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定性“免疫”——论埃斯波西托的共同体观念

福柯的生命政治研究阐释了生物性的身体与政治性的权力之间的融合与渗透,生命政治研究开始了历史性的变迁,并影响了哲学的生命政治思考。继承福柯、阿甘本等人的生命政治思想与德里达的免疫思考,埃斯波西托从词源学的角度出发,重新思考“免疫”概念。埃斯波西托不仅哲学地思考免疫学,而且从免疫学科学的角度看待哲学,呼吁一种肯定性免疫共同体的建构。

新冠病毒肆虐生命政治学应如何介入——回应埃斯波西托的“免疫政治”

生命政治学可以提供看待新冠肺炎疫情的独特视角。埃斯波西托是较早地以其生命政治理论分析新冠病毒问题的学者,他的生命政治概念来自于福柯,指直接介入人的生物性生命的政治。有所创见的是,其生命政治又可以称为免疫政治,即关于个人的身体与社会的身体免受"病毒"入侵、免于外部力量侵害的政治。这种免疫政治的目的是要保护身体、保护生物性生命,这是其积极性、生产性的一面,但也会因担心"病毒"入侵而出现过度防疫问题,导致对个人身体、社会身体的自我损害,或对其他人、另外一部分人的身体的损害。免疫政治因此也可能不是保护生命的政治,反而会是致人死亡的政治,从而显示出消极性、否定性的一面。埃斯波西托尽管想尽可能客观地总结新冠病毒催生的生命政治的特征,但还是习惯性地落入到对生命政治的否定性批判中。新冠病毒催生的生命政治,更多是积极性的、生产性的,而不是消极性的、否定性的。一种生命政治学介入新冠病毒问题,要想有说服力和解释力,就不能只是把生命政治看作一个批判反思的范畴,而更应该看作一个积极建构的范畴。

从“免疫”到“移植”:罗伯托·埃斯波西托免疫共同体的转换逻辑

“移植”作为生物学和医学概念,被意大利哲学家埃斯波西托发展为一种政治哲学概念,用来解释自我与异质性他者的关系。埃斯波西托的“免疫”思想实际上先后经历了两次转向:先是由传统的暴力性免疫机制转向保护性的“移植”机制,再由保护性的“移植”机制转向共生性的“移植”机制。他认为“移植”机制是生命体内真正的“自我免疫”机制。尽管免疫机制两次转向的特点和结果不同,但它们都不再以绝对否定的方式排斥和抹杀所有异质生命体,而是同异质体融为一个共生共存、相互促进的免疫共同体。

罗伯特·埃斯波西托:免疫范式与生命政治

“免疫”是意大利哲学家埃斯波西托政治哲学思想的核心概念。埃斯波西托通过考察“免疫”和“共同体”的词源关系以及政治身体隐喻中的疾病认知转变,界定了“免疫”的内涵和特征,并在福柯生命政治保护生命的向度上,将免疫范式看作生命政治的基本运作机制,以免疫的否定辩证法和纳入式排除机制为基础展开对生命政治的分析。生命政治遵循着免疫逻辑,以否定生命(政治身体)负面因素的方式来保护生命(政治身体),但生命政治的免疫机制若过度发展,则转变为自身免疫的死亡政治。为解决这个问题,埃斯波西托通过免疫耐受“移植”他者来找寻积极生命政治的可能性。然而,埃斯波西托忽视了免疫范式保护自我与容纳他者的界限问题,这让免疫范式在解释现实政治上陷入了困境。

作为肯定性生命政治的免疫共同体范式——罗伯托·埃斯波西托与生命政治的未来

埃斯波西托的生命政治思想在承袭了福柯和阿甘本的生命政治的理论基础上,探索了让共同体得以成立和维持的机制。在埃斯波西托看来,共同体并不是建立在预先设定的共同善的理念和公意基础上,也不是基于之前的共同日常生活基础,而是建立在共同负债和亏欠的munus。不过,为了维持共同体的存在,在共同体之中必须形成将具有资格的成员和不正当的人区别开来的规范,并防止他者破坏共同体存在的免疫机制。不过在福柯和阿甘本那里,免疫机制太过消极和负面,无法为未来共同体提供正面积极的价值,而埃斯波西托强调,在共同体的免疫机制中实际上可以产生一种肯定性的生命政治,让免疫机制成为一种让共同体与他者共生的生命政治,这样,生命政治将从凌驾在生命之上的政治变成属于生命的政治,从而为未来共同体提供有效的范式。

平衡与类比——对埃斯波西托新冠肺炎疫情评论的解读

面对意大利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疫情,埃斯波西托及时定位了它在整个西方生命政治理论与实践上的位置,并强调维持国家免疫系统的正常运转对于控制疫情的重要性。但是,这与他的免疫政治学有不相融洽的地方,主要在于,他对于免疫平衡的强调与其疫情前对于政治上的自体免疫疾病的强调之间有彼此矛盾之处。这一矛盾来自作为他理论模型之隐秘结构的类比与隐喻思维,妨碍了他对生命与疾病关系的进一步思考。

生命政治:从福柯到埃斯波西托

生命政治概念是福柯首先在《必须保卫社会》的最后一讲中提出来的,与之相关的生命权力概念是建立在于"使人死或让人活"的主权权力概念的对立基础上提出来的。生命权力旨在"使人活和让人死",随着生命政治的诞生,人口统计学、优生学、卫生防疫学成为政治干预的主要领域。之后在《安全、领土和人口》中,福柯进一步提出了与生命政治相对应的安全机制,并认为这是当代自由主义政治的主要特征。在福柯之后,阿甘本和埃斯波西托都承袭了福柯的生命政治概念,并分别用赤裸生命概念和免疫体概念来重释福柯的生命政治。

启蒙话语的消解与回应:从福柯到埃斯波西托的国家观转换

启蒙以来，围绕“国家一个体”之间张力的叙述得以建构，而这一叙述在福柯那里发生了剧变，那便是将其置换成为治理术，从而使基于生物技术、围绕治理术、以安全为基本维度的生命政治国家观由此形成。福柯之后，埃斯波西托在建构其国家观时继承了生物技术的逻辑主线。然而，相较于福柯贴近政治经济学的叙述，埃斯波西托更加直接地对接霍布斯等人的共同体逻辑，即“如何面对既保护人又吃人的利维坦”。埃斯波西托以“免疫”这一生物学名词切入，诠释了生命主体如何在共同体中实现保护的命题，将生命政治的逻辑贯穿到启蒙话语中。纵观从福柯到埃斯波西托的生命政治，两者在拆解与回应启蒙话语的问题上分化明显。如果说福柯依据生物技术解构了国家的规范性词汇，那么埃斯波西托则是基于生物技术统合了对国家的解构与直接回应两个维度。在二者的国家观叙述中，启蒙话语若隐若现，成为直面的对象。

作为肯定性生命政治的免疫共同体范式——罗伯托·埃斯波西托与生命政治的未来

罗伯托·埃斯波西托的生命政治思想在承袭了福柯和阿甘本的生命政治理论的基础上,探索了让共同体得以成立和维持的机制。在埃斯波西托看来,共同体并不是建立在预先设定的共同善的理念和公意基础上,也不是建立在之前的共同的日常生活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共同负债和亏欠的munus基础上。不过,为了维持共同体的存在,在共同体之中必须形成将具有资格的成员与不正当的人区别开来的规范,并建立防止他者破坏共同体存在的免疫机制。在福柯和阿甘本那里,免疫机制太过消极和负面,无法为未来共同体提供正面积极的价值,而埃斯波西托强调,在共同体的免疫机制中实际上可以产生一种肯定性的生命政治,让免疫机制成为一种让共同体与他者共生的生命政治,这样,生命政治将从凌驾于生命之上的政治变成属于生命的政治,从而为未来共同体提供有效的范式。

生命政治免疫范式的文学书写

无论是霍布斯契约国家论以降排异的否定性生命政治,还是继福柯之后的政治哲学家们所提倡的生产性生命政治,都能在西方文学的瘟疫叙事中找到表述。更有意义的是构想异质生命共同体的文学书写,契合了埃斯波西托所论述的生命政治免疫范式的双重逻辑以及在语义分歧间存在的辩证关系。文学书写细致入微地呈现了风险与危机之下政治论述的复杂性、微妙性、开放性以及非完成的时态。基于生命政治理论的免疫逻辑和共同体概念,从文学研究的社会及历史维度探讨现代生命政治空间的矛盾、危机与未来展望,可对后疫情时代共同体新秩序的构建产生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尼采与生命政治学:对作为生命政治思想家的尼采的四种解读

20世纪的读者想知道,尼采哲学是非政治的、不关心政治的抑或是反政治的。也就是说,它是否能被民主所吸收,或者是否是反现代的、精英主义的和保守的。意大利哲学家R.埃斯波西托认为,应当将尼采哲学解读为塑造并提供了一种生命政治学的典范。本文讨论了对这一生命政治学的四种解读:作为免疫范式之一部分的生命政治学,作为死亡政治的生命政治学,作为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生命政治学,以及作为肯定性生命政治学的生命政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