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公共图书馆为城乡贫困人口服务

关怀城乡贫困人口,构建和谐社会是我国当今社会发展的主旋律。公共图书馆是保障社会信息服务公平的机构,公共图书馆应为不同层次、不同种族、不同年龄的社会公众提供平等的服务。图书馆要与时俱进,发挥自己的信息资源、知识资源优势,为扶助、服务城乡贫困人口贡献自己的力量。

我国城乡贫困人口规模及减贫对策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出发点和最终落脚点,是提高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全面小康是惠及最大多数人的小康,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来说,如果出现较为庞大的贫困人口,这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都是潜在的威胁。我国城镇贫困人口的规模应该在6 300万左右、农村贫困人口大约为6 000万。积极扩大就业容量、完善和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有序流动以及加速城镇化进程是减少我国城乡贫困人口的主要对策。

城乡水贫困协调发展时空分异与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在对水贫困相关理论深入分析的基础上,考虑到水贫困指数(WPI)相对重视资源、设施、环境子系统的特点,分别建立城市水贫困、农村水贫困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协调发展模型测算了1997—2020年我国31个省份的城乡水贫困协调发展水平,借助ESDA模型及Tobit模型刻画其时空分异特征及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997—2020年我国城乡水贫困情况持续改善,城市改善速度要高于农村;城乡水贫困协调发展程度呈上升趋势,区域差异程度逐渐缩小,空间分异具有明显的集聚特征;城镇化水平、政府支持能力对协调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工业化程度则对协调发展产生明显的抑制作用。因此,不同类型的地区应采取差异化的策略来推动城乡水贫困协调发展。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我国城乡反贫困的特点、难点与重点

到2020年我国现行贫困标准下贫困人口将全面脱贫,但相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的新标准,相对贫困将长期存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我国将进入城市贫困和农村贫困并重的贫困分布的第二阶段,反贫困也将面临如何划定新贫困标准、促进扶贫产业可持续发展、建立完整的城市反贫困体系、将农民工贫困治理纳入我国反贫困体系四大难点。与此对应,反贫困的战略重点应集中在新贫困标准的制定、反贫困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城乡一体化反贫困体系的建立、农民工市民化配套设施的完善四个方面,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实现共同富裕。

我国城乡双重贫困的表现、原因与对策

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贫困问题不可避免。目前在我国,农村贫困和城市贫困并存。通过对城乡贫困的表现和原因的分析,提出应对对策:打破城乡二元体制,努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调整产业结构,提高发展能力;理顺收入分配关系。

医疗保险与城乡反贫困:1989-2006

文章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估计了1989-2006年医疗保险对中国城乡家庭的反贫困效应。结果发现:发生灾难性卫生支出的城乡家庭比例较高,最穷的群体其医疗费用超过收入的比例增加,医疗保险对减少收入不平等只起到微弱作用。TIP贫困曲线表明,近几年,医疗保险补偿后,城乡患病家庭的贫困并没有减轻,医疗保险在减少贫困上的作用很小。分析贫困特征的多元回归模型显示,家庭成员数量、教育程度、抚养比率、参保人数等都影响了贫困,而条件多元回归模型则显示,医疗保险对贫困的变动没有影响。

民族地区城乡贫困关联与城乡扶贫开发联动治理研究

城乡贫困协同治理将是民族地区未来实施"空间反贫困策略"的重要方向。基于民族地区扶贫开发的阶段性特征探讨与未来减贫形势研判,明晰区域扶贫开发与新型城镇化在"要素配置优化"方面的协同耦合机理,进而聚焦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民族地区城乡贫困的"区域产业、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和要素市场"等关联机制及影响因素,并在探寻"城乡扶贫开发分治"政策困境与明确城乡新贫困群体特征的基础上提出城乡扶贫开发联动治理策略,即:更新理念,推进城乡扶贫开发梯次并轨;增进协同,着力益贫性社会保护政策体系健全;注重发展,强化要素共融与贫困空间重构。

我国城乡贫困治理的新趋势及对策建议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阶段性目标完成之后,我国进入城市与农村贫困并重阶段,贫困治理迎来历史阶段性转轨,由绝对贫困治理逐步转向相对贫困治理。在新的发展阶段,对相对贫困的治理就是要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持续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这是亟待我们去深入研究并切实解决的重大问题。加强城乡贫困治理是推动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路径选择,是全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内在要求,为全球贫困治理贡献中国方案。随着时代发展城乡贫困出现新趋势:贫困从农村向城市转移趋势明显、绝对贫困治理向相对贫困治理转变,在一些城市人口中的贫困问题日益突出且在一定阶段内将会长期存在,这就使得城乡相对贫困治理成为新的发展阶段贫困治理的重点。新的发展阶段城乡贫困治理要以防贫为根本,继续实施精准扶贫战略,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构建城乡贫困治理一体化扶贫体系,构建完善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为我国贫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建立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贡献重要力量。

甘肃城乡统筹的贫困标准及贫困人口分析

针对当前我国许多地区贫困标准偏低且缺乏科学合理的贫困标准确定方法等问题,以甘肃省为例,从城乡统筹的视角入手,采用人体每天必需的各种营养物质量、每种食物含有的各种营养物质量及不同食物的单位市场价格建立计量模型,计算出甘肃城乡居民维持正常生活需要的食品消费费用;并依据甘肃不同收入水平城乡居民的生活消费支出和食品消费支出对经典的恩格尔系数进行校正,运用校正的恩格尔系数估算出甘肃城乡贫困标准和贫困人口。在此基础上,依据甘肃城乡居民的贫困成因分析,因地制宜地提出了提高城乡居民收入的一些对策措施,试图为甘肃及我国其他省份确定贫困标准及减少贫困人口数量提供一些可供借鉴的思路和途径。

和谐社会视角下城乡反贫困模式并轨的意义

城乡反贫困模式并轨是中国目前城乡贫困人口并存的现状格局特征的现实需要;城乡反贫困模式并轨是中国现行反贫困政策的边际效益几乎等于零或者说效益递减的内在要求;城乡反贫困模式并轨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城乡反贫困模式并轨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具体体现。

分项收入不均等与城乡贫困的实证分析:以内蒙古为例

基于内蒙古自治区1624户城乡住户调查数据,文章通过构造贫困分项收入分解框架,实证分析了内蒙古家庭分项收入分配不均等对城乡贫困的影响。结果显示:现阶段内蒙古城乡贫困的产生不是由于收入不足而是因为分项收入不均等分配。进一步研究发现,由家庭资本及其配置所决定的家庭经营收入不均等是贫困的主要致因,与城镇化相关的工资性收入不均等是导致城乡贫困的重要原因,且呈现上升趋势,而带有普惠性质的养老金和补贴等转移性收入并未能够让深度贫困人口更多的获益,这为精准扶贫阶段国家和地区相关政策的设立与完善提供了有益启示。

城乡二元性:中国贫困之新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松动使得中国现阶段贫困问题呈现出城乡二元性 的新特征，由此影响了我国反贫困工作的高效推进和社会的协调发展。本文试图运用社会学 的观点和方法，将城市贫困和农村贫困纳入统一的体系进行比较研究。同时，针对城乡二元 性贫困的现状，建议反贫困战略和对策做出相应的调整。

中国统筹城乡相对贫困治理体系构建的逻辑和路向

由绝对贫困转向相对贫困、统筹城乡相对贫困治理是2020年后中国贫困治理的时代诉求和战略重点。相对贫困标准确定难度大、相对贫困群体构成复杂且广泛、反贫“管理机构分治”“政策体系分割”“治理力量分散”、相对贫困治理联动协同机制缺失等问题将深刻影响统筹城乡相对贫困治理的进程和成效。联动性、协同性、普惠性、常规性和制度化等贫困治理逻辑决定了统筹城乡相对贫困治理的重点方向和突破口。由此,要制定层级性、差异性和动态性的相对贫困标准,培育和增强统筹城乡相对贫困治理的内生驱动力,整合城市社会救助和农村扶贫开发政策,建立统筹城乡相对贫困治理管理机构、信息救助系统和政策衔接机制,建立要素共融、空间共建和发展共进的城乡融合发展联动格局。

贫困家庭急需教育援助——对城乡贫困家庭教育负担情况调查

2002年6门,湖南省城市社会经济调查队对本省长沙、株洲、郴州、永州、湘潭、衡阳、岳阳、怀化、常德、邵阳等10个市和未阳、道县、慈利、溆浦、湘乡、新化等6个县的265户城乡贫闲家庭的教育负担情况进行随机抽样调查,结果显示,这些贫困家庭牛活艰难,子女上学更难,部分家庭子女因此而失学,尤其是农村贫困家庭因贫失学现象十分突出.

内蒙古城乡家庭贫困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利用2013年和2014年对内蒙古城乡家庭的调查数据,测算了内蒙古城乡家庭在两个调查年度的贫困状况,分析了内蒙古城乡家庭贫困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在调查年份,内蒙古城乡家庭的收入不断增加,工资性收入占内蒙古城镇家庭收入的绝大部分,但是比重有下降的趋势,家庭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的比重也呈现下降的趋势,只有转移性收入的比重有所上升;家庭经营性收入占内蒙古农村收入的绝大部分,且家庭经营性收入的比重呈现上升趋势,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比重也有所上升,工资性收入的比重下降幅度较大;贫困发生率和贫困深度在城乡家庭都呈现下降的趋势,而贫困严重性在农村家庭呈现上升趋势,在城镇家庭呈现下降趋势;家庭平均受教育水平、家庭规模、非农劳动人数、家庭固定资产、家庭经营类型和地形条件对内蒙古城乡家庭贫困产生显著影响。

伊拉克城乡贫困现状分析及展望

伊拉克遭受连续战争造成许多经济问题,致使贫困现象成为伊拉克政府和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并在逐步恶化。通过阐述贫困的概念、成因、伊拉克地区贫困现状以及国家在教育、卫生、基础设施、住房和工作方面的基本需求进行描述。对伊拉克规划部/中央统计与信息技术部和穆迪数据库的有关数据整理发现,伊拉克地区贫困化现象严重。主要原因是管理不善、打击恐怖主义战争、前所未有的进口市场和消费的开放。对此,提出目前迫切需要政府制定降低贫困的措施。

后2020贫困问题初探

作为发展中大国,后2020中国仍然存在贫困问题。考虑到世界各国经验和扶贫成效,结合中国国情,应根据人的基本需求变化来确定新的贫困标准,这既符合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通常做法,又能够体现中国扶贫成效。扶持对象更加关注深度贫困地区和特殊困难群体,解决难啃的硬骨头。扶贫战略应推动反贫困走向城乡一体,因为城乡住户调查一体化、低保和扶贫两项制度一体化、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能够为统筹解决城市和农村贫困问题奠定基础。后2020贫困问题的政策取向可以是区域政策解决制约深度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发展的外部约束,开发式扶贫政策提升一般贫困人口向上流动的能力,精准滴灌式扶贫政策解除特殊困难贫困人口的特殊困境,城乡一体化扶贫体系解决扶贫的"真空地带"。

通过审计监督促进城乡低保工作规范化

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政府对城乡贫困人口按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进行差额救助的新型社会救济制度，被称为“社会保障体系中的最后一道安全线”。自1993年上海市首创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来，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经过不断地改进、完善和规范化建设，到2007年国务院要求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标志着覆盖全体城乡困难群众的最低生活制度的全面建立，截至2012年2月，民政部统计全国享受低保人数达7540．3万人。实践证明，实行城乡低保制度，保障了城乡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

关于进一步规范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档案管理的思考

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以下简称低保）是对低于当地最低生活标准的城乡贫困人口实行差额补贴的一项社会救助制度。截至2013年底，全国有城市低保对象1097.2万户、2064.2万人，农村低保对象2931.1万户、5388.0万人。随着低保工作深入开展，保障面不断扩大、资金量不断增加，挪用低保资金、骗保等案件也时有发生，迫切需要档案支撑。本文从低保档案工作开展中存在的问题入手，提出进一步规范低保档案管理的措施。