垄断纠纷民事诉讼程序制度探微

我国《反垄断法》第50条对经营者民事责任的规定过于粗陋,未能考虑到民事诉讼的程序衔接,以及私人原告在起诉时面临的实际困难。我国反垄断立法应当借鉴发达国家反垄断民事诉讼的成功经验,从原告适格、集团诉讼等基本程序问题着手,完善既有的民事司法救济制度,确保民事诉讼在反垄断法的实施机制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论反垄断纠纷的诉讼调解

反垄断法的公法属性使得反垄断纠纷的司法调解遇到了一定的困难。反垄断法虽然是公法,反垄断纠纷的解决在一定程度上关系到市场竞争和社会公众利益,但并非所有的案件都会对社会公共利益产生重要影响。反垄断民事诉讼是私人受到违法垄断行为的侵害而寻求司法解决的方式,授权法院根据具体案情决定是否允许当事人采用调解的方式解决纠纷对于反垄断案件的处理具有特殊的意义。考虑到反垄断纠纷的特殊性,应将涉及到第三人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以及具有明显违法性的反垄断纠纷排除到调解的范围之外。反垄断纠纷调解可在开庭之前进行,采用促进式调解方式进行调解,还可邀请专家参与调解,协助纠纷双方评估、选择可行的解决方案。在反垄断集团诉讼中,为了防止参与诉讼调解的成员与被告达成损害集团成员利益的协议,法院需要对调解协议进行审查,以保证协议的公正性。

社会公共利益视角下垄断纠纷可仲裁性研究

垄断纠纷是否可仲裁与社会公共利益关系密切,垄断纠纷可仲裁性问题中的社会公共利益包含反垄断法与仲裁制度两个考察视角。从反垄断法视角来看,我国反垄断法中的社会公共利益包括经济效率、公平竞争和消费者利益三个价值目标。承认垄断纠纷可仲裁性有助于上述三个价值目标的实现。从仲裁制度视角来看,现有理论并不认为具有公法性质的垄断纠纷不具有可仲裁性,可以通过垄断纠纷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关系为标准构建垄断纠纷仲裁制度。同时利用适用范围限制和司法审查机制保障垄断纠纷仲裁中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从适用范围出发,经济性垄断纠纷与国际垄断纠纷更具可仲裁性;从司法审查制度出发,对适用“核心限制”的垄断纠纷应采用实质性标准,对适用“合理分析”的垄断纠纷应采用形式性标准。

“微信封禁公众号垄断纠纷”一审介评

相比于同类反垄断司法案件裁判,"微信封禁公众号垄断纠纷"一审判决既有其进步之处,同时也遗留了一些遗憾。首先,关于"微信公众号"的相关市场界定,法院认为应界定为互联网平台在线推广宣传服务市场且区别于微信产品,不过,在与其他互联网广告宣传效果的比较、其他微信增值服务的联系等问题上尚缺乏必要的说明。其次,关于"原告的相关市场举证责任",在过往诸多垄断案中,法官往往指出其错误但未给出正确答案,容易造成原告对法官的判定无可辩驳。最后,关于"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行为",法院虽然在否定了原告的相关市场、市场支配地位的举证后,额外附赠了该行为的分析,但判决文书中未展示腾讯对于附加解封条件的解释及法院对此的阐述。

标准必要专利许可引发垄断纠纷的可仲裁性

标准必要专利许可合同引发的垄断纠纷较为复杂,是否具有可仲裁性也存在较大争议,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标准必要专利是私权,却具有社会公共属性;其次,标准必要专利权人合法拥有垄断力量,却不必然构成市场支配地位;最后,在标准必要专利许可合同中,许可费确认错综复杂。然而,随着可仲裁范围呈扩大趋势,通过仲裁手段解决的争议越来越多,标准必要专利许可引发的垄断纠纷应当具有可仲裁性。对仲裁裁决结果进行司法审查具有必要性,但在实行实质性审查的同时,也要坚持谦抑性原则。

论反垄断纠纷可仲裁性的司法考量——兼评某垄断纠纷管辖权异议案

反垄断法被称为"经济宪法",带有较强公法色彩和公共利益价值取向,因此,传统观点长期认为反垄断纠纷应当由法院专属管辖而排除仲裁解决。但是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商事仲裁的发展,许多国家立法和司法实践中也逐步承认反垄断纠纷的可仲裁性。而我国最近一个关于垄断纠纷管辖权异议的案件,将反垄断纠纷可仲裁性的司法审查问题拉入了公众视野,法院后续在审查此类纠纷可仲裁性时从何种角度分析、普遍需要考量哪些因素,也成为理论和实践应当关注的问题。在分析案件的基础上,结合别国立法和司法实践经验,我国司法审查至少应当从法律因素、纠纷具体类型定性、公共政策等角度考量反垄断纠纷的可仲裁性,从而更加全面、客观地分析具体个案。

汽车销售4S模式纵向限制的法律规制探究——以一起纵向垄断纠纷案为例

文章通过对一起纵向垄断纠纷案进行分析,总结案件焦点,提炼出汽车销售4S模式纵向限制的法律规制问题。根据国外的经验以及国内本土的实际提出完善相关法律的建议,希望能够对汽车销售市场出现的纵向垄断问题的改进有所帮助。

论垄断民事纠纷案件不完全举证义务的司法裁量规则

《反垄断法》中存在垄断行为受害者的不完全举证义务规定。其产生根源在于私权救济诉求与举证义务标的之间的本质关联性,以及具体权益保护需要。理论上,对垄断行为受害者的不完全举证义务问题存在三种处置模式,即过错推定、举证责任倒置、完成初步举证后举证义务重新分配。垄断民事纠纷案件中,在准确识别与查明不完全举证义务后,可以区别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完成初步举证后举证义务重新分配以实现私权救济与社会公共利益保护相协调、相统一,并随之建立相应的司法裁量规则。

垄断协议的司法认定规则研究——兼评《关于审理垄断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征求意见稿)》的相关规定

垄断协议是各国反垄断法明文禁止的一种典型的垄断行为。由于垄断协议的隐蔽性、灵活性和多样性,司法实践中如何认定垄断协议的存在成为反垄断诉讼中的难题。美国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逐渐确立了权利平衡的垄断协议司法认定规则。最高人民法院可以结合我国的反垄断立法,借鉴美国司法实践确立的垄断协议的司法认定规则,进一步完善《关于审理垄断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征求意见稿)》的相关规定。

反垄断可仲裁性的正当论证与制度构建

司法实践出于公共利益的考量,不允许垄断纠纷适用仲裁程序。本文通过立法目的和立法技术两个维度论证垄断纠纷适用仲裁的正当性,并说明垄断纠纷并不会与公共利益相抵触,继而通过反垄断仲裁的范围、司法审查制度的健全来构建反垄断仲裁制度。

论可仲裁性的司法审查标准——基于美国反垄断仲裁经验的考察

我国立法并没有为司法实践提供判断可仲裁性的清晰标准。自20世纪中叶以来,美国反垄断可仲裁性司法审查制度展现了放开且细化的趋势,并提供了可资参考的经验。纠纷可仲裁性的审查标准主要是纠纷解决、公益保护、实质正义和事后补救。基于上述标准,我国反垄断争议应当具有可仲裁性,其他纠纷可仲裁性的审查也可参考上述标准。

卷首语

迄今,《知识产权与市场竞争研究》已经顺利出版了四辑。本书作为第五辑,仍聚焦于知识产权法和竞争法领域的理论研究及实务研究,精选出了17篇文章,分别收录于"理论聚焦"、"学术专论"、"行业观察"、"判解/实务研究"以及"域外法治"五个板块中。

垄断行为后继民事索赔风险不容忽视

近年来,中国反垄断立法标准趋严、执法力度日益加大。在此背景下,人民法院对于垄断行为纠纷的态度由早年间的审慎,逐渐转变为更加重视对中小规模企业及消费者利益的保护。2022年8月修正后的反垄断法正式生效、2022年底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反垄断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以及近期的垄断纠纷诉讼案件,均体现出司法机构对于垄断纠纷态度的转变,尤其是对反垄断行政处罚后继索赔请求的支持态度。

《仲裁法》修订背景下可仲裁性问题——以反垄断争议的可仲裁性为视角

反垄断争议的可仲裁性问题深刻影响国际社会对我国法律环境乃至营商环境的评价。目前,我国学者多数认可反垄断争议的可仲裁性,但从司法实践的大量数据来看,仍呈现以公共政策为由否定反垄断争议可仲裁性的倾向。我国司法实践的态度与目前域外重要反垄断司法辖区的立场存在较大分歧,固守反垄断争议涉及公共政策因此不适合提交仲裁的立场,不利于我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反垄断法》刚经历修订,其中仍未明确是否可以将反垄断争议提交仲裁,若想从立法层面明确该问题,在《仲裁法》修改之际对反垄断争议以特殊争议仲裁的方式作出规定是一个合适的契机。

标准必要专利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反垄断法规制

近年来,人民法院受理的涉及中外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标准必要专利纠纷案件呈逐渐增多的趋势,这一方面表明我国的无线通信技术及产业发展迅猛,另一方面也说明世界各国的无线通信企业在我国市场竞争非常激烈。我国法院审理的标准必要专利纠纷案件主要涉及3种类型,即停止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件、垄断纠纷案件、许可使用费纠纷案件等。在这3种类型的案件中,垄断纠纷案件数量最多,涉及的法律关系也相对较复杂。

中国反垄断民事诉讼案件数据分析报告(2008~2018年)

引言产权制度、契约自由、竞争自由是市场经济制度的三大基本原则,构成市场经济的三大基石。这三大原则落实于不同的法律制度,如产权制度之于物权法、契约自由之于合同法、竞争自由之于反垄断法。竞争自由是市场经济的基石,而反垄断法是竞争自由的保障。"法律的生命在于其实施。"

限制最低转售价格协议并非当然违法?——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三庭庭长朱丹商榷

"限制最低转售价格协议是否当然违法"的争论焦点是"限制最低转售价格协议是否垄断协议"的问题。通过审判全国首例纵向垄断协议纠纷案,上海高院认为垄断协议应以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为构成要件,限制最低转售价格协议并不当然违法。对此,笔者全面考察《反垄断法》第14条后,认为列举项本身构成垄断协议,因此作为列举项之一的限制最低转售价格协议当然违法。上海高院的结论有三处欠妥:曲解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因垄断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7条的含义;对《反垄断法》宗旨的理解太过片面;削弱《反垄断法》权威的同时,使行政机关陷入执法的窘境。

限定交易与搭售行为的认定

限定交易行为与捆绑交易行为作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表现形式,既是司法实践中经常遇到的问题,也是审判实践中的难点所在。如何正确适用我国反垄断法,解决由此引发的垄断纠纷案件,引导、规范市场竞争机制健康有序发展,是每一个知识产权法官所必须关注的问题。本文采用实证研究和对比研究的方法,以垄断行为的主体是市场经营者为出发点,从共性基础工作即相关市场精确界定、条款适用前提即具有市场支配地位、个性行为识别即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与限定交易行为与捆绑交易行为有关的三个层面涉及的问题展开论述。作者结合中外颁布的法律法规、中外典型案例及理论研究成果,对与限制交易行为、捆绑交易行为关联的相关市场的内涵和考量因素、市场支配地位的法律属性及判定标准、限制交易行为与捆绑交易行为的本质和构成要件进行了研究探讨。

2024年反垄断民事诉讼新司法解释亮点阐释与未来展望

反垄断法有效实施有赖公共实施和私人实施形成合力。2024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垄断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为拓展和便利我国反断法私人实施提供了最新且有力的司法制度保障,对于突破反垄断私人实施的法律瓶颈,促进反垄断法更全面实施具有重大时代意义。新司法解释亮点纷呈,在增补数字竞争规则的司法适用规定、明确反垄断纠纷可仲裁性及仲裁协议的可诉性、积极增进反垄断公共实施与私人实施之间的衔接等方面,制度进步性尤为突出。我国反断法私人实施未来可期。

知识产权审判彰显司法保护创新的“中国智慧”

4月20日,温州知识产权法庭正式揭牌成立,跨区域管辖浙工温州、金华、丽水三地的专利技术类案件及垄断纠纷等重大知识产权案件。这是构建我国知识产权专业化审判格局的又一项重要举措。此外,最高人民法院于日前作出批复,原则上同意在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内设专门审理知识产权案件的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