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素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机理与空间分异研究

城乡要素双向自由流动有利于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和优化城乡关系,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现有关于要素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研究主要围绕传统生产要素对城乡融合发展的研究展开讨论,鲜有文献将数据这一新型生产要素纳入城乡要素流动范围并探索其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机理。基于2010—2021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在测算要素流动、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基础上,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要素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全国要素流动总指数呈现出小幅度增长的态势,位于均值之上的地区中64%是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说明城乡融合发展政策实施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第二,要素流动显著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这一结论在引入城乡之间距离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检验、采用删除4个直辖市和缩短时间窗口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之后仍然成立;第三,空间异质性分析中,劳动力、土地和数据要素始终表现出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土地要素对不同地区城乡融合发展影响程度逐渐增强、影响范围逐步扩大,技术要素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促进逐渐凸现,由华东和华南地区向东北和西南地区转移;第四,在要素流动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过程中,电商销售是要素流动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途径,农业机械化和产业结构变迁并未发挥出中介变量的作用,不同于已有的研究结果。因此,今后持续深化城乡融合发展的内涵与外延、拓展深度与广度;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运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整体推进与试点示范相统一的指导原则,推广实践中形成的典型经验。研究结论为城乡要素双向合理流动的机制建立、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的健全提供了理论和经验上的参考。

以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赋能城乡融合发展:逻辑、堵点与进路

作为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物质技术基础,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能够在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在理论逻辑上,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通过加速传统农业转型升级、引领城乡产业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推动实现农村现代化等路径赋能城乡融合发展。针对要素双向流动受阻、乡村空间利用低效、现代农业发展困难、县域支撑不足等现实堵点,应当以破除城乡要素流动的体制障碍、推动现代化乡村空间治理体系建设、加大现代农业发展的要素投入保障、强化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县域支撑等为实践进路,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更好赋能城乡产业融合发展。

农民工市民化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阐释与实证分析

将农民工市民化与城乡融合发展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在构建城乡融合发展进程评价指标体系和计算农民工城市融入工资测算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的基础上,基于2009—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农民工市民化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能够显著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分区域看,农民工市民化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促进作用在中西部地区更加明显;通过加快农业现代化、加快农村现代化、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提高新型城镇化质量等作用渠道推进农民工市民化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浙江省未来乡村建设及其推进机制

在国家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及城乡融合发展战略下,浙江省率先探索未来乡村建设路径,其本质是新时代乡村建设的重要成果。作为浙江省共同富裕现代化创建单元之一,未来乡村重点围绕人本化、生态化、数字化三大价值理念,对乡村九大场景建设营造提出具体要求,并集成共富乡村、美丽乡村、数字乡村、人文乡村、善治乡村于一体。在未来乡村建设实践层面,浙江省通过“地方探索—试点创建—建成提升—全面推广”的实施路径,省市县三级联动的申报创建评价流程体系以及各个政府部门的职责作用,逐步形成“千村引领、万村振兴、全域共富、城乡和美”的乡村建设格局,以全面推动乡村振兴、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和城乡融合发展。

城乡融合发展的内在逻辑与路径选择:基于农民发展的思考

在城乡关系的不断演进中,我国的城乡融合发展形成了独特的内在逻辑与融合路径。“以农民发展为核心,以国家战略规划为引领,以制度优化创新为抓手,政府作用与市场力量协同推进”是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核心逻辑,其与农民中心逻辑、市场逻辑等具体逻辑,以及农民发展与市民发展协同、农民积极性创造性与农民收益协同、制度优化创新与战略规划协同、政府作用与市场力量协同等协同逻辑,共同构成一个系统化的逻辑体系。城乡融合发展具有全面性和长期性,必须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应深刻认识城乡关系的主要矛盾,全力推进以农民发展为核心的城乡融合发展;科学利用制度优化创新规律,全面推进战略规划引领的城乡融合发展;正确把握政府与市场的辩证关系,促使政府作用与市场力量协同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农村养老难题破解路径

城乡融合发展已成为我国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高度关注的重要命题,而农村养老问题是制约我国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因素。长期以来,农村养老存在经济资源不足、养老服务主体缺失、农村老人精神贫困等诸多难题,农村养老供需结构性矛盾突出。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应通过增强土地养老功能,缩小城乡社会保障水平差距,鼓励发展城乡互动养老模式,依托文化和自然资源发展乡村旅居养老,数字赋能农村智慧养老等措施,积极引导城市各项资源下乡,充分利用农村闲置资源,有效解决农村养老难题。

数字新基建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机理及实证检验

数字新基建是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引擎,对于实现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该研究以2009—2022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基于熵权法测度指标并建立计量模型,从城乡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等多元化视角入手,立足融合型和创新型等为代表的数字新基建,实证检验了数字新基建对城乡融合发展及其各分维度的影响。进一步,探讨了数字新基建对城乡融合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①数字新基建能够显著提升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这一正向效应在东部和中部地区、非粮食主产区、低科技投入地区和低工业化水平地区更为显著。从分维度分析,数字新基建对空间融合、社会融合和生态融合起到正向的推动作用,而对人口融合和经济融合起到显著的抑制作用。②影响机制分析发现,在数字新基建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创新活跃度和产业结构升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传导作用。一方面,数字新基建能够通过降低创新成本,进一步减少信息不对称、缩短研发时间以此提升城乡融合进程;另一方面,数字新基建可以深化要素市场联动,促进生产力水平智能化进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以此推动城乡融合发展。③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新基建对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产生了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有利于推动周边区域城乡融合发展。据此提出,应加强数字新基建在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各领域的渗透程度,缩小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同时根据不同区位、科技投入水平和工业化水平等采用差异化数字新基建发展战略,提升周边地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

数字普惠金融、新质生产力与城乡融合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为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了金融基础,也为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新动能。文章运用中国30个省份2011—2022年的面板数据,从新质生产力视角,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促进城乡融合发展;(2)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提升新质生产力来促进城乡融合发展;(3)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促进作用受到新质生产力和自身的门槛作用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呈现边际效应递增的特征;(4)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在高经济发展水平、低传统金融发展水平和高互联网发展水平省份更明显。

职业教育赋能县域城乡融合发展:逻辑理路、现实梗阻与实践路向

职业教育与县域城乡融合发展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共同逻辑基点,职业教育依托技能人才培养、科教融汇发展、公共服务供给、教化育人实践和开放合作办学等赋能县域城乡要素流动、产业融合、社会公平、文化交融与治理协同。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时代背景下,发挥职业教育在县域城乡融合发展中的赋能作用,需要聚焦当前职业教育在人才培养、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文化传播、开放合作领域的现实梗阻,以育人体系完善、科教融汇深化、资源配置优化、文化场域构建、开放格局打造为路向,推动县域城乡人才、产业、服务、文化和治理的多维融合。

以数字技术提升城乡融合发展质量——基于双重机器学习模型的实证研究

提升城乡融合发展质量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命题。数字技术以高创新性、强渗透性、广覆盖性等优势特征融入城乡发展的各个环节,成为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提升城乡融合发展质量的重要引擎。文章利用地级市面板数据测算城乡融合发展质量,使用双重机器学习模型,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探讨数字技术对城乡融合发展质量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要素合理配置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基本前提,创新驱动为提升城乡融合发展质量提供核心动力,城乡产业融合是提升城乡融合发展质量的重要支撑。研究发现:数字技术能够显著提高城乡融合发展质量,且通过了多种方式的稳健性检验。机制检验表明,数字技术通过改善要素错配、提高创新能力、促进城乡产业融合提升城乡融合发展质量。此外,对城市群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京津冀城市群、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和长江中游城市群,数字技术提升城乡融合发展质量的效应更强。最后,文章从统筹城乡数字化布局、拓宽要素融合渠道和消弭城乡数字鸿沟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为数字技术提升城乡融合发展质量,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提供了经验证据和决策参考。

河南数字经济赋能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践路径

在逻辑关系上,县域现代化是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价值旨归,县域城乡融合发展则是推进县域现代化的关键举措。数字经济具有高创新性、强渗透性、广覆盖性,已成为推动县域城乡融合发展并携手迈向共同富裕的县域现代化的重要引擎。河南作为县域大省,统筹数字经济赋能城乡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生态建设、空间布局、发展时序等关键维度,实现高质量融合,将是新时代河南走好数字经济赋能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路径选择。

数字经济、生态保护与城乡融合发展的耦合协调效应——来自省域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数字经济-生态保护-城乡融合发展的耦合协调效应是检视经济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维度。基于2011-2021年中国省域面板数据,采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以及灰色关联度模型,探究三者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分异特征和驱动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三个子系统的评价指数存在一定差异,城乡融合发展最高,生态保护居中,数字经济最低;从时间上看,研究期内三大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在低水平段位呈上升状态;从空间上看,三大系统耦合协调度表现为“东部>中部>西部”,且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自相关特征,局部空间自相关类型以“高-高”和“低-低”集聚为主;作为制约三大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产业结构、人口素质、经济驱动、政府调控、科技支撑的驱动效果依次递减。因此,要制定差异化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建构跨区域协作机制,实现数字经济、生态保护与城乡融合发展的互构式发展。

新质生产力驱动城乡融合发展的机制与路径研究

发展新质生产力能够有效增强城乡经济联系,畅通城乡经济循环,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因素,探讨新质生产力对城乡融合发展的驱动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通过促进要素流动,新质生产力驱动了城乡的资源优化配置;依托科技创新:新质生产力驱动了城乡的产业融合;借助设施提升:新质生产力驱动了城乡设施的一体化发展;凭借绿色低碳的特性:新质生产力驱动了城乡绿色转型。当前,新质生产力在驱动中国城乡融合发展中尚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和制约因素,需要采取措施,强化新质生产力驱动城乡融合的科技创新、推进新质生产力驱动城乡融合的产业创新、优化新质生产力驱动城乡融合的要素配置、推进新质生产力驱动城乡融合的硬件建设。

财政分权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研究

合理的财政制度安排和财政引导对激发地方活力、推动城乡融合发展进程进而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研究基于2011—2021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利用全局主成分分析法、建立计量模型,研究财政分权对我国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及其通过基础设施水平和市场化水平对我国城乡融合发展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近年来,我国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呈上升趋势,但增速缓慢且区域间差异较大;财政分权对城乡融合发展总体来看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并且具有通过抑制基础设施水平提升、引致市场化程度降低从而对城乡融合发展产生不利影响的中介效应,这一结果通过稳健性检验;通过异质性检验发现,财政分权对城乡融合发展的负向效应主要集中在中部地区,对西部区域城乡融合发展表现为显著正向促进作用。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完善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体系、重视城乡基础设施空间布局、破解阻碍城乡融合发展的制度障碍是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举措。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集市助推城乡融合发展问题研究——基于山东阳信集的考察

中国式现代化的宗旨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其基本路径之一是推动城乡深度融合发展。位于鲁西北地区的阳信集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推动当地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基于阳信集的案例,借助社会空间视角,从过程性、关系性、要素性三方面分析集市助推城乡融合发展的过程是一种新的探索。从过程性的维度来看,集市是实现城乡空间结构重组与整合、控制与赋权的关键场域;从关系性的维度来看,集市是城乡居民进行社会互动与交往的公共生活空间;从要素性的维度来看,集市是推动劳动力、资本、信息等城乡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的交换空间。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中,集市已成为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

空间正义视域下的城乡融合发展与共同富裕

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要求需要解决目前发展中城乡发展不平衡与农村发展不充分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空间正义理论的指导下研究城乡差异及其融合路径,是理解城乡关系的基本视角。我国目前依然存在的城强乡弱格局正是空间非正义的反映,具体表现为经济上城富乡贫的空间生产非正义与资源上城优乡劣的空间配置非正义现象,其根源在于城丰乡歉的空间制度非正义,最终导致城多乡寡的空间权利非正义。基于空间连续统范式,发展农村新质生产力,促进城乡资源合理流动,完善制度安排,推进权利均等,是实现城乡融合发展与共同富裕的可能路径。

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强调“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这是我国针对城乡关系转变和现代化事业发展提出的新论断。现阶段我国城乡融合发展呈现出三个特征事实:已经取得巨大成就、面临新的时代背景以及需要回应新的课题。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提出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是对城乡关系在新条件下迈向新目标的积极回应。我国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是一个包括多维度、多领域的系统工程,现阶段尤其需要加快深化城乡户籍制度、城乡土地制度、农村生产经营制度、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绩效评价制度等方面的改革。

城乡融合发展、流通产业集聚与居民消费扩张

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城乡融合发展旨在通过加强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联系与互动,促进城乡资源优化配置与协调发展。在此过程中,居民消费得以迅速扩张。因此,本文基于2010-2021年我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在构建城乡融合发展综合指数的基础上,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城乡融合发展对居民消费扩张的影响以及流通产业集聚在其中发挥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各地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整体处于上升态势,但存在差异性;城乡融合发展对居民消费扩张表现出显著正向促进作用;流通产业集聚在城乡融合发展与居民消费扩张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研究结果可为强化城乡融合发展、促进流通产业集聚并推动居民消费扩张提供指导与方向。

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三生融合”演进及其驱动因素

生产融合—生活融合—生态融合(简称“三生融合”)是新时代大力推进城乡深度融合和实现城乡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运用改进CRITIC法、改进耦合协调度模型、剪刀差模型、莫兰指数和地理探测器模型,深入探究2012—2021年我国城乡“三生融合”的演进特征及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城乡“三生融合”总体水平和子系统水平均出现不同程度上升,但生态融合与生产融合、生活融合演化速率剪刀差不断拉大,三者极差呈现“V”型变化;(2)生态融合是制约“三生融合”系统耦合的主要因素;(3)城乡“三生融合”耦合协调度在观察期内上升速率放缓,整体陷入发展困境,而且区域异质性明显,高值区域由东中部地区向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扩展;(4)政府干预程度等显著影响城乡“三生融合”耦合协调度,各个因素对子系统存在不同的影响;(5)子系统水平和耦合协调度水平问题区域分析表明,我国城乡融合发展主要问题区域集中在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

中国劳动力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影响的异质性研究

文章通过构建中国劳动力、城市部门与农村部门的演化博弈模型,探讨劳动力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影响的内在机理,并基于2002-2020年中国31个省级面板数据,考察劳动力流动与城乡融合发展演进的特征事实,实证分析劳动力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影响的效应及其时空异质性。研究发现:城乡融合发展水平与劳动力流动水平均稳步上升,且均存在地区差异;就全国层面而言,劳动力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时间维度上,劳动力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边际影响逐渐降低;在空间维度上,劳动力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在东部地区更为显著。因此,提高劳动力的区际流动水平,着重解决劳动力要素区域错配问题,是提高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关键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