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反垄断损害赔偿制度研究:现状分析与制度构建

从10例判决赔偿的案件来看,我国反垄断案件的判决赔偿额过低,原因在于:一是单独适用补偿性赔偿,二是未考虑一般提价类行为的利润损失,三是缺少判决前利息的计算。传统的损害赔偿制度基本上是惩罚性赔偿或补偿性赔偿的单层次适用,存在局限性。实践中存在着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改进、补偿性赔偿制度的进化两条革新路径,但仍有不足。我国反垄断损害赔偿制度应从单层次的补偿性赔偿转向惩罚性赔偿和补偿性赔偿相结合,针对不同类型行为构建分层适用的损害赔偿制度。

反垄断损害赔偿制度的构建——基于《反垄断法》第50条的思考

反垄断损害赔偿责任与民事损害赔偿责任在目的、构成要件及实现方式等方面都有着显著的区别。但是我国现行的《反垄断法》第50条无视两者的这些差别,规定极为简单,并以民法为依据,这无疑会影响到我国《反垄断法》的实施效果。因此,应当在《反垄断法》中更为明确地规定反垄断损害赔偿制度。

反垄断损害赔偿责任研究

反垄断损害赔偿责任与民事损害赔偿责任有着明显的区别。两者有着截然不同的目的:两者的构成要件,比如主体、归责的意思状态、能引致损害赔偿的违法行为范围、损害的认定、损害的计算等方面差异明显;两者的实现方式,如管辖的法院、公权力的介入程度及诉讼时效等方面也有所区分。但是,我国现行的《反垄断法》第五十条对反垄断损害赔偿的规定却极为简单,并且以民法作为依据,这显然会影响到反垄断法的实施效果。因此,应当在《反垄断法》中明确规定反垄断损害赔偿责任和确定我国反垄断赔偿的合适赔偿倍率,即三倍赔偿模式。

论垄断损害赔偿对反垄断法宽恕制度的影响

目前,反垄断法中的宽恕制度是打击卡特尔违法行为的重要调查工具,该制度的有效实施需要协调与其他制度之间的关系,核心在于对社会经济秩序的维护;而垄断损害赔偿以个体权益保护为重点,目的是由垄断者承担受害者因垄断违法行为所遭受的缺损。可见,宽恕制度与垄断损害赔偿是反垄断法保护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双轨机制"。然而,在实践中过重的垄断损害赔偿责任往往会使卡特尔参与者放弃向反垄断执法机构申请宽恕,这极大地影响了宽恕制度的实施。

公私协动视野下反垄断损害赔偿的责任成立机制

面对《反垄断法》私人执行的落后状态,我国应结合司法实践对法技术的需求为反垄断损害赔偿的责任成立构筑起体系化的认定机制。至于该体系机制的来源,应站在公私互动的立场上,通过吸纳私法领域所累积的损害赔偿技术充实反垄断赔偿责任认定的工具库,从而形成私法秩序对公法秩序的补强。依据私法赔偿原理提供的损害、因果关系、违法性、过错等规范技术,《反垄断法》要结合自身的政策取向对该等技术加以灵活应用。具体而言,为了降低受害人的证明难度,应采取损害事实说作为损害的认定标准,采取相当因果关系作为事实因果关系的认定标准,但要辅以《反垄断法》特殊的规范目的认定法律因果关系,从而排除不属于《反垄断法》保护范围的赔偿责任。此外,鉴于受害人对垄断经营者主观要件的举证困难,反垄断赔偿的责任认定应采取无过错责任,过错要件的摒弃与反垄断赔偿责任本身携带的资源分配属性也相契合。

反垄断法惩罚性赔偿责任的独特性

反垄断法上的民事责任制度与民法上的民事责任制度在利益保护模式和目标预设上各不相同,在具体责任形式、归责原则等方面也差异显著。对反托拉斯违法行为所适用的三倍损害赔偿制度的起源固然最初关涉美国特殊的国情,但从根本而言,乃是现代风险社会的产物。惩罚性赔偿对于原告以及社会也存在救济作用,但这并非惩罚性赔偿制度的主要目的。惩罚性赔偿的数额均高于甚至大大高于实际损失以昭炯戒,体现了一种新时期的分配正义观。竞争遭到损害是反垄断法上损害赔偿的肇因,而一般民法上损害赔偿责任乃因民事权利被侵犯而产生。前者属于制度保护范畴,后者属于权利保护范畴。垄断违法行为的发生是构成反垄断法损害赔偿的前提条件。获得反垄断法上的损害赔偿,不能以民法为依据,而只能以反垄断法为依据。经济法责任的建构应该摆脱民事责任理论的束缚,避免在认知上被民法责任所泯然湮没同化,造成反垄断赔偿责任精神的失落与经济法责任的缺位。

不判处损害赔偿的垄断违法行为

为了实现补偿和威慑的双重功能,判处反垄断损害赔偿时必须充分认识到它与认定垄断违法行为之理据间的关系。在本评论中,阿瑞达教授分析了几种尽管被告已被认定违法但根据这一根本命题拒绝判处金钱损害赔偿的情形。阿瑞达教授以巡回上诉法院在特雷德韦案和弗特纳案中的判决为实例说明,忽视损害赔偿与实体责任基础之间的关系可能导致错误的判赔。

反垄断法损害赔偿研究

反垄断法损害赔偿与一般民事侵权损害赔偿不同。由于反垄断法特殊的立法目的和公法属性决定了反垄断损害赔偿具有不同于一般民事损害赔偿的惩罚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50条的规定太过简略,需要进行更多的探讨。

《反垄断法》第五十条评析

反垄断损害赔偿责任与民事损害赔偿责任在目的、构成要件及实现方式等方面都有着显著的区别。但是我国《反垄断法》第五十条规定极为简单,并以民法为依据,这无疑会影响这部反垄断法的实施效果。因此必须在《反垄断法》中明确反垄断损害赔偿责任。

电商平台“二选一”行为的反垄断分析

电子商务平台实施的"二选一"行为,引发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在对电商平台"二选一"行为进行反垄断分析时,首先要梳理电商平台中各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把握《反垄断法》与《电子商务法》之间的适用衔接。其次,在对"二选一"行为进行反垄断分析时,应优化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认定思路,引入公益诉讼制度以适当减轻原告的举证责任,健全反垄断损害赔偿制度,从而更好地规范网络经济竞争秩序。

垄断溢价的转嫁性分析

由间接购买人提起的反垄断损害赔偿诉讼在实践中屡受质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垄断溢价证明及计算的难度比较大。美国最高法院拒绝给予间接购买人诉讼资格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认为垄断溢价的转嫁没有办法计算。但随着学术界对此问题研究的深入,通过对下游市场的研究可发现垄断溢价的转嫁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必然发生的,如果生产链条有迹可循,那么溢价的转嫁也就能够识别,供应链上每一层溢价的计算也并非如想象中困难。伊利诺伊砖原则中的顾虑也应逐渐消散。

数字剥削性滥用社会溯因与反垄断执法规范裁量的展开

数字技术作为一种组织化的超级权力,其兴起显示极强的技术反噬社会效应,既强化了物的关系对人的关系的遮蔽,又加剧了科技巨擘以契约自由的假相对其他社会群体实施注意力与数据剥削的趋势。囿于现行反垄断立法制度的局限性与执法资源的有限性,反垄断执法机构对数字剥削性滥用行为采取的是典型的功利主义处理方法,或选择性忽略,或恣意使用裁量方法、基准,案件裁量呈现显著的不规范性,进一步放大了数字剥削性滥用给社会系统带来的排斥效应,破坏了公众对反垄断法运行的规范性预期。数字剥削性滥用反垄断执法应当受到市场力量、反垄断损害、认定标准三重限制,其规范裁量的展开是反垄断法回应数字技术变革带来的执法挑战以及提升执法效能的重要路径。这需要变革理念,做到添补新损害要件、建立正式的案件筛选机制,最终实现数字剥削性滥用与排他性滥用案件并举;还需要变革路径,明确注意力、数据的价值计算方式,并通过可比对价差异识别,寻找可比产品、期间以及地理市场,科学匹配注意力、数据剥削的判断基准。

美国反垄断法三倍损害赔偿制度研究

美国反垄断法三倍损害赔偿制度的基本目标是激励受害者、威慑违法者。由于反垄断法违法行为在性质上具有“涟漪效应”,所以,美国法院建构了一些限制反垄断诉讼原告资格的原则或规则,包括诉因要求、反垄断损害要求、非直接购买者规则。美国法院计算反垄断损害的方法有“前后方法”、“标杆方法”、“市场份额法”等。自里根政府时期起,美国学者就三倍损害赔偿制度之存废展开了争论,这场争论仍在继续。我国应当借鉴美国的经验,在反垄断法中建立三倍损害赔偿制度。

维持转售价格法律适用问题中的“定性”与“定量”——“锐邦诉强生案”的法律经济学分析

近年来,中国反垄断执法部门逐渐加强对维持转售价格(RPM)案件的调查和执法力度,先后查处了"茅台五粮液案"、"进口奶粉案"等。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还宣判了首例RPM民事案件——"锐邦诉强生案"。这些案件在"RPM认定"、"举证责任承担"、"专家证词效力"等法律问题上具有一定的示范性作用,但是对RPM的"定性"("违约性"、"违法性"和"合理性")和处罚的"定量"上还有些概念混淆和处罚不准的问题。本文通过对"锐邦诉强生案"及相关案件的法律经济学分析,对RPM行为的"适用法律选择"进行"定性"和"定量"研究,明确概念、理清思路,为未来类似纵向垄断案件的执法及司法提供借鉴。

适应竞争抗辩的基础理论与实践展开

近年来发生的"强生垄断案"和"苹果价格垄断案"揭开了纵向垄断协议参与者的原告资格规则具有特殊性的"面纱"。在认定纵向垄断协议参与者的原告资格时,应当立足于"有限原告资格"的基本立场,并综合考虑"垄断损害"与"责任程度"两个核心标准,以确定真正的受害者,晰清纵向垄断协议参与者原告资格的轮廓。我国法律也应当及时完善反垄断民事诉讼原告资格规则与证据规则,为原告起诉提供更有效的便利,为诉讼程序提供全面、准确的指导,从而解决我国反垄断民事诉讼激励不足的现实尴尬。人民法院与反垄断执法机构应当建立联动合作机制,弥补我国法院在垄断纠纷案件审理上专业性不足,共同助力我国反垄断法更好地实施。

反垄断法上的损害赔偿及其计算初论

《反垄断法》第50条规定:"经营者实施垄断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①该条对反垄断法的损害赔偿问题进行了原则性的规定。据此,垄断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害时,构成《民法通则》规定的侵权行为,应承担民事责任。②其中,最为重要责任承担形式的即是损害赔偿责任。应从反垄断法上的损害与损害赔偿、反垄断法上的损害赔偿范围与衡量尺度和反垄断法上损害赔偿的计算方法三个方面进行研究,构成中国反垄断法适用过程之中损害赔偿计算的基本框架。

反垄断执行中罚款与损害赔偿的协调机制——我国与欧盟的比较分析

在反垄断私人诉讼领域,一个重要的价值目标就是威慑,特别是反垄断损害赔偿诉讼。除了损害赔偿和定罪率,公共执行和私人执行都面临着错误的成本,或者因预期处罚偏低而导致个人选择从事违法行为,或者因预期处罚过高而产生过度威慑进而抑制有效的商业行为。为了实现最优化的执行,错误成本也是重要考量因素之一。

剥削性滥用的法律分析逻辑迷思与数字剥削性滥用的调适

剥削性滥用是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典型形式之一。当前理论与实务界多主张对剥削性滥用适用竞争损害理论,以排除、限制竞争效果为基础搭建其法律分析框架。从现实角度看,这虽然考虑了《反垄断法》竞争损害原则约束、剥削性滥用认定的现实困境以及排他性滥用作为优先执法事项的传统,但是从竞争损害理论的适用前提上看,有一些市场天然不存在竞争,导致不可能存在排除、限制竞争效果;从适用对象上看,基于效能竞争、价格要素的竞争损害理论无法解释没有价格衡量交易公平性的新型数字剥削的损害生成问题。这不仅不能还原数字剥削性滥用行为的本真,还会导致反垄断执法结构失衡、反垄断执法效能低下、反垄断法多元价值彰显不足等问题。确立反垄断损害“二分说”,回归剥削性滥用的损害本质,重塑剥削性滥用法律分析逻辑,并对数字经济领域不同场景反垄断损害的裁量因素作出相应调整,应是重塑数字剥削性滥用反垄断规制理论的有效途径。

中美两国反垄断起诉资格比较研究

反垄断起诉资格作为反垄断民事诉讼的门槛性要件,是反垄断法私人实施机制的关键所在。通过对美国《克莱顿法》第4条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50条的考察,我们发现这两个条文的文本结构是相同的。然而,在具有相同文本结构的背后是迥异的实务规则,即经过直接损害规则与反垄断损害理论层层过滤的反垄断起诉资格并不像最高人民法院所设想的那样——遭受"损失"并且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都享有反垄断起诉资格。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50条单倍损害赔偿的制度设计使得中国反垄断起诉资格的完善面临一个两难选择。

垄断民事责任构成要件研究

我国颁布了首个反垄断司法解释,这将对反垄断民事诉讼案件的审理起到积极的指导作用。反垄断民事诉讼作为反垄断法实施的重要途径之一,其自身的繁荣将会推动我国反垄断法实施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然而,我国反垄断法领域尚未形成垄断民事责任构成要件理论,这不利于垄断民事责任的认定及其范围的确定。借鉴刑法、侵权法等部门法理论,结合反垄断法自身的特点,我国垄断民事责任可以包括四个构成要件,即不属于豁免或适用除外的情形、垄断行为、垄断损害以及因果关系。这可以为我国反垄断民事诉讼案件的处理提供较好的分析框架,并借助于实践中的垄断案件的处理而不断得到完善,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