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米·卡特与埃以关系正常化

本文以吉米·卡特在埃以关系正常化中所起的作用为主要内容,结合当时的国际背景,得出结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调整固然与国家利益密切相关,而国家领导人个人的看法及其努力程度对局势的发展也是一个重要因素,甚至在某些事件中起着关键的作用。

浅析萨达特时期埃以关系由对抗走向和平的原因

萨达特作为埃及的第二任总统,这一时期的埃以关系是由对抗走向和平的分水岭。埃及作为历次阿以战争的主力,由于长期的对以战争,使得埃及元气大伤,而且离消灭以色列的目标越来越远。萨达特上台后,纵观各方面的考虑,开始调整与以色列的关系。

“累积威慑”与埃及和以色列关系的演变

“累积威慑”是多隆·阿尔默格、托马斯·瑞德等学者基于以色列与埃及、叙利亚等阿拉伯国家关系的历史实践提出的理论。该理论认为,“对敌人每次挑战均给予回应”和“通过不断胜利塑造实力强大的形象”是影响“累积威慑”成功的条件。但它没有充分呈现出“累积威慑”所蕴含的动态性、过程性特征。鉴于此,本文引入“学习机制”予以修正。就“累积威慑”的机理而言,埃及、叙利亚等国在战争互动中,不断更新对以色列国家实力与威慑决心的认知。1948年至20世纪80年代埃以关系的演变表明,当埃及、叙利亚等国意识到以色列存在实力优势且威慑可信度高时,“累积威慑”会发挥效用;而当这两个条件不同时具备时,“累积威慑”则难以发挥效用。

“戴维营协议”后的埃以“冷和平”

"戴维营协议"签订以后,埃及与以色列两国逐步走向关系正常化。然而,在这个协议的执行过程中,埃以两国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出现严重分歧,尤其是埃以之间的塔巴问题和巴勒斯坦自治问题成为障碍。埃以在这些问题上的谈判被拖延下来,阻碍了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纵观20世纪80年代的埃以关系,两国之间并没有出现一个"蜜月期",而是始终保持一种"冷和平"。

埃以“消耗战”(1967-1970)下的美苏对话

埃及与以色列的"消耗战"历时三年之久。美国与苏联为了各自的全球战略,不仅积极展开对话,还向交战双方输入了大量的新式武器,这影响了整个战争的走向。特别是苏联,直接参与了埃及与以色列的空战。同时,"消耗战"也对美苏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埃及变局后的以色列与埃及关系

2011年年初埃及爆发大规模抗议示威活动,导致穆巴拉克政府迅速垮台。埃及变局在以色列国内引起了极大的震惊,也严重影响到维持了30年之久的埃以和平关系。一年来,埃及和以色列双方围绕着《埃以和平条约》、天然气供应、边境安全等问题出现了摩擦,尤其是埃及民众冲击使馆事件给埃以关系蒙上了阴影。随着地缘政治环境的进一步恶化,一些间接因素也对以色列的安全构成了威胁,如埃及开放拉法口岸,接近哈马斯势力,同意伊朗军舰通过苏伊士运河以及坚决支持巴勒斯坦"入联"等无不引起以色列的高度警惕,以色列在中东地区面临着更为孤立的境地,国民固有的不安全感亦随之加剧。

从“消极合作”到“积极合作”——中东变局下埃及和以色列关系的新发展

中东变局发生以来,尤其是塞西执政后,埃及和以色列面临日益增多的共同外部威胁,两国关系也由"消极合作"向"积极合作"转变。在此过程中,埃以采取合作型管理模式,充分发挥高层会晤的管理手段,促使双边关系日趋稳定。埃以积极合作关系以安全领域为基石,形成以西奈半岛为核心、以东地中海为抓手的联合安全治理路径,极大改善了两国的安全形势。未来,埃以积极合作关系依然充满活力,但由于受到一些不利因素的影响,这一关系也将面临挑战。埃以关系的新发展是中东变局的产物,也是中东格局破旧立新的标志,因此中国在参与中东事务时应当对中东的"新常态"以及其未来可能之变化保持密切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