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学科呼吸管理小组在A型主动脉夹层患者中促肺康复的效果研究

目的探讨基于医护联合的多学科呼吸管理小组在A型主动脉夹层患者中促肺康复的效果。方法选择本院2022年1月至2023年1月收治的A型主动脉夹层患者80例,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40例。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护理,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实施基于医护联合的多学科呼吸管理小组护理方式。比较2组患者的肺功能指标[氧合指数(OI)、呼吸指数(RI)、动态肺顺序性(Cdyn)、静态肺顺应性(Cst)]、临床指标、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结果T1时2组OI值、RI值、Cdyn水平及Cst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T2、T3、T4时观察组OI值、Cdyn水平及Cst水平均高于对照组,RI值均低于对照组,观察组CICU时间、机械通气时间、使用高流量氧疗时间及住院总时间均短于对照组,LUS评分低于对照组,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基于医护联合的多学科呼吸管理小组可明显改善A型主动脉夹层患者术后的肺功能,缩短机械通气时间,提高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值得在临床进一步进行推广。

不同年龄Standford A型主动脉夹层患者经全主动脉弓置换治疗的疗效差异

目的:探讨不同年龄Standford A型主动脉夹层患者接受全主动脉弓置换治疗的临床疗效。方法:回顾性选取2018年1月~2023年2月贵州省人民医院心外科收治的96例接受全主动脉弓置换治疗的Standford A型主动脉夹层患者,根据年龄将其分为两组,<60岁纳入中青年组(75例),≥60岁纳入老年组(21例)。两组患者均采用孙氏手术方法。比较两组患者术中情况、围术期指标、术后早期并发症及术后30 d死亡率。结果:中青年组主动脉阻断时间、体外循环时间及手术时间均少于老年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中青年组机械通气时间、ICU停留时间及住院时间均明显少于老年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中青年组肺部感染发生率明显低于老年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出血、卒中、急性肾损伤及低心排综合征(LCOS)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中青年组术后30 d死亡率(9.33%)低于老年组(14.29%),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年龄是影响全主动脉弓置换治疗Standford A型主动脉夹层患者疗效的重要因素,中青年患者疗效明显优于老年患者,恢复更快、术后肺部感染率更低,可作为中青年患者的优先选择方案。

急性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手术患者术后合并低氧血症的危险因素

目的:探究急性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ATAAD)手术患者术后合并低氧血症的危险因素。方法:回顾性选取2018年1月~2023年2月于贵州省人民医院心外科接受手术治疗的96例ATAAD患者临床资料,根据术后6 h的动脉血气分析结果将患者分为低氧血症组(氧合指数低于200 mmHg)与非低氧血症组,比较两组患者的基线资料以及围术期指标,采用单因素与多因素Logistic分析ATAAD患者术后合并低氧血症的危险因素。结果:96例患者中,62例患者术后合并低氧血症。低氧血症组患者的体重指数(BMI)、入院心率、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超敏C反应蛋白(hs-CRP)、输血量以及体外循环时间高于非低氧血症组(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TNF-α、hs-CRP、输血量以及体外循环时间是ATAAD术后合并低氧血症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结论:TNF-α、hs-CRP、输血量以及体外循环时间是是ATAAD患者术后合并低氧血症的独立影响因素,建议临床予以密切关注。

急性期Stanford B型主动脉夹层病人介入治疗时间窗对术后主动脉重塑的影响

目的:探讨急性期Stanford B型主动脉夹层病人介入治疗时间窗对术后主动脉重塑的影响。方法:选取2017年1月—2021年1月于我院接受胸主动脉腔内修复术(TEVAR)的急性期Stanford B型主动脉夹层病人102例,根据治疗时间窗分为A组(<7 d)、B组(7~14 d)和C组(>14 d)。比较3组一般资料、术后主动脉重塑情况和并发症情况。根据术后主动脉重塑情况将病人分为假腔消失组(42例)和假腔未消失组(60例),通过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分析病人术后主动脉重塑的独立影响因素,根据独立因素构建列线图预测模型,并对模型进行验证。结果:A组平均治疗时间和住院时间显著短于B组和C组(P<0.01)。A组术后真腔体积扩大率、术后假腔体积缩小率、术后覆膜支架远端真腔面积扩大率、术后覆膜支架远端真腔最长径扩大率、术后支架远端最长径和术后支架远端面积显著高于B组和C组,术后假腔内血栓化比率显著低于B组和C组(P<0.001)。治疗时间窗>7 d、最大腹主动脉直径>30.00 mm、假腔有分支灌注和多破口为病人术后主动脉重塑的独立影响因素(P<0.05)。利用独立影响因素构建列线图预测模型,模型具有较好的区分度,校准曲线评价结果提示模型准确性较好。结论:尽早接受手术治疗有利于病人术后主动脉重塑,治疗时间窗>7 d、最大腹主动脉直径>30.00 mm、假腔有分支灌注和多破口为急性期Stanford B型主动脉夹层病人术后主动脉重塑的独立影响因素。

左锁骨下动脉植入血管覆膜支架技术治疗A型主动脉夹层的临床疗效观察

目的观察左锁骨下动脉植入血管覆膜支架技术治疗A型主动脉夹层(AD)的临床疗效。方法按手术方案不同将2021年12月至2023年12月进行治疗的68例A型AD患者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34例。观察组采用左锁骨下动脉植入血管覆膜支架技术治疗,对照组采用主动脉弓人工血管置换+象鼻支架植入术治疗。比较两组术中、术后指标,心功能指标,生活质量及并发症发生情况。结果观察组手术时间、体外循环时间短于对照组,血浆输注量、24 h引流量少于对照组,两组术后左室射血分数(LVEF)、生活质量各维度评分均高于术前,左室舒张末期内径(LVEDd)、左室收缩末期内径(LVESd)及升主动脉最大径均小于术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主动脉阻断时间、关胸时间、ICU停留时间、住院时间、LVEF、LVEDd、LVESd、升主动脉最大径、生活质量各维度评分及并发症总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左锁骨下动脉植入血管覆膜支架技术与主动脉弓人工血管置换+象鼻支架植入术均为治疗A型AD有效术式,可改善患者心功能与生活质量,但左锁骨下动脉植入血管覆膜支架技术治疗手术时间及体外循环时间短、血浆输注量少,可简化手术步骤。

急性A型主动脉夹层患者发生院内死亡的危险因素分析

目的:探讨急性A型主动脉夹层(ATAAD)患者发生院内死亡的危险因素。方法:选取2018年1月—2022年12月于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就诊的288例ATAAD患者,根据患者预后情况分为院内死亡组(n=30)和生存组(n=258),将单因素分析中P<0.05的指标作为自变量,将患者院内死亡作为因变量,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ATAAD患者发生院内死亡的危险因素。结果: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两组患者的年龄、心率、白细胞计数(WBC)、谷草转氨酶(AST)、谷丙转氨酶(ALT)、肌酸激酶同工酶(CK-MB)、促甲状腺素(TSH)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60岁(OR=2.807,95%CI:2.341,3.365)、WBC>10×10^(9)/L(OR=2.837,95%CI:2.360,3.410)、ALT≥40 U/L(OR=3.081,95%CI:2.525,3.760)均为ATAAD院内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均P<0.05)。结论:年龄≥60岁、WBC>10×10^(9)/L、ALT≥40 U/L均为ATAAD患者发生院内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

急性StanfordA型主动脉夹层术后中重度急性肾损伤、院内死亡及透析依赖的危险因素分析

目的:探究急性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术后发生中重度急性肾损伤(AKI)、院内死亡及透析依赖的危险因素。方法:回顾性连续纳入2014年12月至2016年12月在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行升主动脉置换、全主动脉弓置换术联合支架象鼻手术、发病距就诊时间<14 d且资料完整的急性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患者294例。根据改善全球肾脏病预后组织(KDIGO)2012年标准进行AKI的诊断和分期,AKI 2或3期为中重度AKI,未发生AKI及AKI 1期为非中重度AKI。根据术后是否发生AKI及AKI的严重程度分为非中重度AKI组(n=186)和中重度AKI组(n=108)。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术后发生中重度AKI、院内死亡或出院时透析依赖的危险因素。结果:术后AKI 1期、AKI 2期、AKI 3期的发生率分别为42.2%(124/294)、15.3%(45/294)、21.4%(63/294),总AKI发生率为79.3%(232/294)。需肾脏替代治疗(CRRT)的患者比例为9.2%(27/294)。出院时透析依赖的患者比例为3.1%(9/294),院内死亡率为3.7%(11/294)。与非中重度AKI组相比,中重度AKI组合并高血压(79.6%vs.88.9%,P=0.040)、术前肾灌注减低的患者比例(7.0%vs.24.1%,P<0.001)均较高,术中体外循环时间[(161.6±34.0)min vs.(192.2±61.1)min,P<0.001]、主动脉阻断时间[(90.4±22.1)minvs.(104.3±29.5)min,P<0.001]均更长,术中超滤量更多[4000(3000,5000)mlvs.5000(4000,6262)ml,P<0.001]。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术前肾灌注减低(OR=4.95,95%Cl:1.97~12.26,P<0.001)、体外循环时间延长(OR=1.01,95%Cl:1.00~1.02,P=0.016)为急性StanfordA型主动脉夹层术后发生中重度AKI的独立危险因素。进一步分析发现,体外循环时间延长(OR=1.02,95%Cl:1.01~1.03,P=0.007)和中重度AKI(OR=10.49,95%Cl:1.22~90.62,P=0.033)是院内死亡或出院时透析依赖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术前肾灌注减低、体外循环时间延长是急性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术后发生中重度急性肾损伤的独立危险因素。体外循环时间延长和中重度AKI明显增加院内死亡及出院时透析依赖的风险,因此,对此类患者需要进行密切关注随访。

A型主动脉夹层术后急性心肌梗死相关危险因素的套索回归分析

目的探索A型主动脉夹层(TAAD)术后急性心肌梗死(PAMI)患者的危险因素并构建模型,以预测此类患者PAMI的风险。方法回顾性分析2018年1月至2022年10月,就诊于北京安贞医院并接受外科手术治疗TAAD患者的临床资料。以PAMI为终点,随机将这些患者的70%划分为训练集,剩余30%的患者划分为验证集。在训练集中应用套索(LASSO)回归探寻危险因素,构建模型,绘制列线图,并在验证集中验证模型的区分度和校准度。结果本研究共纳入1206例患者,83例(6.9%)患者发生终点事件。LASSO回归分析表明冠脉灌注不良、凝血酶原时间、纤维蛋白原降解产物、淀粉酶、手术时间、心肺转流时间对TAAD PAMI有较高的重要度。根据预测因子构建出的模型在训练集中区分度良好,一致性指数(C-index)为0.843,且模型的准确度较高。模型在验证集中的C-index为0.845。在预测的主要终点事件发生风险低于50%的患者中,校准曲线表明预测风险和观测风险基本一致。结论本研究形成的TAAD患者PAMI预测模型具有良好的区分能力,有助于临床医生早期干预PAMI的发生发展,进而提高TAAD患者临床预后。

急性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的临床带教策略

急性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是心血管外科的危急重症,病情凶险,进展快速,临床表现和主动脉夹层撕裂的范围及程度相关,因而误诊率较高。此类患者一经确诊,尽早进行外科手术是成功救治的唯一途径。兰州大学第一医院是一家三级甲等教学医院,每年收治急诊及外院转诊的急性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约100例。对于首诊医师而言,如何进行快速正确的诊断、鉴别诊断、并完善术前相关准备,需要在熟练掌握理论知识的基础上,进行临床经验的积累和总结。文章针对外科规范化培训的医师、住院医师及进修医师,就近年来在心血管外科临床带教的教学体会,从急性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的正确诊断(症状和体征、人群分布特点、时间生物模式及辅助检查几个方面)、鉴别诊断及术前准备等方面进行总结,提高初学者对该病的临床辨别能力、初步救治能力及转诊能力,进而提高临床医师对此类患者的整体救治能力,尽可能减少漏诊和误诊。

Stanford B型主动脉夹层行TEVAR干预时机分析

目的探索胸主动脉腔内修复术(thoracic endovascular aortic repair,TEVAR)不同干预时机治疗Stanford B型主动脉夹层后的疗效。方法回顾性分析2018年1月至2023年4月于我院就诊的126例Stanford B型主动脉夹层患者,根据发病时间至手术时间分为A组(<24 h)、B组(2~7 d)和C组(8~14 d)。比较三组围手术期不良事件(内漏、脑梗死、死亡、主动脉破裂及总并发症等)发生情况,并根据随访情况进行生存分析。结果本研究共计纳入126例Stanford B型主动脉夹层患者,其中A组50例,B组43例,C组33例。三组在一般情况方面无统计学差异(P>0.05);三组在围手术期急性脑梗死、内漏、感染及死亡发生率方面无统计学差异(P>0.05),在总并发症发生率方面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应用Log-rank检验比较三组生存曲线,A组5年累计无主动脉夹层复发及生存率低于B组、C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本研究认为在症状出现后24 h内行TEVAR治疗B型主动脉夹层不良事件发生率及近中期疗效不佳,而在症状出现2~14 d行TEVAR可获得较好的围手术期及近中期结果。

急性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术后发生神经功能障碍的危险因素分析

目的:探讨分析急性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术后发生神经功能障碍的危险因素。方法:回顾性收集2020年5月至2023年5月,本中心收治的行开放手术治疗的258例急性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术后是否发生神经功能障碍及其类型将患者分为对照组(n=194)和神经功能障碍(neurological dysfunction,ND)组(n=64)[其中暂时性神经功能障碍(transient neurological dysfunction,TND)38例,永久性神经功能障碍(permanent neurological dysfunction,PND)26例],分别进行单因素分析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258例急性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患者术后64例(24.8%)发生神经功能障碍,其中26例(10.1%)为PND,38例(14.7%)为TND。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提示,单侧脑灌注时间、术后低氧血症以及术后急性肾损伤是ND的危险因素。此外,Euro scoreⅡ评分对于预测术后ND具有较好的效能。与对照组相比,TND患者术后一年死亡率相近而PND组患者死亡率显著升高。结论:Euro scoreⅡ评分高,单侧脑灌注时间延长,术后低氧血症,术后急性肾损伤提示患者术后ND发生率较高;术中控制单侧脑灌注时间,术后积极干预低氧血症,可能会减少术后神经功能障碍的发生。

应用Fabulous^(■)支架治疗马凡综合征合并主动脉根部瘤的复杂型B型主动脉夹层1例

1临床资料患者,女,49岁,因“胸背部间歇性刀割样疼痛4+月”于2023年5月5日入院。患者近视,瘦高身材、手指和脚趾细长,既往无高血压病史,余无特殊。入院查体:心率76次/min,律齐,主动脉听诊区可闻及叹气样舒张期杂音,向心尖传导,余瓣膜未闻及明显病理性杂音。

自体血小板分离回输技术应用于急性A型主动脉夹层患者临床治疗综合效果的分析与评价

目的 探讨自体血小板分离回输技术应用于急性A型主动脉夹层(ATAAD)患者的临床综合治疗效果。方法 回顾性分析2020年1月—2023年4月本院收治的125例ATAAD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是否进行自体血小板分离(APP)与回输,将患者分为APP组59例和non-APP组66例。记录两组患者术前(T0)、术后24 h(T1)、术后48 h(T2)及术后72 h(T3)凝血指标及肝肾指标水平;记录两组患者血小板(PLT)水平、异体血输注量、手术时间、机械通气时间、术后纵隔引流量、ICU住院时长、住院总花费及术后并发症发生率。结果 在T1-T3时,APP组凝血酶原时间(PT)、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明显短于non-APP组(P<0.05),纤维蛋白原(FIB)水平高于non-APP组(P<0.05);观察术后肝功能参数,与non-APP组相比,APP组谷丙转氨酶(ALT)、谷草转氨酶(AST)水平在T1、T2时相对较低(P<0.05),乳酸脱氢酶(LDH)在T1、T2、T3时均维持在较低水平(P<0.05),直接胆红素(DBil)、总胆红素(TBil)水平在T1时较non-APP组低(P<0.05);观察术后肾功能参数,APP组血清肌酐(SCr)及血尿素氮(BUN)水平在T1、T2、T3时均显著低于non-APP组(P<0.05);从血液保护角度考虑,相比于non-APP组,T1时APP组PLT维持在较高水平(P<0.05),且APP组围术期异体红细胞、血小板、血浆和冷沉淀输注量相对较少(P<0.05);观察术后转归情况,与non-APP组相比,APP组术后机械通气时间及ICU住院时长缩短,住院总费用更低,术后24 h纵隔引流量更少(P<0.05);观察两组术后并发症,APP组急性肾损伤发生率明显低于non-APP组(P<0.05)。结论 自体血小板分离回输技术能有效改善ATAAD患者凝血功能,对术后肝肾功能保护、血液保护作用明显,加快患者术后康复和转归。另外,此项技术的开展有助于减轻患者经济负担,取得良好的社会效应与经济效益。

晚期妊娠合并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1例并文献复习

妊娠合并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的发病率约占所有主动脉夹层的0.1%,约占生育年龄女性主动脉夹层的50%,虽然发病率不高,但十分凶险,直接危及孕妇和胎儿的生命。妊娠期间发生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的孕妇病死率高达21%~53%,使主动脉夹层成为孕妇死亡的第三大常见心血管疾病^([1-2])。妊娠本身是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的重要危险因素,因此,及时识别和治疗对于妊娠女性至关重要。

Stanford B型主动脉夹层的临床特点及诊疗进展

Stanford B型主动脉夹层(TBAD)是临床常见的主动脉疾病,指主动脉内层撕裂导致血液进入主动脉壁,造成主动脉壁各层分离,形成真假两腔的分离状态。TBAD通常发生于主动脉下行部分,并向下延伸至腹主动脉,其主要临床症状包括剧烈胸痛、背部疼痛、呼吸困难、休克等,治疗方法包括药物治疗、开放修复手术和血管腔内介入手术等。早期诊断和治疗对改善TBAD患者的预后至关重要,但目前对于TBAD的诊治方式尚存在一定的争议。

胸主动脉腔内修复术治疗急性B型主动脉夹层患者发生围手术期并发症的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探讨胸主动脉腔内修复术(TEVAR)治疗急性B型主动脉夹层(ATBAD)患者发生围手术期并发症的相关因素。方法 收集2018年1月至2022年12月于承德医学院附属医院经TEVAR治疗的158例ATBAD患者的临床资料,按照围手术期并发症发生情况将其分为并发症组(n=31)与无并发症组(n=127),收集所有患者的性别、年龄、既往史、体重指数(BMI)、生命体征、并发症发生情况、实验室检查指标、预后营养指数(PNI)等,分析TEVAR治疗ATBAD患者发生围手术期并发症的影响因素。结果 两组患者年龄、BMI、脑梗死、白蛋白水平、PNI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年龄、PNI均是TEVAR治疗ATBAD患者发生围手术期并发症的影响因素(P<0.05)。结论 年龄、PNI均是TEVAR治疗ATBAD患者发生围手术期并发症的影响因素,临床上应密切关注上述指标。

基于DRGs分组付费模式A型主动脉夹层手术住院费用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分析疾病诊断相关分组(DRGs)编码为A型主动脉夹层患者实际住院总花费的影响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20年12月至2022年12月间DRGs付费模式实施前后河南省胸科医院心血管外科主动脉夹层手术患者的病案首页信息,统计分析DRGs付费模式实施前后患者住院费用结构变化及影响因素。结果DRGs实施后A型主动脉夹层手术患者与实施DRGs前相比,DRGs实施后总住院费用、手术药物相关费用、高价值手术耗材费用均显著降低,差异具备统计学意义(P<0.05)。医疗费用支出结构主要由高值耗材和术后费用(并发症处理费用,术后监护费用)构成,其中高值耗材支出占比最高。胸主动脉手术,不伴有极重度或严重的并发症和伴随症(FS14B组)、胸主动脉手术,伴有极重度或严重的并发症和伴随症(FS14A组)、胸主动脉介入手术(FS13Z组)分别为(98685.95±2990.18)元、(93427.57±4615.32)元、(85230.41±4483.12)元,占比分别为34.94%、33.73%、30.32%。A型主动脉夹层手术患者高倍率住院费用二元Logistic危险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住院天数≥7 d、重症监护室(ICU)干预频次≥1次、初始急性生理学和慢性健康状况评分(APACE II)(≥10分)、初始脑钠肽(BNP)(≥450 pg/mL)、心脏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计算机断层扫描(PET-CT)检查(是)、人工血管数量(≥2条)、使用血管支架(≥1支)、使用腔内修复装置、使用人工心脏瓣膜(≥1枚)、使用“达芬奇”手术机器人、年龄(≥65岁)是影响A型主动脉夹层手术住院费用的主要危险因素,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实施DRGs分组付费模式后主动脉夹层手术住院费用显著下降,可为主动脉夹层手术患者医保基金精细化管理及合理费用控制提供依据。

基于认知行为疗法的心理干预在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病人中的应用

目的:探索基于认知行为疗法的心理干预对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病人心理韧性和医学应对方式的影响。方法:选取2022年10月—2023年3月广东省某三级甲等医院确诊并进行手术的50例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病人,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25例。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方法,观察组在此基础上增加基于认知行为疗法的现场和网络化心理干预。干预前后采用心理韧性量表、医院焦虑抑郁量表、医学应对方式问卷对两组病人进行测评。结果:共47例病人完成研究,其中观察组23例,对照组24例。干预后,两组心理韧性量表各维度评分高于干预前,且观察组各维度评分高于对照组(P<0.05);两组焦虑、抑郁评分低于干预前,且观察组各维度评分低于对照组(P<0.05);在医学应对方式方面,观察组面对维度评分高于对照组(P<0.05),屈服、回避评分低于对照组(P<0.05)。结论:基于认知行为疗法的心理干预能提高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病人的心理韧性,改善其负性情绪和医学应对方式。

A型主动脉夹层术后发生急性肾损伤行持续肾脏替代治疗的危险因素

目的探讨A型主动脉夹层患者术后发生急性肾损伤(AKI)行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CRRT)的危险因素。方法选取A型主动脉夹层患者690例,体外循环术后依据AKI诊断及CRRT指征将其分为AKI行CRRT 77例(CRRT组)、无AKI未行CRRT 613例(非CRRT组)。收集患者临床资料,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A型主动脉夹层患者术后发生AKI行CRRT的危险因素。结果两组术前血胱抑素C升高比例、血肌红蛋白升高比例、血肌酐水平及手术时间、体外循环时间、主动脉阻断时间、红细胞输注量、血浆输注量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Logistic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血胱抑素C升高(OR=2.213,95%CI:1.006~4.868)、红细胞输注量大(OR=2.161,95%CI:1.705~2.738)、体外循环时间长(OR=1.221,95%CI:1.150~1.295)是A型主动脉夹层患者术后发生AKI行CRRT的危险因素。结论术前血胱抑素C水平升高、体外循环时间长及术中红细胞输注量多的A型主动脉夹层患者术后易发生AKI,需行CRRT。

体外循环时间在术中超滤量与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患者术后90 d死亡率间的中介效应

目的探索体外循环(CPB)时间(TCPB)在术中超滤量(UFV)与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TAAD)患者发生术后90 d死亡的中介效应。方法回顾性分析2018年1月至2022年7月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心血管外科收治的176例行手术治疗的TAAD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术后90 d生存情况分为生存组(157例)和死亡组(19例)。比较两组基线及围手术期临床指标,中介分析使用Mplus 8.0软件分析TCPB在UFV与结局事件(发生术后90 d死亡)之间的中介效应,由于结局事件变量为二分类变量,中介分析效应量采用stdyx完全标准化进行等尺度化,并用重复自采样10000次的非参数百分位偏差校正的bootstrap法进行检验。结果本研究全组患者90 d内死亡率为10.79%。两组TCPB、主动脉阻断时间、CPB中液体总入量及总出量、超滤总量、UFV、术后呼吸机时间、清醒时间、脑部并发症发生率、连续肾替代治疗(CRRT)使用率及体外膜肺氧合应用率、伤口愈合不良事件发生率及术后住院日指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中介分析结果显示,经标准化后TCPB在UFV和结局事件间起部分中介(总效应、直接效应、中介效应均显著)作用,总效应为0.334(95%CI:0.098~0.544,P=0.003),直接效应为0.225(95%CI:0.005~0.444,P=0.043)。中介效应为0.109(95%CI:0.024~0.216,P=0.024)。结论TCPB在UFV与TAAD患者发生术后90 d内死亡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为改善TAAD患者预后应优先缩短TCPB而非减少UFV。在二分因变量的小样本简单中介模型中的参数估计使用稳健的加权最小二乘估计方法加权最小二乘法结合stdyx法会影响中介效应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