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收入比和农民收入结构演变规律及启示——基于上海市、浙江省数据比较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背景下,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成为突出的问题。农民收入结构不合理是造成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基于2010—2020年城乡收入比和农民可支配收入数据,对比分析上海和浙江收入结构及增长贡献率,剖析浙江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经验发现:从收入结构看,上海和浙江工资性收入占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最大,而两地的收入结构在第二大收入来源上有较大差异;从收入增长贡献率看,两地的工资性收入增长量贡献率均为最大,与收入结构对应,浙江经营净收入的增长贡献率占比居第二位,而上海则是转移净收入增长贡献率居第二位;上海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绝对值高于浙江,但浙江的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率高于上海;浙江在统筹城乡发展过程中借助社会力量发展新型合作经济,拓宽农村居民财产净收入渠道的改革创新经验值得上海借鉴。最后,提出了促进上海农民增收、进而缩小城乡差距的对策建议。

基于“刘易斯拐点”的缩小城乡收入比研究

针对近年来主要出现在中国沿海地区的"民工荒"现象,一些学者认为是中国经济出现了刘易斯拐点,中国经济进入了高速工业化、突破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深层次矛盾的关键时期。但中国工业化远没有完成,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大力推进工业化和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顺利向现代部门转移,才是消除二元结构,解决"三农"问题,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根本出路。

常州市三次产业与城乡收入比的偏相关分析

产业结构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产业结构的优化是保持区域经济快速、稳定增长的重要支撑。根据常州市三次产业结构的特点和发展趋势,对三次产业比重与城乡收入比的关系,用SPSS软件进行了偏相关分析,结果显示三次产业比重与城乡收入比不具有偏相关性。

数字普惠金融、农村减贫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中国279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分析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抓手。数字普惠金融大幅降低了金融服务成本,提高了服务效率,对农村地区借贷、消费及农产品贸易等产生了巨大影响。本文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并采用中国2013—2019年279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能够显著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从城镇化和产业结构两个角度,分析农村地区“离土不离乡”式非农就业在数字普惠金融增收效应中的作用机制。

土地流转、数字普惠金融和城乡收入差距

在土地大规模流转和城乡收入差距居高不下的双重背景下,农村土地流转能否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以及数字普惠金融在农村土地流转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中发挥的作用都是亟待深入研究的问题,但是现有研究较少涉及。基于我国2011—2021年30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采用门槛回归模型,分析土地流转对城乡收入差距的非线性影响,以及数字普惠金融在其中的作用机理。结果表明:在数字普惠金融的门槛作用下土地流转能够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在以数字普惠金融为门槛的不同门槛区间,随着土地流转程度的提高城乡收入差距均显著缩小,与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低于门槛值时相比,当数字普惠金融指数高于门槛值时土地流转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减小作用有所加强。基于此,在促进土地流转、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的同时,建议加强数字普惠金融的城乡发展、提高普通农户的农业生产效率,让数字普惠金融的普惠性落实到农村的建设和发展,为助力土地流转和缩小城乡差距发挥作用。

碳交易能否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如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大挑战。基于碳交易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内在逻辑,运用中国2010-2019年208个样本城市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碳交易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碳交易能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该影响主要通过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实现;碳交易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在不同类型的城市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对碳排放强度高、城市化水平低和煤炭依赖度高的城市缩小效应更为明显。研究将碳交易与城乡收入差距纳入统一框架,提出碳交易的收入分配效应,为实现“双碳战略”与共同富裕两大目标提供证据支持和建议参考。

再分配视域下河北省人口老龄化与城乡收入不平等的关系分析

再分配作为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工具,在实现共同富裕目标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河北省作为人口大省,日益加重的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发展、城乡收入等产生了重要影响。研究发现:一方面,河北省人口老龄化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加剧了城乡收入不平等,尤其是在二线城市和大规模城市中,人口老龄化引致的城乡收入不平等效应更加明显;另一方面,经济增长作为“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的原动力,能够有效“对冲”人口老龄化对城乡收入分配不公的负面影响,而人口老龄化倒逼技术进步又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城乡收入不平等。因此,河北省不仅要做大“财富蛋糕”,更要使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经济蛋糕”,以此加速推进共同富裕进程。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城乡收入差距的时空分异及影响因素

成渝地区具有典型的“大城市+大农村”格局,城乡二元结构典型突出,探索该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时空分异及影响因素,对于有效促进该地区城乡融合与高质量发展有借鉴意义。本文基于成渝地区2010—2020年35个市(区县)域的城乡收入比数据,选用核密度估计、空间回归模型等方法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城乡收入差距的时空分异特点和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对比。结果表明:研究期内成渝地区城乡居民收入比由2.636下降至2.138,下降幅度约为18.89%;空间上表现为东西方向的“U型”和南北方向的“倒U型”分布特点;全局莫兰指数在0.484~0.618区间上下浮动,上升幅度约为13.43%,说明成渝地区各市(区县)间的经济联系愈加紧密;从集聚性及趋向看,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空间分布特点呈现为比较明显的正自相关性,局部地区也有显著的H-H和L-L聚集特点;从空间计量模型计算结果来看,平均海拔、人口密度、城镇化率、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以及最短通行时间等是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

产业转型升级、城乡收入差距与居民消费

居民消费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关键环节和重要引擎,产业转型升级优化了消费供给。本文实证分析了产业转型升级对居民消费的直接影响,以及通过城乡收入差距所产生的间接影响。研究发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期间,产业转型升级显著促进居民消费;城乡收入差距在产业转型升级和居民消费间的中介效应显著,产业转型升级会通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间接促进居民消费;产业转型升级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以及城乡收入差距的中介效应均存在区域异质性,西部地区的直接影响和中介影响均强于中部和东部地区。因此,应该通过供给侧为居民提供丰富、高质量的商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通过产业转型升级带动就业,提高劳动力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同时积极防范部分地区在实施产业转型升级政策时出现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等问题。

新时代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与迈向共同富裕

城乡收入差距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治国理政的必然选择,根本路径是在遵循客观规律的基础上,通过治国理政过程来抬高差距的底部和削平差距的顶部。抬高差距底部是减少或者消除绝对贫困,主要是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消除农村绝对贫困;既抬高差距底部又削平差距顶部,就是减缓两极分化,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我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与脱贫攻坚、迈向共同富裕是正相关的。实证研究表明,与国家实施精准扶贫战略(2012—2020年)一致,城乡绝对收入差距的底部呈逐步抬升趋势,意味着我国逐步摆脱绝对贫困;预测研究表明,在新时代新征程,城乡相对收入差距将呈现底部与顶部逐步收窄的态势,缩小城乡相对收入差距是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

产业智能化的城乡收入差距效应及减小路径研究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的推进,产业智能化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越发显著,如何应对这种挑战以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本文从产业智能化的资本偏向性和技能偏向性角度论证了产业智能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作用,并从理论上探索了减小产业智能化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路径。在实证上,本文采用D-K标准误的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现阶段产业智能化显著地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通过机制分析验证了产业智能化主要通过功能性收入分配效应和规模性收入分配效应来影响城乡收入差距;调节效应分析证明了优化产业结构和缩小城乡人力资本差距能缓解产业智能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工业机器人应用会加剧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吗?

基于IFR数据库中国工业机器人数据,在科学测度2007—2019年中国31个省级区域工业机器人渗透度及城乡收入差距的基础上,细致刻画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工业机器人应用显著加剧了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因而有效处理机器人应用的收入分配效应能为高质量增长和共同富裕战略的协同共进提供重要支撑;工业机器人应用会通过提升就业技术结构高级化水平和资本利润率两个渠道,加剧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且工业机器人应用在高劳动收入份额区域内引致的城乡收入差距效应较为显著;工业机器人应用有利于激发产业结构服务化及合理化的演进动力,并对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具有催化剂作用。为此,中国政府应及时和准确地预判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中国目前及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动态影响,并在享受人工智能时代红利的同时,平抑其对城乡收入差距造成的负面冲击。

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与机制

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有助于农村劳动力就业、扩大农民收入来源。促进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是缩减城乡收入差距、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基于1997—2021年我国30个省份(未含香港地区、澳门地区、台湾地区、西藏地区)数据,使用合成控制法、双重差分模型和三重差分模型分析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有助于缩减城乡收入差距,且这种缩减作用在北京、上海最强,在江苏、天津、浙江次之,在广东最弱;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对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减作用均显著,但在中部地区最强,在东部和西部地区较弱;绿色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减作用在绿色发展水平较高、区域协调发展水平较高的省份更强;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能够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包括产业结构高级化、产业结构合理化)缩减城乡收入差距。为进一步发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减作用,应持续加强服务创新,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发挥区域比较优势,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引导绿色消费和生产,提升绿色发展水平;推动现代服务业和新兴产业发展,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文章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测度了2004-2019年全国29个省份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通过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从流通业视角实证分析了数字经济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结果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数字经济能够通过促进流通业发展拉近城乡收入差距,且流通业发展水平越高,数字经济拉近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越强。

数字普惠金融、横向税收竞争与城乡收入差距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基于2011—2020年中国内地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面板Tobit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揭示数字普惠金融和横向税收竞争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多重影响。研究发现:样本考察期内,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整体呈“逐年下降”的时序特征,中西部城乡收入差距自“高—中高水平”向“中低—低水平”的格局演变,四种分项收入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各异;基准回归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和合理的横向税收竞争均显著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调节效应显示,横向税收竞争在数字普惠金融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中具有逆向调节作用。基于此,提出引导数字普惠金融向农村下沉、倡导合理税收竞争、破除城乡市场壁垒、完善公共服务普惠共享机制等政策建议。

非认知能力对城乡户籍人口收入的异质性影响——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的实证研究

使用2018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选取大五人格量表测量非认知能力,综合利用普通最小二乘法、条件分位数回归、无条件分位数回归以及工具变量法,实证检验了非认知能力对城乡户籍人口收入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城乡户籍人口非认知能力的收入回报率存在明显差异,相较于城市户籍人口,非认知能力对农村户籍人口收入的影响更大,另外,非认知能力对农村户籍低收入者的影响大于农村户籍高收入者。因此,应当充分发挥教育在解决相对贫困、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中的关键作用,充分发挥财政补偿职能,强化乡村教育中非认知能力的培养。具体来说,应重视农村户籍低收入者非认知能力的培养与提升;将农村学生非认知能力培养贯穿于整个乡村教育过程中;在家庭教育中加强非认知能力培养。

中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收入差距调节效应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作为社会养老保险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理应在更好解决“老有所养”的同时,发挥出进一步破解城乡二元格局、调节收入分配和缩小城乡差距的功能与效果。基于相关年份分省面板数据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对现阶段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收入差距调节效应,结合宏观和微观两个视角逐步进行了实证检验与分析探讨。研究结果表明,在全国层面上,现阶段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显著非线性关系,并且呈现出先扩大而后缩小的“倒U形”轨迹;同时,微观检验也部分地验证了这一结果。为此提出:(1)应高度重视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收入分配调节功能与差异化发展趋势;(2)应逐步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和待遇调整机制;(3)应通过高质量发展和促进农民和弱势群体收入增长来更好地发挥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消除老年贫困和收入分配调节功能。

数字经济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影响研究——兼论城镇化的门槛效应

数字经济为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带来了新机遇,而“数字鸿沟”又可能引发新的贫富差距。研究数字经济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对于认识和缩小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2011—2020年31个省域面板数据,通过构建静态、动态面板模型及门槛模型,分析数字经济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省域层面上,数字经济显著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且该影响具有单一门槛效应。在城镇化水平较低时,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不显著;当城镇化水平越过门槛值,数字经济水平显著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异质性分析发现,我国南北地区呈现出不同的效应,北方省份城乡收入差距受数字经济水平影响较小,而南方较大。

数字经济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分析

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有助于消除城乡间信息壁垒,促进建设现代化乡村与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从2011—2020这十年间的中国除港澳台以外的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入手,采用面板数据个体时间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探究数字经济对于城乡间共同富裕的影响,并将对外开放水平、城镇化和市场化作为中介变量,探究中介变量对于数字经济影响城乡间共同富裕的作用。得出结论如下:数字经济的发展对于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呈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趋势。按照东部、西部、中部和东北地区的划分,东部已经到达倒“U”型趋势的右侧,数字经济的发展开始促进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3个变量对于数字经济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均具有中介效应,但中介效应都不过半,整体上数字经济影响城乡收入差距中还是直接效应占据主导地位。

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影响的实证研究

文章基于我国2011—2021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具有防止堕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张困境的作用,但这种作用会受到地区不同的影响呈现出差别;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农村经济增长、传统金融和教育水平缩减城镇与乡村的居民收入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