专门的反垄断执法机构。目前 ,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处于蓬勃发展阶段 ,尽快制定一部规范的《反垄断法》 ,加大反垄断的执法力度 ,已经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为有效地实施《反垄断法》 ,强化反垄断法的执法力度 ,维护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 ,确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 ,我国有必要成立一个专门的、具有高度权威性的、高效的反垄断执法机构 ,但该机构不能享有独立审判权。

反垄断执法和解的制度机理

反垄断执法以和解方式结案已是许多国家或地区的普遍实践,这种执法方式的价值在于其提高了执法效率,体现了对被执法者的人文关怀,符合现代法的发展趋势和现代国家学说的精神,但其运行也存在着社会公共利益、相对人权利、第三人利益保护问题的隐忧。因此,从适用范围限制制度、和解说明制度、公众评论制度、相对人权利保障制度、第三人权利救济机制等方面入手规范反垄断执法和解是题中应有之义。依此而论,我国《反垄断法》第45条的规定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不过仍需完善。

反垄断执法主导与行业规制协同的平台经济监管研究——理论分析与中国的模式创新

2018年以来,世界主要经济体掀起了一场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立法执法热潮,政府行业规制机构参与其中,单独或协同监管平台运营商的反竞争行为。学术界对这种以行业规制代替反垄断执法的现象,是否会妨碍竞争政策基础地位的建立、削弱反垄断法的权威性等问题存在争议。本文从反垄断监管实践和平台经济特性出发,分析了行业规制机构监管平台经济的原因、优势和弊端,并以加快建立平台经济“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监管体系,实现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全领域监管”为目标,构建了反垄断执法主导与行业规制协同监管模式。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和金融监管机构对阿里巴巴集团相关行为调查、处罚和救济的实践,是中国政府监管平台经济的模式创新,也证明反垄断执法主导与行业规制协同监管模式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论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行政决定在反垄断“跟进诉讼”程序中的效力

考察美国、欧盟及其成员国、日本等国的相关立法及其变迁发现,在"跟进诉讼"中,法院承认由反垄断执法机构所作出的认定存在垄断行为的调查结论和行政决定的约束力已成为一项占主导地位的规则和发展趋势。如果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关于认定存在垄断行为的调查结论通过正式的行政法律文件的形式作出并已经生效,则该结论对于受理相关反垄断"跟进诉讼"案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具有约束力,但人民法院承认的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行政决定仅以该行政决定认定存在垄断行为为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