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电商平台“二选一”行为的反垄断治理探析

现阶段,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使得电商平台之间的竞争愈发激烈。阿里巴巴、美团等互联网巨头因滥用市场优势地位,要求商家只能对经营平台进行唯一选择的行为受到了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巨额处罚,该事件在社会上引起了较大反响。此类“二选一”行为破坏市场竞争秩序、阻碍经济健康发展,亟需进行法律规制。然而,当前我国对垄断行为的处理存在法律适用阻碍、传统监管模式滞后以及平台监管碎片化等问题。文章通过对欧盟和美国等相关立法与司法实践的比较分析,提出完善我国反垄断治理的建议:加强对电商平台领域反垄断的立法,推动事前预防和事中事后监管一体化发展,构建协同监管体制。

统一大市场维护、长臂数字管辖与国际数字垄断治理

长臂数字管辖阻断和国际数字垄断治理是中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排除外部干扰的重要举措,可以从数字政治学和数字政治经济学角度研究和设计阻断方法和治理对策。大数据及数字技术的发展为长臂数字管辖和国际数字垄断提供了更多政治借口和数字工具,对中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风险和危害也最显著。能够从域外法律管辖权对冲角度构建法律阻断体系,从全球产业链完整性、供应链安全性、价值链增值性和创新链迭代性角度布局产业对冲体系,从市场对冲和货币对冲角度构建贸易体系和国际金融体系,从伙伴国家合作与对冲角度构建国际统一战线,阻断长臂数字管辖和国际数字垄断行为。中国作为新兴数据资源和数字技术大国,不仅是反对数字殖民主义、数字帝国主义及数字霸权的社会主义新兴大国,而且为数字政治学、数字经济学和数字政治经济学的交叉学科研究领域贡献了中国思想、中国理论和中国智慧。

数据要素的价值释放及反垄断治理

数字经济的勃兴催生了数据这一关键生产要素,厘清数据要素价值的释放机制与实现路径,推动数据共享与公平流通,对提升国家综合实力、增强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当前,数据要素市场垄断形势较为严峻,数据的价值释放过程受阻。一方面,数据垄断行为界定标准不清,产权制度缺失;另一方面,反垄断治理的收益与弊端难以平衡,应尽量避免破除垄断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要破解反垄断治理的困局,一是需要规范数据垄断行为的界定标准,建立数据产权制度,构建数据安全治理体系;二是要不断完善数据反垄断监管机制,加快培育良性的数据要素市场生态体系,多措并举优化反垄断治理模式;三是增强数据主体对个人数据的控制力,提升数据流通渠道的分散度与灵活性。

数字经济背景下广告支持型平台的反垄断治理

广告支持型平台是平台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数字背景下的反垄断治理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探索。本文分析了当前广告支持型数字平台反垄断治理呈现的新趋势,指出其平台特征、数字特征和行为特征为反垄断治理带来的新挑战。为了顺应新趋势、迎接新挑战,应制定相应的反垄断治理新策略,包括采取新的治理思路,使广告支持型数字平台反垄断治理能够符合其自身经济特性和业务实际,以及发展新的治理工具,在广告支持型数字平台反垄断治理的各个环节做出调整和改进。本文的研究丰富了双边市场反垄断理论和新经济治理理论。

基于产权视角的平台经济反垄断治理研究

平台经济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是新发展格局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本文立足于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在深入剖析垄断的本质和垄断产生原因的基础上,从产权界定视角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平台经济领域垄断的根源在于大数据要素和平台企业私人占有。另外,通过对大数据社会化属性的分析和产权界定,比较论证平台企业产权公有化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在此基础上提出平台企业国有化和平台财富全民共享是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的根本解决方案。

数字化交通平台搭售:特征、机制与反垄断治理

数字化交通平台提供的服务实质是“信息匹配服务+运输产品”搭售组合。信息匹配服务和运输产品归属不同的市场主体,因而在平台治理中的审慎监管原则难以落地。数字化交通平台搭售带来三大变化,在企业层面表现为网络形态分层结构调整,在服务层面呈现出从需求完整性向供给有效性转变,在市场层面表现为重构相关市场边界。从运行实践来看,网络形态分层结构的横向关系弱化了平台企业责任意识,有效运输产品增强了消费者出行服务的匹配质量,相关市场重构降低了搭售组合的可替代性。治理数字化交通平台搭售,应依据搭售组合归属主体的差异性厘清平台责任边界,约束技术力量对消费者剩余的过度攫取,完善以反垄断治理为主的综合治理体系,聚焦交通运输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

区块链视域下数字媒体平台反垄断治理的新思路

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数字媒体平台迅速崛起并走向垄断,数字媒体平台扰乱市场秩序、侵犯用户权益等问题引发社会广泛关注。数字媒体平台的垄断主要表现在数据垄断、数据霸权、隐私侵犯以及遏制创新等方面。中心化B/S网络架构是数字媒体平台走向垄断的根本原因,信息技术的发展、社会资本的助推、多边市场的效应等因素加速了数字媒体平台走向垄断的进程。面对数字媒体平台垄断的新特征,传统的法律手段、行政措施、经济惩罚等难以达到理想的治理效果。区块链技术为数字媒体平台反垄断治理提供了新路径,区块链凭借其点对点网络架构重构了数字媒体平台垄断赖以生存的中心化互联网,依托去中心化身份管理技术和非对称性加密技术打破数据霸权,利用智能合约与法律的联结实现二元共治。

深化改革是解决当前垄断问题的关键——垄断价格问题看垄断治理

目前我国垄断价格问题相当严重 ,已经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强烈反映。本文通过深入分析造成垄断价格问题的深层次原因 ,认为造成垄断价格问题的根源在于行政和自然垄断的不规范及其权力的延伸 ,真正由于竞争而形成的经营性垄断还不明显 ,即使存在也与体制改革滞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建议通过深化改革解决我国当前的垄断问题 。

政府治理视角下我国互联网平台反垄断治理体制现状及其优化

互联网平台垄断的本质是数据垄断。虽然垄断行为一般集中于头部平台,且已从核心领域扩展到全领域,但非头部平台也有可能实施非法垄断行为。加强互联网平台反垄断规制能有效防范和规避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网络安全;维护各方合法利益,保证市场公平竞争;激发创新活力,促进平台经济高质量发展。目前,我国反垄断治理体制存在单纯依靠政府治理、治理理念滞后、监管机制不健全、法律制度不完善等诸多问题。加强我国互联网平台反垄断治理体制建设,需要坚持多元协同治理,鼓励各方积极参与;秉持敏捷适应、包容审慎的治理理念,灵活应对平台垄断行为;加强大数据、算法等监管技术的运用,实施机构改革和分类监管;加强法律制度建设,提供法治保障。

平台企业的性质、特征与垄断治理

平台企业在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平台企业具有企业和市场的双重性质;具有跨边网络外部性和多属性两大突出特征。在分析平台企业的垄断治理问题后,提出建立双重监管体系,将平台企业的私人监管与政府部门的公共监管相结合的建议。

乡村精英垄断治理问题与对策探讨

乡村治理是事关农村经济发展、群众切身利益、基层社会稳定的大事,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基石,历来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与焦点。在我国农村社会变迁和国家治理转型过程中,催生出了"能人治村""富人治村"等治理模式,"能人治村"可使基层行政工作更快速、有序地推行,但不少村干部有才无德,在资源下乡过程中以权谋私,俘获众多公共资源,导致资源利用效率低下,资源的公共利益诉求无法得到满足。集中关注当政人员基本固定的垄断型乡村治理模式,对现代乡村精英的形成进行简单历史回顾,进而分析乡村治理中精英垄断治理的基本特征及其形成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建议。

数字出版平台垄断行为的表现、成因及治理路径

我国数字化治理正处在用数字技术治理到构建数字经济治理体系的深度变革中,数字出版的行业垄断问题是数字化治理的重要内容。在深入界定数字出版平台的特征及其价值形态基础上,剖析当前数字出版平台垄断行为中的版权垄断、数据垄断和价格垄断表现;揭示数字出版平台垄断行为具有隐蔽性和强制性,“赢家通吃”的垄断行为加剧了数字出版行业分化,互联网巨头通过排他性措施垄断和打压竞争平台,监管体制的滞后性导致数字出版平台垄断的成因。提出构建数字出版行业反垄断治理的法制体系、组织体系、技术体系和制度体系等战略路径。

数字平台经济发展新特征与垄断问题治理

数字技术的推广运用给平台经济发展带来新机遇,同时,数字平台经济的垄断也给市场的公平竞争和资源配置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各国针对互联网平台企业的反垄断力度也迅速加强。虽然平台企业在互联网与大数据的外衣包裹下出现了新的特征,但平台资本追逐垄断规模并获取垄断利润的本质特征并未发生根本变化。本文首先分析了数字平台的性质与发展新特征,其次揭示了数字平台经济产生垄断问题的特征与表现,再次梳理了国际治理垄断问题的经验,最后根据当前数字平台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分别从审慎监管预防数字平台资本无限扩张、提前布局垄断治理法律与制度及培育人才等方面提出建议,以供参考。

数字经济领域初创企业并购的反垄断法识别机制

数字经济时代,超级平台针对具有竞争潜力的初创企业实施的扼杀型并购具有显著反竞争效应,应该予以反垄断规制。然而,并购初创企业并不完全等于扼杀型并购,根据初创企业并购动机可以分为消除竞争、技术驱动、数据驱动和生态系统型并购;根据效应可以分为积极型和消极型并购;根据并购企业关系可以分为横向、纵向和混合并购。全面禁止或全面审查初创企业并购的规制模式,忽视了其推动创新、提高效率的积极效应,且将面临市场和效应不确定性、规制成本收益难以平衡及申报标准不适用性等监管难题。因此,需要设立识别和区分机制,从诸多初创企业并购中精准定位具有潜在反竞争效应的并购行为,实现鼓励创新和避免垄断之间的平衡。

国家创新体系视角下的数字平台垄断现象及其治理策略

数字经济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增长极。数字平台企业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代表性产物,凭借双边或多边市场特性汇聚海量用户和数据,在取得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引发了数字平台垄断现象。数字平台垄断现象治理应在不突破底线的前提下,从多维度把握鼓励平台健康发展与防止平台垄断之间的平衡点,以大国科技博弈和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视角,权衡加强创新产出和反垄断规制间的关系,秉持“促创新、强监管、守底线”原则健全数字经济治理体系,明确数字平台垄断现象治理的动态调节标准,创新反垄断调节方法,建立数字平台垄断现象治理动态调节机制。

超级平台自我优待的反垄断规制路径

超级平台凭借基础设施和市场权力实施自我优待,引发了竞争、创新和消费者福利方面的垄断顾虑。由于动态竞争和网络效应的数字经济特征,超级平台的自我优待行为在行为类型、平台属性、行为效应等方面存在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对传统反垄断规制框架构成了理论和实践上的挑战,反垄断执法机构难以在不影响平台创新的前提下进行有效监管,易导致规制过度或规制不足的混乱景象。对此,有必要将创新效应纳入反垄断分析框架,秉持包容审慎的监管理念,对自我优待进行分类规制,通过结构型合理原则选择执法手段,而不是一刀切式全面禁止超级平台自我优待,以实现鼓励创新和避免垄断之间的平衡。

平台经济下的垄断与治理:新特征、新挑战、新对策

平台经济下的垄断与治理正在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与传统的垄断相比,平台经济下的垄断呈现哪些新特征,对监管带来哪些新挑战?如何更好应对这些问题与挑战,促进平台经济的健康发展?本文在分析平台经济下垄断新特征、新挑战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治理措施,旨在为相应制度规则、政策措施的完善提供参考。

平台经济反垄断的政治经济学审视

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催生了平台经济新业态的迅速崛起,平台经济逐渐成为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要驱动力。与此同时,平台经济的垄断化趋势日益严重,引发了诸多严重、复杂的社会问题和法律问题。本文从政治经济学的垄断理论出发,挖掘垄断产生的原因和垄断的危害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平台经济反垄断治理的本质内涵和实践要求。

平台经济反垄断的政治经济学

随着新经济新业态不断发展,尤其是平台经济的快速发展,垄断问题成为引人关注的重要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深入研究了垄断产生的原因、实质及其二重性问题,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垄断理论,其对经济社会中出现的垄断现象具有很强的解释力,是认识、指导和解决垄断问题的重要理论基础。但相比传统市场经济而言,互联网平台经济作为数字经济时代一种新的商业模式,对比传统产业,其垄断呈现出鲜明特征,传统的反垄断思路很难适用于新型竞争问题。为此,必须立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阐释平台经济下垄断产生的原因与危害性,积极探索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平台经济反垄断治理路径,为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实践提供理论支持和政策建议。

自然垄断行业放松规制的理论分析

文章分析了近年来西方自然垄断与政府规制理论从基本概念到应用对策的若干有代表性的理论思想 ,并由此提出其对我国当前自然垄断治理的一些观点 :1 垄断不代表社会福利的损失 ;2 规制不再是提高自然垄断的经济效率的唯一手段 ;3 自然垄断的规制应具有动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