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主义与埃及政治(1882~1952年)——兼评“文明使命”论

殖民主义与埃及政治,或者广而言之殖民主义与埃及现代化,是学界百家争鸣、见仁见智的重要议题。帝国史学或殖民史学认为,东方是“野蛮”“愚昧”的未开化之地,殖民主义教化“野蛮”或“半野蛮”人民,践行“文明使命”。现代化学派则提出,殖民主义促进了埃及这样的亚非拉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启动。埃及、中国和其他亚非拉国家的主流学者,如实书写殖民侵略的凶残、殖民统治的残暴、殖民剥削的沉重,讴歌埃及人民可歌可泣的反殖斗争和前赴后继的民族独立运动,同时承认殖民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现代化。近年来西方兴起的后殖民史学,以碎片化的历史或新经济社会史叙事方式,夸大局部和细节,回避主要矛盾,迂回曲折地重拾“文明使命”论,大有殖民史学卷土重来之势。然而,英国对埃及进行殖民统治70年间一再出现的撤军言论之虚伪与政治压迫之沉重,由之引发的埃及人民反对殖民主义的“三次革命”,以及1923~1952年间埃及持续不断的政治动乱与政治危机,充分证明各种形式的“文明使命”论是于史无据的虚假叙事。

马克思现代性理论视野下“后发国家发展困境”解析——以埃及政治风暴和利比亚战争为例

以满足资本无限增殖需要为核心理念的现代性发展过程,在把广大后发国家带入西方文明发展轨道的同时,对相关国家经济社会的整体进步却没有承担相应的责任。西方国家不断围绕本国资本增殖需要变换国家的对内对外政策。广大后发国家要么亦步亦趋,经济社会发展无所适从;要么封闭保守,政治文明发展停滞不前。埃及、利比亚近来发生的一系列社会动荡和政权更迭,再一次印证了西方社会主导的旧有现代化发展模式根本无法顾及后发国家真实的经济社会全面发展需要。广大后发国家必须立足本民族实际,清楚认识在当前时代推进国家经济社会现代化需要面对的特殊问题,在全球和地区未来发展大势中保持独立的现代化发展思路,有针对性地克服资本运动带来的发展弊病,掌握本民族在全球现代性进程中的经济社会发展主动权。

穆斯林兄弟会与埃及政治变局

作为体系外最大反对党,埃及穆斯林兄弟会一直受到当局镇压。为此,穆斯林兄弟会采取了一系列自我修正措施,谋求通过融入体制内实现最终改变体制的目标。今天的穆斯林兄弟会已经成为埃及政坛的改良派。尽管拥有广泛阶级基础的穆斯林兄弟会在2011年埃及政治变局中未能发挥与其实力相称的作用,但它今后仍将在埃及政坛占据重要空间。

埃及现代化进程中的军人干政与政治稳定

埃及军人干政事件,从经济学视角看源于埃及国家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军人在政治资源的原初性分配中成为首要受益者,他们长期利用各种社会资源在政治与经济领域实现收益最大化。纳赛尔至穆巴拉克时期,埃及的文武关系经历了一党专政下的军人政权和总统制下军人与技术官僚共享政治权力这两个时期。军人威权政府曾经维护了埃及的民族独立,有力推动了埃及现代化进程,但军人干政与威权统治潜藏着巨大的制度隐患与政治风险。埃及共和国时代的政治实践表明,确立民主型文武关系是后穆巴拉克时代埃及政治民主化和政治稳定的重要前提,需要从埃及历史与现实出发,通过各方利益群体的和解,努力打破制度变迁过程中军人干政的路径依赖怪圈。

穆罕默德·阿里启动埃及政治现代化进程分析

穆罕默德·阿里统治时期政治层面发生的变化,初步体现了现代政治的某些特征,为埃及建立起现代政治结构的最初框架,明确了政治发展趋向,启动了政治现代化进程。穆罕默德·阿里的政治改革,是以维护其统治为主旨的,带有威权政治的色彩。他在统治目的、手段、效果以及政权性质等方面显现出的弊端是当时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对埃及政治发展产生影响。

宪法公投对后穆巴拉克时代埃及社会政治的影响

穆巴拉克政权的倒台开启了埃及政治重建进程。2012年岁末围绕宪法公投的政治危机乃是"一·二五"革命后,埃及社会政治力量格局演进的逻辑结果。伊斯兰主义者、世俗自由派和军方是后穆巴拉克时代左右埃及社会进程的三大力量。宪法危机的实质是未来埃及社会政治走向的大博弈,其背后是埃及宗教与世俗力量的对决以及总统与司法部门的冲突。军方在埃及政治经济事务中的利益和影响盘根错节,其在平衡宗教、世俗两派中努力保持"局势仲裁者"角色。在相当程度上,这场宪法公投危机折射出埃及乃至整个中东变局曲折复杂的演进态势及其发展前景。穆尔西访华有助于推动中埃战略合作关系迈上新台阶。

埃及公民社会伊斯兰化及政府对策

埃及公民社会的伊斯兰化发展比较迅速,这不仅体现在大量宗教公民社会①的建立,也体现在伊斯兰主义者向世俗公民社会的渗透上,穆斯林兄弟会在公民社会的诸多代表性组织中占据主导权。然而,埃及政府试图将公民社会纳入其预设的轨道之中,加强了对公民社会的管理和控制。于是,公民社会的伊斯兰化与公民社会对政府的依赖性处于一种张力之中,进而影响了埃及公民社会的发展趋势。

政治伊斯兰激进抑或温和:埃及伊斯兰政党同爱资哈尔的斗争

在后穆巴拉克时代的埃及政治过渡进程中,由穆兄会自由与正义党和赛莱菲光明党为代表的伊斯兰政党,不得不面对爱资哈尔系统所代表的传统伊斯兰权威。爱资哈尔提倡的温和、宽容和理性的宗教思想,与所谓的政治伊斯兰明显不同。掌权的政治伊斯兰主义者利用国家权力威逼爱资哈尔长老辞职,有意削弱爱资哈尔的宗教权力,逐渐蚕食爱资哈尔的宗教话语权。面对政治伊斯兰主义者的敌意,爱资哈尔强力反击,拒绝修改有争议的1971年宪法第二条,谴责政治伊斯兰阵营发布的极端教法令。爱资哈尔成功地捍卫了无可置疑的宗教权威地位,其独立性被写入2012年宪法第四条。未来埃及的政治伊斯兰前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爱资哈尔与伊斯兰政党的竞争性互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