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妇女教育地位：城乡差距大于性别差距——以浙江农村妇女为例

“农村妇女”一词具有两层含义：一是指相对于城镇的农村，即地域概念，一是指相对于男子的妇女，即性别概念。在中国，由于城乡二元格局的存在及其作为这一存在的结果，相对于城镇，农村至今仍属于欠发达地区；由于社会和家庭资源配置存在着“男多女少”的性别差异。相对于男子，妇女至今仍属于弱势和地位低的性别群体。

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与空间效应

数字经济正在逐步成为重塑中国城乡发展格局的关键力量。文章选取2011—2022年中国30个省份的样本数据,在克服内生性问题的基础上,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但这种缩减效应会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异质性检验表明,较之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对西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更大。作用机制检验表明,城镇化建设和产业结构升级是数字经济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两条重要机制。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能够对邻近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产生积极影响。由此,研究提出固本强基、因势利导、融合创新、辐射发展的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农村减贫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中国279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分析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抓手。数字普惠金融大幅降低了金融服务成本,提高了服务效率,对农村地区借贷、消费及农产品贸易等产生了巨大影响。本文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并采用中国2013—2019年279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能够显著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从城镇化和产业结构两个角度,分析农村地区“离土不离乡”式非农就业在数字普惠金融增收效应中的作用机制。

新时代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与迈向共同富裕

城乡收入差距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治国理政的必然选择,根本路径是在遵循客观规律的基础上,通过治国理政过程来抬高差距的底部和削平差距的顶部。抬高差距底部是减少或者消除绝对贫困,主要是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消除农村绝对贫困;既抬高差距底部又削平差距顶部,就是减缓两极分化,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我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与脱贫攻坚、迈向共同富裕是正相关的。实证研究表明,与国家实施精准扶贫战略(2012—2020年)一致,城乡绝对收入差距的底部呈逐步抬升趋势,意味着我国逐步摆脱绝对贫困;预测研究表明,在新时代新征程,城乡相对收入差距将呈现底部与顶部逐步收窄的态势,缩小城乡相对收入差距是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

土地流转、数字普惠金融和城乡收入差距

在土地大规模流转和城乡收入差距居高不下的双重背景下,农村土地流转能否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以及数字普惠金融在农村土地流转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中发挥的作用都是亟待深入研究的问题,但是现有研究较少涉及。基于我国2011—2021年30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采用门槛回归模型,分析土地流转对城乡收入差距的非线性影响,以及数字普惠金融在其中的作用机理。结果表明:在数字普惠金融的门槛作用下土地流转能够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在以数字普惠金融为门槛的不同门槛区间,随着土地流转程度的提高城乡收入差距均显著缩小,与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低于门槛值时相比,当数字普惠金融指数高于门槛值时土地流转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减小作用有所加强。基于此,在促进土地流转、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的同时,建议加强数字普惠金融的城乡发展、提高普通农户的农业生产效率,让数字普惠金融的普惠性落实到农村的建设和发展,为助力土地流转和缩小城乡差距发挥作用。

产业转型升级、城乡收入差距与居民消费

居民消费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关键环节和重要引擎,产业转型升级优化了消费供给。本文实证分析了产业转型升级对居民消费的直接影响,以及通过城乡收入差距所产生的间接影响。研究发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期间,产业转型升级显著促进居民消费;城乡收入差距在产业转型升级和居民消费间的中介效应显著,产业转型升级会通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间接促进居民消费;产业转型升级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以及城乡收入差距的中介效应均存在区域异质性,西部地区的直接影响和中介影响均强于中部和东部地区。因此,应该通过供给侧为居民提供丰富、高质量的商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通过产业转型升级带动就业,提高劳动力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同时积极防范部分地区在实施产业转型升级政策时出现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等问题。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与城乡收入差距

在空间均衡视角下,建立理论模型分析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通过实证分析进行政策评估的结果表明:增减挂钩政策能够提高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但是对城市居民人均收入提高幅度更多,从而加大城乡收入差距。如果配套实施农村生产率提升的增减挂钩政策,在提高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同时,这种综合性改革能够促使农村人均收入提高幅度更大,进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随后,基于2000—2016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逐期双重差分法与合成控制法分别评估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与配套实施农村生产率提升的增减挂钩政策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实证结果发现:自2006年实施增减挂钩政策后,增减挂钩试点省份的城乡收入差距均值提升0.125,达到2.820;自2008年实施配套农村生产率提升的增减挂钩政策后,重庆市的城乡收入差距均值下降0.261,达到3.043。基于此,在城乡融合背景下,我们应建立健全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制度。

空气质量改善能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吗?——兼论绿色发展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

厘清空气质量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影响作用,有助于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绿色发展与共同富裕目标的协同推进。从医疗和防御性支出、规避行为以及劳动生产率等视角阐释了空气质量影响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理论机制,并使用2005—2020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对其影响作用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空气质量改善会显著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这一结论在使用逆温天数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处理,以及更换空气污染物指标、考虑空间自相关等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该作用通过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倾向差距以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两条渠道产生;此外,空气质量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影响作用还存在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推动绿色发展改善空气质量,能够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从而助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工业机器人应用会加剧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吗?

基于IFR数据库中国工业机器人数据,在科学测度2007—2019年中国31个省级区域工业机器人渗透度及城乡收入差距的基础上,细致刻画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工业机器人应用显著加剧了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因而有效处理机器人应用的收入分配效应能为高质量增长和共同富裕战略的协同共进提供重要支撑;工业机器人应用会通过提升就业技术结构高级化水平和资本利润率两个渠道,加剧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且工业机器人应用在高劳动收入份额区域内引致的城乡收入差距效应较为显著;工业机器人应用有利于激发产业结构服务化及合理化的演进动力,并对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具有催化剂作用。为此,中国政府应及时和准确地预判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中国目前及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动态影响,并在享受人工智能时代红利的同时,平抑其对城乡收入差距造成的负面冲击。

区域经济合作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来自RCEP成员国的经验证据

深化国际区域经济合作是实现以共享为目的的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基于2002—2022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与RCEP成员国的面板数据,分析经济合作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总体上看,中国同RCEP国家间的经济合作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在进行多种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仍然显著。机制分析显示,经济合作会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进步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异质性检验的结果表明,在中西部地区,经济合作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为了更好地发挥区域经济合作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作用,应实施差异化的区域发展政策,加强在不同时间节点上的政策引导,同时优化产业结构与技术进步的利益分配机制,从而促进社会公平与和谐发展。

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与机制

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有助于农村劳动力就业、扩大农民收入来源。促进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是缩减城乡收入差距、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基于1997—2021年我国30个省份(未含香港地区、澳门地区、台湾地区、西藏地区)数据,使用合成控制法、双重差分模型和三重差分模型分析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有助于缩减城乡收入差距,且这种缩减作用在北京、上海最强,在江苏、天津、浙江次之,在广东最弱;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对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减作用均显著,但在中部地区最强,在东部和西部地区较弱;绿色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减作用在绿色发展水平较高、区域协调发展水平较高的省份更强;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能够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包括产业结构高级化、产业结构合理化)缩减城乡收入差距。为进一步发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减作用,应持续加强服务创新,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发挥区域比较优势,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引导绿色消费和生产,提升绿色发展水平;推动现代服务业和新兴产业发展,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数字普惠金融、横向税收竞争与城乡收入差距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基于2011—2020年中国内地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面板Tobit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揭示数字普惠金融和横向税收竞争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多重影响。研究发现:样本考察期内,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整体呈“逐年下降”的时序特征,中西部城乡收入差距自“高—中高水平”向“中低—低水平”的格局演变,四种分项收入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各异;基准回归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和合理的横向税收竞争均显著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调节效应显示,横向税收竞争在数字普惠金融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中具有逆向调节作用。基于此,提出引导数字普惠金融向农村下沉、倡导合理税收竞争、破除城乡市场壁垒、完善公共服务普惠共享机制等政策建议。

农业保险、城镇化与共同富裕——基于城乡收入差距视角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任务,农业保险作为脱贫攻坚的重要金融工具,应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发挥作用,进而促进共同富裕。基于2010—2021年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包含港澳台地区、西藏自治区)的面板数据,结合中介效应模型,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系统诠释农业保险助推城镇化,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农业保险具有技术进步效应,可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劳动力城镇化转移;农业保险具有增收效应,可进一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城镇化是农业保险促进共同富裕的有效中介;农业保险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和城镇化水平异质性,中东部地区与低城镇化水平地区正向效用更显著。

数字经济、产业升级与城乡差距——基于浙江省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中介效应模型检验

在当前社会主要矛盾中,最大的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浙江省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过程中,城乡差距问题依然是困扰共同富裕的突出问题。而数字经济因其包容性、普惠性和共享性的特点,与共同富裕内涵高度契合,故成为实现共同富裕的强大驱动力。本文通过建立数字经济、产业升级与城乡差距的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可以有效提升产业升级、降低城乡差距,且在产业升级的作用下,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降低城乡差距、促进共同富裕效果显著。基于此,浙江省应借助数字经济发展优势,从供给侧促进生产结构高级化,从需求侧促进消费结构升级;实施数字经济错位发展策略,更有效助推产业结构合理化;通过数字经济发展赋能技术创新、产业创新、要素创新,从而促进产业效率提升。多措并举,以数字经济带动产业升级,从而缩小城乡差距,助推共同富裕与赋能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农业新质生产力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通过采用2013-2022年中国30个省级行政单位的面板数据,基于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农业新质生产力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验证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业市场化水平在影响过程中的中介机制和调节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能够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通过区域异质性检验,发现农业新质生产力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效果在西部地区最为明显。通过中介机制检验,发现农业新质生产力能够通过农业劳动生产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中介效应显著;由调节机制分析发现,农业市场化对农业新质生产力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正向调节作用。根据研究结果,提出加大对农业科技研发的投入力度,推动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型升级,持续加强农业科技人才培养与引进机制建设,强化政策引导和扶持等着力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注重因地制宜,充分发挥农业新质生产力所带来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长效应;加强农业市场化发展,推动农业市场化水平的提升,进一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发展能否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基于287个地级市的实证研究

基于2010年—2019年全国287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构建门槛效应、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模型,探讨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一、数字经济发展抑制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但存在门槛效应;二、数字经济通过打破城乡数字鸿沟以及带动地区创新创业来缩小城乡间的收入差距;三、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因此,一方面应当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加快产业数字化转型;另一方面也要缩小城乡数字鸿沟,鼓励地区创新创业,并以科学技术为核心,因地制宜实行差异化发展,以期更好地发挥数字经济发展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

增值税分成改革如何影响共同富裕?——基于城乡收入差距视角

基于2010-2021年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借助2016年央地增值税分享比例调整这一事件构建强度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增值税分成改革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果与作用机制。结果发现:增值税分成改革显著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但这一效应存在一定的政策滞后性;异质性分析发现,增值税分成改革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促进作用在西部、东北部以及改革前城乡收入差距较高的地区显著,在东部、中部以及改革前城乡收入差距较小的地区不显著;机制分析发现,增值税分成改革通过促进地方政府采取工业偏向型发展战略、城市偏向型支出策略,进而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研究结论廓清了增值税分成改革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理论逻辑,并提供经验证据,同时为建立健全适应共同富裕发展的央地财政分配关系提供有益启示。

数字普惠金融共同富裕效应:基于城乡收入差距视角

现阶段,数字普惠金融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成为新时代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推力。基于2013—2021年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探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总效应、结构效应和空间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总体上能够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在此基础上,数字普惠金融不同结构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也不同,其中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的影响存在差异;小额信贷、小额理财、小额投资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小额保险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更进一步,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强烈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能够对邻近地区城乡收入差距产生积极影响。

数字经济、区域创新与城乡收入差距

科技创新是助力高质量发展推进共同富裕的核心驱动力,也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利用双重固定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分析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经济的直接效应和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且对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影响较大,主要是扩大了工资性和财产性收入差距,缩小了经营性收入差距。创新的技能溢价效应和劳动力筛选效应是重要传导机制。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通过促进研发人员流动导致工资性和财产性收入差距扩大,通过抑制研发资本流向周边导致经营性收入差距缩小。研究结论为地方从技术创新管理的角度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指明了方向。

数字经济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分析

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有助于消除城乡间信息壁垒,促进建设现代化乡村与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从2011—2020这十年间的中国除港澳台以外的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入手,采用面板数据个体时间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探究数字经济对于城乡间共同富裕的影响,并将对外开放水平、城镇化和市场化作为中介变量,探究中介变量对于数字经济影响城乡间共同富裕的作用。得出结论如下:数字经济的发展对于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呈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趋势。按照东部、西部、中部和东北地区的划分,东部已经到达倒“U”型趋势的右侧,数字经济的发展开始促进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3个变量对于数字经济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均具有中介效应,但中介效应都不过半,整体上数字经济影响城乡收入差距中还是直接效应占据主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