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城、城—城流动人口社会保险参保率及其影响因素的比较研究——基于2014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

本文基于2014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利用二项Logistic回归模型比较分析了乡—城流动人口与城—城流动人口社会保险的参保情况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流动人口尤其是乡—城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险参保率仍然处于较低水平。从共同点来看,定居性、雇员身份、在制造业工作和收入的增加,都对乡—城和城—城流动人口参加社保有显著正向影响;在私营企业工作、个体工商户和无单位群体的参保率较低。从不同点来看,对乡—城流动人口来说,省内跨市、市内跨县流动、在外资企业工作的参保可能性最大,中部地区、东北地区的参保率最低;对城—城流动人口来说,市内跨县流动、在国有集体企业工作参保可能性最大,中部地区的参保率最低。文章建议提高社会保险的统筹层次,加强对用工规范性较差行业的监管,早日实现社会保险的全覆盖。

超大城市乡—城与城—城流动人口的居住空间差异——基于北京和上海的研究

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文章分析了以北京市和上海市为代表的超大城市乡—城、城—城流动人口的居住空间。结果显示六成以上的流动人口居住在居委会社区,大多数流动人口并没有居住在村委会社区。城—城流动人口居住在居委会社区及购买住房的比重更大;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水平、就业身份和收入水平均对两类流动人口的居住空间分布产生显著影响。研究表明,流动人口在迁移城市的居住空间与其来源地密切相关,来源地的不平等导致乡—城流动人口和城—城流动人口在迁移城市的居住空间和区位选择的不平等。

“城—城”流动人口医疗保险异地对接机制的研究

当前城—城流动人口医疗保险异地对接面临医保制度碎片化、医疗保险异地对接困难等现实性问题。本文运用湖北省2014年流入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分析了城—城流动人口医疗保险异地对接的现状及特征;并通过研究其阻碍因素与约束条件,剖析了目前城—城流动人口医保异地对接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依据现实情况并借鉴国外经验,创新性地制定出医保异地对接的具体方案与执行机制,为医疗保险异地对接改革方案提供新的选择模式。

城—城流动人口统计口径的改进与新口径下的流动特征和影响因素

城—城流动人口是影响中国人口流动格局演变和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论文基于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对城—城流动人口的统计口径进行改进,并分析了新口径下城—城流动人口的规模、社会经济特征、空间分布格局和人口城—城流动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新口径下城—城流动人口占全部流动人口的42.92%,远高于原口径的18.85%。(2)与原口径相比,新口径下城—城流动人口具有性别比高,已婚者比例高,首次流动时更年轻,流动年限更长,人力资本、社会经济地位以及定居意愿更低的特征。(3)与农村户籍相比,城镇户籍城—城流动人口的流动距离更远、流入城市等级更高,后续流动仍然高度集聚在沿海发达城市,而农村户籍流动人口继续在沿海城市间流动的同时,出现明显的向中西部回流的态势。(4)模型结果显示,年轻、教育年限长、已婚、从事商业服务业、流动时间长、家庭收入高的人口更容易城—城流动,但家属随迁和子女数量的增加会抑制人口城—城流动;首次流入城市较低的工资水平和绿化覆盖程度、较高的人均GDP和财政支出都有效地推动了人口的城—城流动。论文纠正了迄今城—城流动人口统计口径存在的一些问题以及由此造成的对城—城流动人口认识的偏差,推进了对人口城—城流动这一薄弱领域的研究。

城乡差分与内外之别——流动人口劳动强度比较研究

本文利用全国性数据,比较分析了城—城流动人口、乡—城流动人口、流入地户籍市民的劳动强度。模型分析结果表明,所有外来人口的实际工作时间都远远超过,但标准劳动时间却低于本地市民,表明"内外之别"对劳动强度的影响大于"城乡差分"。而乡—城流动人口的劳动时间最长,处于外来人、农村人的双重弱势,凸显出"城乡差分"的特点。可见,外来劳动者的劳动保护权益没有得到有效落实,亟待引起相关政府部门的关注。

社会流动、城乡背景与在职大学毕业生的城市社会适应——基于全国4城市的问卷调查

利用对全国4个城市1007名在职大学毕业生的问卷调查数据,探讨社会流动、城乡背景对在职大学毕业生社会适应的影响问题,研究发现,流动的在职大学毕业生的社会适应及其部分维度明显逊色于不流动的在职大学毕业生;流动对在职大学毕业生的社会适应及其部分维度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城乡背景在不同程度上能影响到在职大学毕业生的社会适应及其部分维度;流动到其他城市就业不利于城市大学毕业生的社会适应;重点院校的毕业生在社会适应上表现欠佳。

基于智力城镇化的特色小镇产业培育探索——以辽宁通远堡镇为例

我国城镇化正处于劣势的体力城镇化阶段,特色小镇作为新型城镇化的主力军,体力化威胁仍不可避免。为缓解特色小镇体力化困境,文章基于智力城镇化的相关理论,以辽宁通远堡镇为例,围绕特色产业展开智力化培育的探索。结合链式产业思维,以智力投入、智力主体、智力产出三大环节为基础,以智力要素创新性地打造智力链条,构建可持续的特色产业,带动城镇化转型升级,以期为辽宁省乃至全国特色小镇培育提供借鉴。

珠三角城市群流动人口留城意愿的差异——基于地方效用理论视角的分析

在城乡户籍制度不断改革与“城—城”流动人口比例不断上升的背景下,对新时期户籍政策下流动人口户籍身份差异对留城意愿影响的研究还较少。基于地方效用理论,通过统计分析和Logistic模型,利用珠三角城市群六市调查数据,可对流动人口中的城乡差异现象及对留城意愿的影响进行分析,结果如下。一是“城—城”流动人口经济与技能条件较好、家庭社会融入程度较强,满足积分落户条件的占比也更高;“乡—城”流动人口拥有耕地、宅基地的比例较高;性别、年龄特征则差别不大。二是模型1、模型2表明,经济技能、家庭社会、满足积分落户条件等因素对流动人口留城意愿产生正面效用,拥有耕地、宅基地则产生负面效用,因此,“城—城”流动人口在迁入地城市定居往往能获得更高的地方效用,也更倾向于留城。三是模型3、模型4表明,经济与社会属性分别对“乡—城”流动人口和“城—城”流动人口留城意愿总体上仍产生显著影响,作用效用方向与模型1相似,但职业、收入对“城—城”流动人口地方效用及留城意愿影响相对较小。

新忽热古城与汉受降城及唐燕然都护府治所关系辨

从文献记载的汉唐经营北疆之进程与边疆形势、防御格局、交通走向等考察,新忽热古城与汉受降城及唐初燕然都护府的治所位置均吻合。唐宋有关史书保留有汉受降城的相关信息,反映的正是汉匈和亲的历史。唐代燕然都护府从设置之初管控的就是回纥等铁勒诸部,至龙朔三年,为了管辖更加直接与有效,燕然都护府北迁漠北,至此其于漠南今新忽热古城存在了16年之久。至天宝八载设立横塞军,是为随后迁回旧址的安北都护府配设的镇军,此后古城又作为安北都护府的治城被使用了5年时间。古城几经兴废,其为我国汉唐经营漠北的历史见证,在我国疆域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制度约束、人力资本与流动人口就业分化——基于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数据的实证分析

使用2015年国家卫计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运用概率非线性Logit回归模型,分析了城—城流动人口与乡—城流动人口的就业分化状态及户籍制度对流动人口就业分化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城—城流动人口与乡—城流动人口存在明显的就业部门分割状态,在就业市场上分化成了异质性分明的两类亚群体;第二,相比城—城流动人口,乡—城流动人口在行业、所有制进入以及高质量就业机会获得三个维度都面临户籍身份歧视;第三,户籍制度约束下,乡—城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回报显著低于城—城流动人口。

家庭团聚——家庭城乡属性与家庭化迁移的比较研究

通过分析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本文就家庭城乡属性对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的影响进行了初步探讨。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存在显著的家庭城乡属性差异,具体而言:乡—城流动家庭实现完整家庭式迁移的可能性明显高于城—城流动家庭,且两者间的这种差异即便在考虑了迁移稳定性因素后仍然显著存在;分家庭结构来看,乡—城流动家庭更渴望能在迁入地实现"未婚子女加父母"这一典型核心家庭结构的团聚。这些发现表明,我国传统的家庭观念与文化思想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农村家庭的人口流动与迁移模式。

从“军城”到“治城”:北边民族交错带城镇发展的一个轨迹——以明清时期陕北榆林为例

陕北榆林是晚近成长起来的边疆城市。明初那里还只是一个小村庄,蒙古和明王朝之间的军事战争为其提供了发展契机。榆林由军事驻所到三边雄镇,进而成长为地方行政中心,并由此带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最终形成地区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在中国北边民族交错地带城镇的发展历程中具有典型意义。

寿春在东晋南朝的战略地位

寿春是东晋南朝时期汉胡政权争夺的热点区域,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和军事价值。该地位居水陆交通枢要,拥有利于防御的自然环境,水土沃衍,物产丰饶,因而备受南北作战双方的重视。隋唐以降大运河开凿使用,淝水至濡须水航道逐渐湮废,寿春所在的淮南西部地域从而少受兵家关注。

唐安西都护“两四镇不同”问题述要——碎叶镇城地望考实

安西四镇是唐朝建立在天山南道的若干军事建置,其中碎叶镇城位置的不同,构成了学术探讨上的"两四镇不同"问题。研究表明:"两四镇不同"是安西四镇之一的碎叶镇镇治在焉耆国的碎叶城与焉耆城之间来回迁移的结果,"碎叶镇城"具体位置当在今焉耆回族自治县县城之所在处。

清华简《系年》与墨子囚宋新探

清华简《系年》第21章记载了司城(立皮)削弱公室、宋悼公朝楚求援一事,据此可对学者们少有论及的墨子在宋被囚一事进行新的探讨。前422年,司城(立皮)弑昭公、囚墨子。昭公之子悼公入楚求援,楚简王派莫敖屈陽爲安定宋国,悼公复位,墨子也因此被释。而此司城(立皮)可能为春秋末期司城乐茷的后裔,但绝非孙诒让、钱穆等前辈学者一向认为的《韩非子》中的弑君篡位的司城子罕。

中国老年流动人口初诊就医行为选择及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构建序次Logistic回归模型,综合分析个体因素、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和流迁因素分别对乡—城、城—城和全部老年流动人口初诊就医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老年流动人口初诊就医行为的选择存在不同程度的健康风险,乡—城和城—城老年流动人口受年龄、自评健康、收入、就业状态、生活状况、医保参保情况、本地健康档案建立情况、迁入地区、首次流动与否和家庭化流动与否等多种因素的不同影响。对此,应进一步完善基本医疗卫生保障制度,加快推进异地报销结算进程;应加快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医疗卫生事业基础设施的建设步伐;应重点关注农业户口的老年流动人口,给予医疗上的政策倾斜;全面提升流动老年人口的基本公共卫生知识素养,让老年流动人口的初诊就医行为更加科学,进一步降低老年流动人口所面临的健康风险。以此助力《"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战略目标的实现。

流动人口市民化与推进路径测算研究——基于同质化水平测度的视角

文章以典型市民作为基准衡量流动人口与城市市民的同质化程度,进而测度流动人口的市民化水平。在测度中,文章分别从经济、社会保障、社会文化、心理和自我实现五个维度展开。研究发现,以高、低标准的典型市民为基准衡量,2014年全国流动人口市民化总体水平分别为44.50%和56.83%,且社会保障和自我实现维度的市民化水平在两种基准下都相对较低。文章比较乡-城和城-城流动人口市民化水平发现:在两种基准下,乡-城流动人口的市民化程度无论是在总体水平上还是各维度上均普遍低于城-城流动人口,尤其是在社会保障层面,这种差距主要体现在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方面。此外,通过分析流动人口市民化程度变化趋势发现,2011~2017年,流动人口市民化水平稳步提高,但社会保障层面市民化程度仍普遍偏低且提高缓慢。因此,文章认为当前推动流动人口市民化的主要政策思路应从提高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水平入手,尤其是要提高乡-城流动人口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参保率。

隋唐长安辖县乡里考新补

隋代长安城下辖大兴、长安二县,唐代为万年、长安二县。它们的郊区,据宋敏求《长安志》记载共有104乡。但其乡名、里名及其位置多已淹没无闻。武伯纶曾据唐代墓志资料补出了近70个乡的名称,并推定了大多数乡的位置。本文在武伯纶等人论文的基础上,利用新出墓志资料补出了隋代14乡、5里,唐代16乡、33村、19里。唐代的乡名基本沿用隋代之旧。唐代的乡与里分属不同的系统,之间无统辖关系。清代董曾臣所谓“唐长安有50乡”,是因版本而致误,唐长安的乡数应以宋敏求的记载为准。

The Implications of Population Decline and Fiscal Austerity on Public Nature:Insights From the Evolution of Urban Park Management System in Japan

Facing challenges of population decline and fiscal austerity,Japan has implemented a series of initiatives to promote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PPP)to ensure the sustainability of urban parks and revitalize urban spaces.These initiatives,while alleviating the government’s financial burdens on parks,have also raised concerns about the potential erosion of publicness and public interests resulted from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public assets.This paper reviews the evolution of Japan’s urban park management system after World War II—including three phases of being purely public goods,initiating marketization,and diversifying management entities.The functions of parks have continuously enriched,and the construction,management,and operational modes have shifted from government-led towards multi-stakeholder participation,along with expanded funding sources.By examining the PPP types,driving forces,implementation mechanisms and challenges in urban park management,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in different eras and social contexts,the Japanese government has kept adjusting its role to maximize public interests.This has proactively updated the implications of publicness in infrastructure like urban parks,from a post-war opposite of publicness versus privateness on ownership,to the participation of private capital for a higher efficiency,and finally to a community for a stronger regional competitiveness.The reforms of urban park management system in Japan offer significant lessons and insights for urban infrastructure management in other countries and reg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