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市域城乡收入差距时空演化及影响因素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实现共同富裕和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基于2012—2021年366个市域研究单元城乡收入比的数据,综合运用核密度估计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等研究方法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时空演化特征进行探析,再借助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探究各影响因素对中国不同地区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程度的空间分异特征。结果表明:(1)2012—2021年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呈现出逐渐缩小的态势,同时各市域间城乡收入差距的相对差异也在不断缩小。(2)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低值区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地区以及黑龙江省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少数城市,高值区主要分布在云贵山区、西藏自治区和黄河中上游的部分城市。从全局趋势来看,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呈现出西高东低、南高北低、中间高两边低的空间分布格局。(3)市域尺度下,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呈现出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城乡收入差距大的市域和城乡收入差距小的市域均趋于集聚。(4)影响因素存在区域异质性,各地区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统筹城乡发展的过程中要实施因地制宜的政策。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其机制

以2011—2021年全国284个地级市为样本,使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及其三个分维度指数衡量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构建泰尔指数衡量城乡收入差距,从宏观视角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这一缩小效应在中西部地区明显较强。在此基础上,使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及其三个分维度指数匹配CFPS2012—2020五期数据集,从农村家庭这一微观社会单元入手,揭示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缓解农村家庭正规信贷约束、改善农村家庭生产经营、提高农村家庭收入水平等微观机制赋能农村居民增收从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收敛:平台构建与协同机制——基于山东16个地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数字普惠金融在信息技术的加持下,在收敛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上发挥着重要作用。《2023年数字乡村发展工作要点》的提出为新时代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提供了更加明确的指导和支持。本文基于2017—2021年山东16个地市的面板数据,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及其评估指标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收敛效应。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及三个评估指标均能显著收敛城乡收入差距,但覆盖广度及数字化程度在收敛城乡收入差距上较使用深度小,说明对农村居民来讲,使用便利化不足,且金融交易成本有待降低。据此,本文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以供参考。

城乡收入差距的空间相关性及溢出效应分析——以甘肃省为例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应有之义。本研究采用莫兰指数和空间杜宾模型等方法,探析了2009-2021年甘肃省城乡收入差距时空变化特征和驱动因素。研究表明,2009年至2021年甘肃省各市州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正的空间相关性,在空间上呈现较强的集聚现象,存在一定的空间差异性。由空间杜宾固定效应模型及空间溢出效应结果可知,经济、城镇化、交通、环境等都是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因此,今后甘肃省在制定发展政策上需要建立多方面的政策配套体系,打破城乡藩篱,因地制宜地进一步支持农业和农村的发展,促进农民增产增收。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分析

选取2016—2022年31个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检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二者之间存在“U”形非线性关系,且现阶段我国的发展情况尚未到达拐点;城镇化水平作为调节变量系数为负,表明其可以降低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消极作用。最后基于研究结果,提出了发展数字农业、助力农村居民向高水平生产力发展的建议。

重庆市粮食生产与人口分布、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研究

以重庆市29个区(县)为研究对象,采用地理集中度理论,构建CGP和CGI一致性指数,对粮食生产与人口分布、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2005—2020年重庆市粮食生产与人口分布整体协同发展迈入高水平阶段,两者协同发展水平呈“U”形发展趋势;2005—2020年粮食生产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协同发展维持在中等水平,城乡发展差距未发生明显变化;从空间格局上看,2005—2020年粮食生产与人口分布集中化明显加剧,粮食生产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空间分化严重,靠近主城的区(县)CGI指数波动较大,渝东南、渝东北区(县)CGI指数保持稳定。农业、人口和经济发展的差异是在长期发展过程中累积的,人才、政策、资金和交通等要素多管齐下,才能有效地促进地区经济稳步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对重庆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基于2016-2021年重庆市38个区、县的面板数据,分别使用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以及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三个分类指数与城乡收入差距的泰尔指数,构建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重庆市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的影响情况。研究结果表明:重庆市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处于“U”型拐点之前,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可以使城乡收入差距缩小;重庆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水平的提高,可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数字普惠金融依托数字技术开展线上金融服务提高了普惠金融的覆盖范围,使落后地区的居民也能享受到多样的普惠金融服务,有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但数字普惠金融的数字化程度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部分区县数字普惠金融的数字化程度处于“U”型拐点之后,数字化程度提高了金融门槛,阻碍了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的发展,不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

数字普惠金融能收敛城乡收入差距吗?——以安徽省为例

数字普惠金融有望打破金融业“二八定律”,为农村居民提供更多的金融机会和服务。基于2013-2020年安徽省16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探究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是否能收敛城乡收入差距,并利用DEA方法就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效果进行效率评价。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有效收敛城乡收入差距;地区教育投资力度提升对收敛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消极作用;地区城镇化率程度与政府支出比重增加能有效收敛城乡收入差距;高、低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均能收敛城乡收入差距,且高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的收敛作用更强。因此,应大力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借助其普惠性与便利性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带来全体居民福利水平的提升。

城乡收入差距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基于全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目的】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与推动农业绿色发展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应有之义,为探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对农业绿色发展的影响。【方法】本文通过SBM-GML模型对2011—2019年30个省份的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度,而后计算了相应年份的城乡收入差距,构建固定效应模型论证了城乡收入差距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1)在控制年份和省份固定效应并引入控制变量的过程中,核心解释变量Prop的系数符号分别在1%、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拟合优度从0.243提升到0.424。2)在验证区域异质性的过程中,加入控制变量前后的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符号始终在1%、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但对粮食主产地区的系数(2.667)要大于非粮食主产地区(2.355)。【结论】1)城乡收入差距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负相关关系,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将抑制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2)无论对粮食主产地还是非粮食主产地而言,城乡收入差距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不变,但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对粮食主产地区的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作用更强。

对外贸易、FDI、产业结构、全要素生产率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动态关系研究——基于非参数Malmquist指数

采用非参数Malmquist指数估算我国1990-2008年29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并分析了对外贸易、FDI、产业结构、全要素生产率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动态关系。研究发现：1991~2008年我国平均全要素生产率的累积变动率略有下降,其中东部呈上升趋势,中西部呈下降趋势;收入差距与TFP呈U型曲线;对外贸易开放程度和产业结构是引起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因素之一;FDI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没有显著性影响。

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分析——基于泰尔指数的分解

文章利用泰尔指数,对1990～2007年间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进行了测度和分解。通过考察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整体变动情况,以及城镇内部、农村内部、城乡之间的差距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贡献率变动情况,得出城乡之间的差距是影响我国城乡总体收入差距的最主要的影响因素,期望能够为缩小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带来一些政策性的启示。

“十二五”城乡收入差距的泰尔指数研究——以贵州为例

自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贵州省的经济发展一日千里,但城乡收入差距逐渐拉大,城乡二元结构日益明显。本文主要以泰尔指数为分析工具,以《贵州省统计年鉴》数据为支撑,将贵州"十二五"时期的城乡收入差距进行量化。从农村内部、城镇内部、城乡间的泰尔指数进行分析,并引入贡献率,得出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在缩小、城镇内部在扩大、城乡间在缩小,其整体泰尔指数在缩小,贵州省城乡收入差距整体在缩小。

农业保险缓解相对贫困了吗?——基于“城乡收入差距悖论”视角

基于2012—2019年中国31个省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对农业保险缓解相对贫困的效用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农业保险较高的保费水平与较低的保障水平的共同作用下,发展农业保险可能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从而产生"城乡收入差距悖论"。其中,农业保险灾前增加保费会使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不利于缓解相对贫困;灾后提高赔付会使城乡收入差距缩小,有利于缓解相对贫困,且农业保险灾后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门槛特征。当赔付水平较低时,农业保险灾后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随着赔付水平提高,此优势逐渐消损,直至扩大城乡收入差距。随着农业保险赔付的增加,农民消费呈扩大趋势,且其消费主要表现为衣食住行等生存型消费,这是产生"城乡收入差距悖论"的原因之一。未来应采取培养精算人才科学定价保费、提升农业保险赔付水平、加大对农村的资金投入等措施,使农业保险灾前和灾后均为缓解相对贫困发挥积极作用。

国际贸易对城乡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基于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分析

国际贸易对推动中国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随之而来的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也成为中国社会的热点问题之一。文章采用2008—2020年中国208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考察了对外贸易依存度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对外贸易依存度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正相关关系,且这一结果表现出很强的稳健性。然而,由于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差异,两者之间的关系在中国不同区域有所不同。此外,通过整合实证部分得到的各种回归结果,文章还提出了针对国际贸易与收入不平等的政策建议,以供参考。

相对价格扭曲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采用空间动态面板系统矩估计和Han—Philips矩估计，计量检验了相对价格扭曲对收入差距的影响以及市场化转型背景下这一影响机制的变化．实证结果显示，相对价格扭曲是促成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相对价格扭曲不仅会直接形成城乡收入差距，而且会通过加剧城乡投资失衡以及拉大工农生产率差距等方式恶化城乡收入分配。分区域估计结果显示，随着市场化转型和经济开放，相对价格扭曲及其带来的城乡收入分配扭曲会弱化。同时，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开放使得受教育程度差距日益成为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的重要因素。

共同富裕视角下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为研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选取2007-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并使用熵值法计算生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即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在探究影响效果的分区域的异质性分析中,东、中、西三个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抑制作用明显,其中东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抑制效果较小,中部地区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抑制效果最大,西部地区的抑制效果位于二者之间,这主要是由于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起步早、城乡收入差距小、数字经济发展空间小于其他地区;中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有强大的后发优势;以及西部地区缺乏大中型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处于起步阶段,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上效果有限。

基于泰尔指数的重庆城乡收入差距分析

“十四五”时期,我国将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将是我国未来一个时期的重要发展目标。重庆作为西部唯一直辖市,集大城市、大农村于一体,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一直是重庆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主要表现之一。因此,本文利用泰尔指数,对2013-2019年重庆城乡收入差距进行了测度和分解,通过分析重庆城乡收入差距整体变化情况,各区县城镇内部收入差距、农村内部收入差距以及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对整体城乡收入差距的贡献情况等,为研究制定缩小重庆城乡收入差距的相关政策提供有益参考。

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安徽城乡收入差距问题研究

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为了解安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水平,本文以长三角一体化为背景,采用泰尔指数方法测算安徽城乡收入差距并分析原因,通过提高城镇化水平、统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优化农村居民收入结构等对策,以期为推动安徽共同富裕进程提供参考借鉴。

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以陕西省为例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本文基于陕西地级市层面数据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异质性表现。研究发现:(1)2013-2020年样本城市的数字经济发展综合指数总体上呈现波动上升态势,但不同城市之间存在明显的非均衡性;(2)控制其他因素不变,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先缩小后扩大的影响,呈现U型的非线性特征,数字经济发展初期、中期,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具有缩差效应,数字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会扩大城乡差距。政府应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对推进共同富裕的积极作用。

乡村振兴背景下县域城乡收入差距的空间异质性研究

通过整理长三角经济圈、粤港澳大湾区、中原经济圈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93个县级行政区2011—2020年的数据,运用泰尔指数及其分解对四大经济圈县域城乡收入差距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城乡收入差距解释了总体收入差距的1/2以上;除粤港澳大湾区外,三大经济圈县域的城乡收入差距呈现下降趋势;工资性收入的城乡差距最大,经营性收入的城乡差距最小。基于研究结论,从城乡统筹、农业数字化、县城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