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的经验、启示——以“盒马村”模式为例

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高质量发展阶段,随着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数字孪生、区块链等新兴技术的广泛运用,对城乡融合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推进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要充分发挥数字经济的引领带动作用,全面挖掘数字经济破解产业空间束缚、优化要素布局、均衡基本公共服务等方面的优势,推动形成以城带乡、共建共享的数字城乡融合发展新模式。以“盒马村”数字化发展模式为例,分析其在数字时代背景下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机制,从中得出数字经济与技术能够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特别是农村地区在数字经济背景下融入城镇地区的经验启示。

要素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机理与空间分异研究

城乡要素双向自由流动有利于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和优化城乡关系,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现有关于要素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研究主要围绕传统生产要素对城乡融合发展的研究展开讨论,鲜有文献将数据这一新型生产要素纳入城乡要素流动范围并探索其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机理。基于2010—2021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在测算要素流动、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基础上,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要素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全国要素流动总指数呈现出小幅度增长的态势,位于均值之上的地区中64%是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说明城乡融合发展政策实施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第二,要素流动显著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这一结论在引入城乡之间距离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检验、采用删除4个直辖市和缩短时间窗口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之后仍然成立;第三,空间异质性分析中,劳动力、土地和数据要素始终表现出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土地要素对不同地区城乡融合发展影响程度逐渐增强、影响范围逐步扩大,技术要素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促进逐渐凸现,由华东和华南地区向东北和西南地区转移;第四,在要素流动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过程中,电商销售是要素流动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途径,农业机械化和产业结构变迁并未发挥出中介变量的作用,不同于已有的研究结果。因此,今后持续深化城乡融合发展的内涵与外延、拓展深度与广度;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运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整体推进与试点示范相统一的指导原则,推广实践中形成的典型经验。研究结论为城乡要素双向合理流动的机制建立、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的健全提供了理论和经验上的参考。

城乡融合型乡村振兴的实践探索、认识思考与对策建议

推进不同类型乡村振兴是全面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和实现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在城郊融合类村庄的基础上延伸出的“城乡融合型乡村”,具有独特的内涵、特征和功能价值。作为城乡融合型乡村的典型案例,成都市新津区在城乡要素互通、产业融合、空间重塑、农博引领、共建共治、数字赋能等方面积极探索,城乡融合引领乡村振兴取得显著成效。在此基础上必须进一步深化对城乡融合型乡村振兴的认识并进行理论概括,在实践中应注意政府的参与要适时适度,提高乡村居民的参与度,激发乡村人才和集体经济组织的内生动力,激活资源要素和破解金融困境,着力提高人口双向流动程度等。

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双生论”理论框架与关键议题

当前,乡—城流动和城—乡流动并行发生,县域成为不确定性环境和流动性背景下人们的新型居留地和城乡连续体的关键集聚区。面对以往囿于城乡二元对立的固化思维,需要从“县域”与城、与乡的纵深关联理解城乡融合式发展。通过对“乡土中国—城乡中国—县域中国”的理论演进以及中国城乡变迁中人民生产生活的已有研究加以梳理和研判,提出“县域城乡双生融合发展”的“双生论”理论框架,认为将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置于生产视角和生活视角下予以阐释,能够形成适用于县域社会构建、统筹城乡融合和归纳城乡关系新形态的指导性理论。未来的研究议题可围绕“实证研究—典型经验—治理启示”的思路纵深展开,包括探讨县域城乡生产融合、县域城乡生活融合的形成机制,挖掘县域城乡“双生”融合发展的典型模式,归纳总结中国县域城乡关系的发展规律和新形态,深化乡村振兴战略下县域城乡融合的治理启示和制度设计,以此拓展中国县域研究和中国城乡关系的本土化理论内涵。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与城乡融合发展——基于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的实证研究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对于巩固和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实现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2013—2020年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77个区县为研究对象,构建评价体系并结合熵值法衡量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明确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流程,在此基础上,考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能显著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在克服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效应仍然稳健;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对城乡各系统层面融合也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主要基于环境效应和就业效应两个方面发挥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对东部和中部板块城乡融合发展均有正向促进作用,但是西部板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

在城乡融合发展中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核心任务、突出问题与关键举措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重要举措,是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生动体现。首先,梳理中国城乡关系的走向以及“三农”工作总抓手的转变,总结归纳在城乡融合发展中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实践逻辑。其次,针对在城乡融合发展中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需要完成“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三大核心任务。再次,研究发现:中国正面临农村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生态环境短板挑战较大、城乡要素双向流动不畅、公共资源配置均等化程度不高、城乡收入失衡局面尚待扭转以及县域经济综合承载力不足等突出问题。最后,从加速农业现代化转型、加强乡村治理、打破城乡制度性约束、加大农村公共资源投入力度、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以及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等角度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赋能城乡融合——基于产业和城乡协同发展视角

数字普惠金融为破除城乡金融体系二元对立、优化城乡资源配置、助推城乡融合开辟了新路径。本文基于2011-2021年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从产业和城乡协同发展视角分析数字普惠金融赋能城乡融合的作用渠道。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有效促进了城乡融合发展。从各维度来看,覆盖广度与使用深度是促进城乡融合的关键,信贷和保险业务发挥了显著的协同效应,数字普惠金融的城乡融合效应在空间和社会维度上显著;在东部、中部地区和农村资金外流程度较轻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赋能城乡融合的作用更强;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促进生产要素在产业和城乡间流动,发挥劳动力转移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带动作用,间接赋能城乡融合。

以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赋能城乡融合发展:逻辑、堵点与进路

作为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物质技术基础,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能够在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在理论逻辑上,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通过加速传统农业转型升级、引领城乡产业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推动实现农村现代化等路径赋能城乡融合发展。针对要素双向流动受阻、乡村空间利用低效、现代农业发展困难、县域支撑不足等现实堵点,应当以破除城乡要素流动的体制障碍、推动现代化乡村空间治理体系建设、加大现代农业发展的要素投入保障、强化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县域支撑等为实践进路,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更好赋能城乡产业融合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城乡融合发展——从乡土中国向和美中国之变

党的二十大将中国独特的现代化实践总结为“中国式现代化”,提炼出五个重要特征,并将其提升至“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高度。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说到底就是推动乡土中国向城乡融合发展的现代转型。乡土文化中的“和谐共生”思想,是中华民族数千年生存智慧的体现,当代的科技革新和数字技术,也必将为中国的现代化注入生机活力。本文回顾中国城乡关系的变迁历程,以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的社区发展和基层治理为例,探讨从乡土中国向城乡融合的和美中国之变,尝试解释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传统与现代的弥合之处,总结当今中国社会及文化结构的深刻变化。

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农村养老难题破解路径

城乡融合发展已成为我国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高度关注的重要命题,而农村养老问题是制约我国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因素。长期以来,农村养老存在经济资源不足、养老服务主体缺失、农村老人精神贫困等诸多难题,农村养老供需结构性矛盾突出。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应通过增强土地养老功能,缩小城乡社会保障水平差距,鼓励发展城乡互动养老模式,依托文化和自然资源发展乡村旅居养老,数字赋能农村智慧养老等措施,积极引导城市各项资源下乡,充分利用农村闲置资源,有效解决农村养老难题。

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中跨县搬迁社区运行逻辑及反思——基于社区行动主体性视角

跨县搬迁社区秩序重建是一个涉及主体、空间、要素和制度的动态复杂过程。本研究以云南省昭通市J安置区为例,基于社区行动主体性理论视角,构建“主体-空间-要素-制度”四位一体分析框架,考察跨县搬迁社区的运行逻辑。“断根”阶段的行动目标是“断穷根”,此阶段社区行动更多指向迁出地传统行动机制延续及再生产;“融入”阶段的行动目标是“能融入”,此阶段社区行动主要包括就业生计、社区治理、社会适应、民族融合行动等。现实经验看,安置区内多元行动主体因受多种因素影响,一方面延续传统生计的行动逻辑,另一方面“融入”行动重塑也面临就业生计重塑难、社区治理重塑难、社会适应重塑难和民族融合重塑难四重困境,由此使跨县搬迁社区运行呈现“搬迁未断根”与“安置难融入”共存的实践特征。破解上述困境必须从衔接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战略出发,一方面聚焦大型搬迁安置区的现实问题,健全以属地为主、迁出地为辅的协同工作机制,完善县域公共服务,避免安置区陷入社会化“孤岛”;另一方面重塑共同体意识,健全安置区自治体系,强化搬迁群众内生动力,提前谋划过渡期结束后的社会融合议题,切实规避“扶而不退”的负面效应。

城乡融合发展的内在逻辑与路径选择:基于农民发展的思考

在城乡关系的不断演进中,我国的城乡融合发展形成了独特的内在逻辑与融合路径。“以农民发展为核心,以国家战略规划为引领,以制度优化创新为抓手,政府作用与市场力量协同推进”是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核心逻辑,其与农民中心逻辑、市场逻辑等具体逻辑,以及农民发展与市民发展协同、农民积极性创造性与农民收益协同、制度优化创新与战略规划协同、政府作用与市场力量协同等协同逻辑,共同构成一个系统化的逻辑体系。城乡融合发展具有全面性和长期性,必须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应深刻认识城乡关系的主要矛盾,全力推进以农民发展为核心的城乡融合发展;科学利用制度优化创新规律,全面推进战略规划引领的城乡融合发展;正确把握政府与市场的辩证关系,促使政府作用与市场力量协同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浙江省未来乡村建设及其推进机制

在国家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及城乡融合发展战略下,浙江省率先探索未来乡村建设路径,其本质是新时代乡村建设的重要成果。作为浙江省共同富裕现代化创建单元之一,未来乡村重点围绕人本化、生态化、数字化三大价值理念,对乡村九大场景建设营造提出具体要求,并集成共富乡村、美丽乡村、数字乡村、人文乡村、善治乡村于一体。在未来乡村建设实践层面,浙江省通过“地方探索—试点创建—建成提升—全面推广”的实施路径,省市县三级联动的申报创建评价流程体系以及各个政府部门的职责作用,逐步形成“千村引领、万村振兴、全域共富、城乡和美”的乡村建设格局,以全面推动乡村振兴、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和城乡融合发展。

农民工市民化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阐释与实证分析

将农民工市民化与城乡融合发展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在构建城乡融合发展进程评价指标体系和计算农民工城市融入工资测算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的基础上,基于2009—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农民工市民化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能够显著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分区域看,农民工市民化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促进作用在中西部地区更加明显;通过加快农业现代化、加快农村现代化、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提高新型城镇化质量等作用渠道推进农民工市民化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劳动力流动赋能城乡融合: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基于安徽省6县1002个农户的问卷调查

城乡融合在构建新型城乡关系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劳动力流动则为城乡融合目标的实现提供了新的可能。安徽省作为传统的农业大省及全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大省,城乡融合问题是制约其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基于微观调研数据,探究安徽省劳动力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并通过机制分析检验资源配置和人力资本在劳动力流动赋能城乡融合过程中的间接作用。研究发现:劳动力流动显著促进了城乡融合发展,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严谨检验后依然成立;劳动力流动可以通过优化资源配置、聚集人力资本等路径有效推动城乡融合;劳动力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促进效应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尤其在对政策相对不完善地区的城乡融合促进上,其效应更为显著。基于此,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出应统筹资源配置、促进城乡产业融合,激发人才活力、增强城乡一体意识,完善市场规则、健全按要素分配制度,深化土地改革、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增强政策导向、规范劳动力有序流动等建议。

城乡融合进程中村落共同体秩序变迁及重建的实践逻辑

城乡融合进程中村落共同体秩序变迁的多元动力机制及多样实践样态,使得村落共同体秩序重建呈现出过渡性、动态性、复合性等实践特征。本研究基于新发展社会学理论启示,构建内生力、政府力、市场力三维一体分析框架,以贵州省H市S镇L村为例,从生产生计、社会生活、文化习俗、村落治理四个维度系统阐释村落共同体秩序变迁及重建的实践逻辑。研究发现,居住空间集聚化和社会空间社区化转型过程中,伴随着生计结构、治理模式、社会关系以及文化心理等不同维度的嬗变和重塑。新发展社会学视角下的村落共同体秩序重建,是内生力、政府力和社会力等多元主体辩证互构的过程,其实践形态表现为经济共同体、生活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和治理共同体“四体同构”的动态实践;其间涉及生计方式、组织结构、治理模式及文化心理等不同维度的动态演化,势必会引发价值冲突、利益博弈甚至社会稳定风险。

共同富裕背景下被撤并乡镇驻地集镇打造城乡融合节点思路研究——以浙江省为例

被撤并乡镇原政府驻地集镇作为“由镇变村”逆向城镇化发展的特殊类型,分布量大面广,是城乡融合、差异互动的重要节点。通过对浙江省不同地区50个被撤并乡镇原政府驻地集镇发展情况的实地调查研究,发现其面临美丽城镇和美丽乡村“两不靠”的尴尬困境,未能发挥在特色产业、居住功能、文化价值、资源利用等方面的应有价值,发展严重滞后。在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战略背景下,发挥好老集镇城乡融合节点作用,加快推动转型发展,对于消除新型城镇化发展盲区、优化城乡发展格局,实现乡村振兴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

数字普惠金融、新质生产力与城乡融合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为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了金融基础,也为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新动能。文章运用中国30个省份2011—2022年的面板数据,从新质生产力视角,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促进城乡融合发展;(2)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提升新质生产力来促进城乡融合发展;(3)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促进作用受到新质生产力和自身的门槛作用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呈现边际效应递增的特征;(4)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在高经济发展水平、低传统金融发展水平和高互联网发展水平省份更明显。

在促进城乡融合中推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县域是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县域经济是把城镇经济和乡村经济贯通起来的特殊区域经济形态,发展县域经济要把城乡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县域经济具有地域性、综合性、乡村性、特色性的基本特征,新时代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内涵就是要发展特色的县域经济,形成新的增长点,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县域经济目前还存在县域产业发展动力不足、县域发展要素流动不畅、县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县域经济区域联动较难等问题和挑战。可以通过促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县域产业发展、县域消费升级等措施加快形成县域经济新的增长点,促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职业教育赋能县域城乡融合发展:逻辑理路、现实梗阻与实践路向

职业教育与县域城乡融合发展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共同逻辑基点,职业教育依托技能人才培养、科教融汇发展、公共服务供给、教化育人实践和开放合作办学等赋能县域城乡要素流动、产业融合、社会公平、文化交融与治理协同。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时代背景下,发挥职业教育在县域城乡融合发展中的赋能作用,需要聚焦当前职业教育在人才培养、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文化传播、开放合作领域的现实梗阻,以育人体系完善、科教融汇深化、资源配置优化、文化场域构建、开放格局打造为路向,推动县域城乡人才、产业、服务、文化和治理的多维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