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户籍制度城乡福利分配职能辨析

中国二元户籍制度的症结不在于从形式上将居民区分为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而在于户籍制度承担了额外的社会管理职能,使户口充当了城乡福利分配的工具。与现行户籍制度相联系的城乡福利差异表现在社会保障、就业、教育以及住房等各个方面。这种以户籍形式分配社会福利的作法既违背公平也损害效率。要顺利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进程,必须在政府推动下有步骤地剥离附着在户籍上的市民福利,还户籍制度本原功能。

新发展格局下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福利差异的影响

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数字普惠金融不仅能推动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优化产业结构布局,还能激发内需活力,缩小城乡居民差距。基于我国2013-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随机森林算法赋权测算城乡居民福利差异指数,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福利差异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城乡居民福利差异水平逐年减小,且存在空间溢出效应;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的提高均有助于缩小城乡居民福利差异;而数字化程度仅对本地区城乡居民福利差异有影响,对周边地区暂无辐射作用。因此,应强化政策支持,加强地区和城乡之间的资本信息流动,持续深化农村及偏远地区普惠金融服务,逐步缩小城乡居民福利差异水平,构建城乡经济社会融合发展新格局。

中国城乡福利差距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考察

鉴于致贫因素来自结构和个体两个层面,通过分析福利资源配置和人力资本异质性影响城乡福利差距的内在机理,并利用固定效应和系统广义矩估计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其静态检验发现福利资源配置有助于缩小城乡福利差距,人力资本异质性则拉大了城乡福利差距,而二者的交互作用使得城乡福利差距具有收敛趋势;动态检验发现:随着乡城人口流动,福利资源配置与人力资本的异质性对城乡福利差距的影响程度会相应提高。为此,建议:适度调整城市偏向的福利资源配置政策;完善人口乡城流动机制,提高对农村人力资本的投资;建立城市福利的空间溢出效应机制及相关的政策配套体系,促进农民工的市民化和可持续流动。

数字普惠金融调节城乡居民福利差异效率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DEA-Malmquist-Tobit模型

基于DEA-Malmquist-Tobit模型,对2011—2018年我国31个省份的数字普惠金融调节城乡居民福利差异效率展开静态和动态分析,并进一步探究影响数字普惠金融调节城乡居民福利差异效率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调节城乡居民福利差异效率较高,但是全要素生产率呈下降趋势,主要源于技术进步的制约;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财政支出水平、互联网普及率与数字普惠金融调节城乡居民福利差异效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对外贸易开放程度、传统金融发展水平与数字普惠金融调节城乡居民福利效率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在此基础上,提出加强数字普惠金融技术创新、合理配置数字普惠金融资源、政府适当加大扶持力度、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互联网普及率等建议。

普惠金融能否有效缩小城乡居民福利差异?

本文根据2008—2014年中国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运用面板门槛模型,考察了普惠金融影响城乡居民福利差异的效应。实证结果显示:普惠金融与城乡居民福利差异之间存在显著的双门槛效应,普惠金融影响城乡居民福利差异的效应呈现逐步放缓的变化特征;普惠金融整体上加大了城乡居民福利差异,只有少数地区的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福利差异的作用效果不显著。

分割与整合:城乡社会福利一元演进的制度逻辑

社会福利模式深嵌于社会结构之中,中国城乡社会福利制度体系正经历着深刻的模式转换,即由城乡福利制度分割到城乡福利制度整合的进程。本文以Y社区村居变迁为例,刻画中国城乡社会福利模式转型的样态,剖析其多重逻辑主体制度博弈的逻辑。论文以解剖麻雀的方式动态透视中国城乡福利体系及其模式变迁、演进机制,为中国城乡社会福利体系的进一步整合提供典型案例与经验借鉴。

普惠金融数字化对城乡居民福利差异影响的对比研究

基于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的数字化特征,将普惠金融发展进程分为普惠金融数字化前阶段(2005—2010年)和普惠金融数字化后阶段(2011年至今),建立两个阶段的普惠金融评价指标体系并进行测算,分别对城乡居民福利差异进行整体回归和分区域回归,结果显示:普惠金融数字化前显著地扩大城乡居民福利差异,而普惠金融数字化后则显著缩小城乡居民福利差异;普惠金融数字化后对东部地区和东北部地区的城乡居民福利差异影响更大,对中部地区缩小作用减弱,对西部不显著缩小。研究提出加速中西部地区金融机构运营的数字化改造与升级,将普惠金融数字化与扶贫相结合,强化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普惠金融数字化发展战略,丰富多层次的普惠金融产品等建议,同时警惕不发达地区因城镇化导致的城乡居民福利差异的拉大。

社会福利制度的空间分化——以城乡社会变迁为分析中心

从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历程来看,我国城市与农村之间的社会福利资源配置和供给水平存在较大的差距,处于不平衡发展状态,表现为社会福利制度的空间分化现象。从本质上说,社会福利制度也具备空间性特征,是国家权力在不同社会空间中进行资源配置的一种表征,具有空间符号表征意义。因此,对于城乡社会福利制度的研究可以与“空间”相勾连,使“空间”成为理解这一变迁的重要视角。而且,传统有关城乡社会福利制度的研究主要从宏观制度视角展开,“空间”视角在其中具有一定的理论适用性,建立空间研究范式能够开拓新的理论维度,弥补现有社会福利理论的不足。此外,空间社会学与社会福利学两个学科之间也存在着学术对话的可能性,有必要在这两个学科之间建立跨学科的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之间的“交互界面”。

构建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势在必行

构建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解决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渠道不畅的问题 ,这不仅是我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 ,同时也是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规范、有序地转移 ,加快我省城镇化建设的积极举措。本文在对云南省劳动力市场进行调研的基础上 ,通过一些实证的分析和理性的思考 ,指出了目前我省构建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是大势所趋。

从构建和谐社会看建立新型残疾人社会福利体系

新型城乡残疾人社会福利体系应该是在现代社会福利和社会平等价值理念的指导下,以城乡残疾人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基础,以医学康复社会福利为主体,以城乡残疾人就业、教育、住房、司法、环境等专项康复福利为重点,以社会康复福利为补充的有机统一体。大力推进新型城乡残疾人社会福利体系的建设,既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任务,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社会条件。

户籍福利形成根源与改革策略

中国二元户籍制度改革之因在于户籍制度承担了额外的社会管理职能,使户口充当了城乡福利差额分配的工具。以户籍形式分配的社会福利在社会保障、就业、教育及住房等各方面表现出不平等,违背公平也损害效率。改革户籍福利须在政府推动下逐步剥离附着在户籍上的市民福利,多策并举还户籍制度本原功能。

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居民福利差异--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不断缩小城乡差距关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而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对提高民众收入、缩小城乡差距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本文基于2013-201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变异系数法测算我国城乡居民福利差异指数,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福利差距的影响。实证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缩小了城乡居民福利差异,且城市化、对外开放与财政支出的促进作用也很显著。分维度看,其“覆盖广度”的收敛作用最为明显。分区域看,数字普惠金融水平的提高对收敛东、西部的城乡福利差异成效明显。在此基础上提出通过“科技赋能”、“协同驱动”、“动态管理”等手段避免农村数字化鸿沟,大力发展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等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