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两栖的内涵转变与市民化战略转型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新型城镇化的首要任务。近年来,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虽然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差距依然接近18个百分点,城乡两栖人口约2.5亿人,但是城乡两栖现象的内涵已经从以往的农业转移人口“不完全城镇化”逐渐转变为“不愿脱离农村”。这一内涵转变对市民化战略提出了新的要求,市民化的主要目标应从缩小两率差距转向福祉增进和均等化,市民化的主要路径应从城市户籍改革转向城乡系统改革,重点包括加快完善农村权益流转机制、积极推进城镇权益优质均衡、稳慎推进中心城市户籍改革。

“城乡两栖”视角下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问题研究

“三权分置”改革有助于化解“城乡两栖”背景下宅基地的制度困境。在我国城镇化进程和乡村振兴过程中,城乡人口双向流动以及异地居住的“城乡两栖”现象日益明显。人口迁居带来了宅基地及其地上房屋所承载的居住功能弱化,而它们的财产功能和社会情感功能则逐渐增强。总体来看,现有部分制度抑制了宅基地的产权权能开发和资产价值挖掘,造成了闲置、低效利用与隐性流转共存的困局,需要合理推进“三权分置”改革。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受到乡村治理机制不完善、产权边界不清晰、农民宅基地权属观念模糊等因素掣肘,面临所有权主体虚置、过度“资本化”等诸多问题,阻碍了相关体制机制创新。为此,“三权分置”改革需要清晰界定“三权”边界,明确宅基地的法权属性,在保障农户资格权的基础上适度拓展宅基地使用权,推动实现宅基地的财产价值;引入市场机制多元盘活闲置宅基地,进而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

城乡两栖:返乡青年的生产生活实践及其形成基础——基于中部地区B镇的调研

以县域为基本单元推进城乡融合发展,需要协同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兼具城乡特质的“城乡两栖者”无疑成为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重要人力资源。对中部地区B镇返乡青年的调研发现,他们以城乡两栖的方式展开生产生活实践。在外经商者、毕业学生和宝妈群体都属于农村青年精英,他们的流动轨迹呈现出节点性返乡、发展性返乡特征。既存的城乡结构塑造了他们的流动发生,一方面是乡村内部的土地规模化发展、治理行政化导向和产业链向下延伸吸引他们回嵌乡土,另一方面是县城作为教育资源集中地、婚备竞赛目标地和价值体验获取地吸引他们进城定居。这种城乡两栖的实践是他们在乡村振兴战略下自发的行动,有一家多制的家庭生计模式和城乡一体的社会认同基础。从实践来看,返乡青年推动了城乡之间流动的个体与家庭的产生,有利于解决乡村振兴中村落终结的问题,也是城乡融合总体背景下人的城镇化战略的推进。

艺术青年“城乡两栖化”介入乡村振兴:特征、机理及对策建议

在国家政策推动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背景下,艺术青年是艺术介入乡村振兴人才中的中坚力量。本文以艺术青年为研究对象,对艺术青年“城乡两栖化”介入乡村振兴的流动现象进行理论阐释,勾勒艺术青年“城乡两栖化”介入乡村振兴的主要特征,归纳艺术青年“城乡两栖化”介入乡村振兴的内在机理,为探讨艺术介入乡村振兴提供新的理论视角。此外,本文探索性地提出通过进阶式艺术青年驻村计划促进艺术青年“城乡两栖化”介入乡村振兴,为进一步探索乡村如何引进艺术青年人才,优化艺术人才配置与培育本土化艺术人才提出对策建议。

机遇与挑战:农民家庭县域城乡两栖生活探赜

农民家庭县域城乡两栖生活是一种颇具中国特色的现象。县域城乡两栖生活增加了农民家庭的财富积累、促进了教育公平,有利于代际关系和谐;但也使农民家庭面临经济压力增加、老年人“受虐”、个体归属感缺失等问题。注重提升县域吸纳能力、促进土地流转、推动教育事业建设、完善养老建设,将有力化解农民家庭县域城乡两栖生活面临的困境,走出一条农民有序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脱域·流动·在场——“城乡两栖”家庭的媒介化回嵌与乡土情感链接

随着后乡土社会的发展,许多农村家庭正从单一的村落生活迈向“城乡两栖”生活,为研究流动的“两栖”家庭与乡村共同体间的链接关系,基于对西部X村的参与式观察,研究发现,以微信为主的社交媒介为“城乡两栖”家庭提供了媒介化交往的可供性,一方面让“两栖”家庭由身体持续在场到“去身体”的远程在场,使村落形成媒介化新图景——“脱域的共同体”;另一方面,“两栖”家庭通过媒介链接的社会关系又回嵌现实的乡土社会中,即流动的线上空间并未脱离乡土文化与共同体结构,反而在稳固的“熟人社会”逻辑作用下相互碰撞,进一步加深了“两栖”家庭认同感与乡土情感。

中青年农民城乡两栖的基本表征、形成机制与实践影响——基于河南省X村的调研

近年来,我国县域内出现了中青年农民向户籍所在地县城迁移集聚且在县城与乡村“穿梭往返”的城乡两栖式生活现象。对河南省X村的实地调研发现:城乡两栖现象具有时间节奏高频且灵活、生产方式类型多样、城乡两地居住的特征。城乡两栖之所以形成,一是源于县域城镇化成本较低、县乡资源不均衡、婚姻市场竞争激烈等,驱动中青年农民进城生活;二是源于乡村生产生计方式的多元、农村权益的保留、个体情感的驱动等,又促使进城农民经常返回乡村。城乡两栖有助于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推进城乡产业一体化,使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有了现实可能。

中国特色的县域城镇化:以城乡两栖促城乡融合

城乡两栖是中国特色的县域城镇化现象,其本质是一部分农村人口在城乡间自由流动,有利于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结合2010年和2020年《中国人口普查分县资料》研究发现:第一,2020年,全国总体县域城镇化率44.49%,低于总体城镇化率约20个百分点,近年来与总体城镇化速度接近;第二,县域城乡两栖现象主要存在就业主导、教育主导、居住主导三类,2010—2020年,新增县域城镇人口中约3/4为县域城乡两栖人口;第三,县域城镇化的推进趋势主要表现在县域城镇化率和城镇人口将稳步提升、县域城乡两栖人口将长期大规模存在、各类县的城镇化趋势和县城功能不同。为此,推进县域城镇化,要尊重县域城镇化趋势和城乡两栖特征,坚持系统推进、分类推进,完善支持县域城乡两栖的就业、服务、居住体系,扎实推进县域城乡融合和共同富裕。

城乡两栖者:小镇青年的生活方式转型——基于闽西南Y镇的田野调查

小镇青年具有鲜明的“城乡两栖者”身份特征。他们是城乡旅行者,在城乡之间循环迁移,却落脚小城镇,完成生活方式现代化。小镇青年在城乡融合发展、城乡社会形态以及一家两制的社会机制支持下,完成了“城乡两栖者”的身份塑造。具体而言,他们在城乡生活选择上,具有开放性;在劳作活动中,呈现出创业和务工双向循环的特征;在“两栖”消费实践中,推动了消费的结构化转型。以“人的城镇化”为尺度,“城乡两栖”生活体验和小城镇的生活实践,是小镇青年通往现代生活的重要路径。

第三条城镇化之路:“城乡两栖”

现有有关农村流动人口的城镇化、市民化以及回乡等方面研究,基本上囿于非城镇化即回乡这样的二元对立视角。事实上,在过去40多年,城乡关系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从过去的城乡二元分割到乡城单向流动,又从乡城单向流动到回乡,目前则出现一种新的城乡关系即“非城非乡”或者说“又城又乡”。这里将这种新关系概括为“城乡两栖”,它具体表现在城乡两栖者的生活、就业、交往和文化观念上,亦正契合国家乡村振兴发展战略关于“城乡融合”和“产业融合”之理念。调研表明,城乡两栖者担有融合城乡、振兴乡村的重要角色。因此,国家在乡村振兴政策措施乃至体制机制上应将城乡两栖者作为聚焦对象,以缓解目前乡村振兴面临的缺人、缺资本、缺技术、缺市场等问题。

人口城乡两栖状态下农村经济的振兴之路

农村经济振兴关键在于推动农村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优化,其中人才、资金和技术等要素市场的健全发展是基本手段。目前,在城镇化背景下,农村人口大量流向城市,年轻人或在城市购房定居,或常年在城市务工,使得农村人口城乡两栖成为常态。人口城乡两栖状态造成农村劳动力、人才、资金和技术等要素流失,并制约了农村消费需求的增加,对农村经济振兴构成冲击。对此,我国在乡村振兴战略推进中应当充分重视,并采取对策予以化解。

城乡两栖: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家庭发展的策略性实践——基于“两栖”老人现象的讨论

在快速城镇化背景下,进城以及实现社会流动成为农民家庭的发展目标,如何应对家庭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种种压力已成为当前多数农民家庭所面临的问题。研究发现,作为一种代际支持模式,中西部普通农业型村庄普遍存在的“两栖”老人现象是家庭为应对发展压力而作出的策略性选择,其以家庭目标转型为前提,以代际分工为基础,通过城乡流动缓解家庭内在压力。城乡融合是隐含于“两栖”老人中的新型城乡关系,其以“城乡两栖”作为表现形式,构筑起促进农民家庭发展的城乡保护体系,城乡融合已成为理解新时期农民家庭发展实践不容忽视的总体性背景。在此前提下,国家应当进一步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充分释放城镇与农村在农民家庭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保障性功能。

城乡两栖农民思想动态及其对农村发展的影响

由于改革开放的深入,户籍藩篱日渐松动,加之农业生产力不断提高,农村出现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为获得更好的收入和生活条件,大量农村人口开始向城市转移,出现在城市和乡村流动居住的"城乡两栖农民",其思想动态呈现出与传统农民不同的特征,对农村的发展产生着积极和消极的双重影响,需善加引导,促进农村和城市的互动共进。

城乡两栖老人社会保障权益面临的难题及其破解

在市场经济体制、城市化和交通便捷化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城乡两栖老人大量出现,成为当今社会一个普遍注目的群体。城乡两栖老人经常往返城市、乡村两地,人户经常分离,对其进行管理不便,给起社会保障权益的维护带来很大难题。应当全面考量多种制约因素,结合城乡两栖老人的实际情况与需求,科学划定社会保障责权、不断完善管理制度,注重法律治理、人文关怀,努力充分保障城乡两栖老人的合法权益,提高社保机制的社会认同感、支持度,有力推动城乡协调发展。

人口城乡两栖状态下农村经济的振兴之路

人口城乡两栖,主要是指进城农民工的两栖,是当前我国重要的人口存在状态。随着城乡差距的缩小,户籍藩篱的逐步打破以及农村土地和宅基地产权改革的推进,也出现了下乡城里人的两栖状态,即某些城里人经常进入乡村创业或提供技术等服务,在城乡两地流动居住。人口城乡两栖对农村经济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应加强制度保障、政策支持,从而推动农村经济的振兴。

城乡两栖人口两地之间的权责交叉及其法律调整研究

在农民进城务工甚至定居成为常态的背景下,我国城乡两栖人口数量快速增加。在人口的城乡两栖状态下,居民一般在城市定居、工作和生活,但户口却在农村,在农村有耕地、宅基地以及其他权益。人口城乡两栖是我国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必然产物,将两栖状态下居民在农村的权利和义务纳入法制轨道,既可以充分保障其合法权益,顺应我国城乡一体化发展趋势,也可通过依法督促其履行相应职责,保障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为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我国应立足城乡两栖常态下城镇居民的城乡权责状态,分析其法律调整中存在的问题,探索合理的法律调整机制。

“城乡两栖”型地区乡村振兴路径探究——以昌吉市为例

在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过程中,城乡二元对立下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愈加显著。2021年是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过渡的第一年,为了实现过渡软着陆,昌吉市应该积极架构起"城乡两栖"型乡村振兴战略,通过"城乡两栖"型乡村振兴战略,寻找昌吉市城乡融合发展的新路径,从根本上缩小城乡之间的差异,着力解决城乡之间社会资源分配不公的问题,寻找更加符合昌吉市发展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漩涡式流动:新型城乡两栖群体的日常生活实践过程与机制

新流动范式背景下,超越诸多边界的流动性活动不断涌现,“城乡两栖”式的人口流动尤为凸显。基于此,文章以新型城乡两栖群体为研究对象,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尝试从流动性视角来探讨该群体的日常生活实践过程与机制。研究发现:①新型城乡两栖群体正在经历城市与乡村、流动与居住、生计与生活、内我与外我、扎根与离开的矛盾,同时分别采取了伺机而动的选择、消费的另类生产、避让但不逃离、印象管理与营建、永远在路上的战术。其中前四个战术是德塞图的日常生活实践理论的核心观点,“永远在路上”是基于新型城乡两栖群体的特殊性而进行的理论创新。②新型城乡两栖群体在五个维度的矛盾共同构成了“漩涡式流动”的过程,该漩涡不仅是物质和关系层面的,也是意义层面的漩涡。③流动性视角下新型城乡两栖群体的日常生活实践是城乡两栖与城乡复杂性、动态性关联过程中建构的,外部结构性动力、主体内驱力和群体性力量共同构成了“漩涡式流动”的机制。本研究通过提出“漩涡式流动”的机制来打开新型城乡两栖群体流动的黑箱,丰富了日常生活实践理论,有利于重新审视和反思城乡关系,为构建跨地方的城乡治理体系提供基础性的参考。

教师“城乡两栖”的政策化:撬动城乡融合发展的政策杠杆

区域师资均衡配置政策制度缓解了县域内优质师资向城镇过度聚集的趋势,却也引发个体需求与地理空间的失配。流动教师作为能动的主体,策略性地介入了区域师资均衡配置制度,以“城乡两栖”的自发秩序突破政策建构秩序对地理空间的规限。鉴于教师“城乡两栖”撬动城乡融合发展的战略价值,可以将教师“城乡两栖”纳入国家政策体系,使其从个体形为决策上升为系统杠杆。发挥好城乡融合发展的政策杠杆效应,需要构建教师主动流动、政府政策支持和市场机制引导的多方协同的资源配置模式,打通资源要素城乡环流的全链条。

城乡两栖视角落户意愿研究

城乡两栖是与不完全城镇化相伴随的现象,针对当前城市落户意愿与落户条件的结构性矛盾,在构建包含两栖能力、两栖成本的落户意愿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利用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和多分类Logit模型进行检验,研究发现:两栖能力方面,以是否拥有承包地和宅基地衡量的农村生活能力越强落户意愿越低,以受教育水平和住房稳定性衡量的城市生活能力越强落户意愿越高;以迁移范围和公共服务水平衡量的两栖成本越高,落户意愿越高;当两栖能力都强时,落户意愿主要取决于两栖成本,主要表现为市域和县域两栖人口落户意愿较低;年龄与落户意愿表现出显著的波形“~”关系,城市行政级别越高落户意愿越高。未来推进市民化,要积极建立完善农村权益交易市场实现“带资迁移”,全面提高保障性住房供给水平和覆盖面,加快推进户籍制度回归人口登记管理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